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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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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章立凡（章乃器先生之子） |
| 作者：章立凡 来源：维普资讯/浴火凤凰网 本站编辑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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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父亲和往常一样，每次都按时到会。自20年代他进入银行界起，就养成了守时的习惯。会议期间代表们的用车是统一安排的，有一次车子因接侯外庐耽误了一会儿，开到时父亲已在家门口等候，并指着手表对司机说，你晚了五分钟。
怀仁堂——这座皇家禁苑中轩敞的古老建筑，曾默默地注视了几个朝代的盛衰荣辱。自1949年以来，这里一直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建国前夕，父亲曾在这里与600多位政协代表一起，举手通过了政协的《共同纲领》，选举出新国家的领导人；1954年9月，他在这里举手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他曾多次在这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及政协、人大的历次会议。如今，这里的一切都与往常迥异，不见了昔日的肃穆祥和，雍容谈吐，所有的人都紧绷着面孔，闷热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这是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陷入网中而又保留着人民代表身份的“右派”们，不得不放下学者名流的架子，在各个小组内接受着无休止的斗争，违心地作着屈辱的检讨。
黄绍竑因为经受不住，两次吞安眠药自杀，被送入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
陈铭枢则在赠答友人的诗中，以这样的诗句形容当时的气氛和自己的心情：
君诗忧患积，一语九回肠。
痛定宁思痛，群弦已共张。
赤标天下鹄，青换眼中桑。
莫负苍生愿，相将造乐康。
父亲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在“群弦共张”的四川组会议上，面对着他熟识或不熟识的面孔，忍受种种的批判乃至谩骂，以辩才著称的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舌头的厉害。但他仍拒绝强加的罪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做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
他在会上做了个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
在逐条辩驳了强加在头上的种种罪名之后，他郑重声明：“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发展，对右派的处理问题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
7月7日下午三时，由周恩来主持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就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龙 云等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父亲是民主党派中被停止职务的第一人，前面提到的老先生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请问国务院工作人员有没有被停职或类于停职的规定？”他注明这个问题是“为了章乃器”，但为避免承担责任，他又在条子上注明“随便发问，并不是我主张。”周公用铅笔批道：“有这样一种处分方法，但对部长级还没有用过。”会上还谈到了苏联撤销莫洛托夫、马林可夫职务的经过。
两天后，毛泽东在上海又点了一批右派的名，并且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八大”的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在与会者中引发了争论。他在10月9日的最后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在事实上改变了“八大”政治路线，为此后一系列扩大阶级斗争的举措开辟了道路。
10月13日，毛泽东指示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看他怎么办？”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统战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处理意见。针对当时普遍掌握政策过“左”的现象，刘少奇在会上说：“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对右派的安排，××就表现的很‘左’，×××也不赞成章乃器，似乎×××却成了‘左’派。……现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头面人物，要安排。”当时对这三人处理的底案是：
撤销国务院部长和人大职务，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章伯钧还保留政协常委。
当时给父亲定案的最大障碍，就是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尽管处境艰难，他仍泰然自若，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据说是因为他在部内威信很高，“威风打不下来”，于是又有人安排了民建、工商联与粮食部的联合斗争会，自12月19日起开始举行，两会的负责人均到粮食部与会，一连斗了三天，父亲安坐聆听，时而咬住烟斗抽烟，时而闭目养神。到第三天时，某公（父亲昔日有恩谊于他）声讨刚毕，父亲突然起身走到他跟前，大声说：“你没良心！”登时全场大哗，接下去又是一场人海战术式的围攻。父亲如此强项不屈，会是没法再开了，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
1958年1月，父亲写出了一份3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面的全部经历。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直到被撤职，父亲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
主持审查处理工作的领导（即当初鼓励他鸣放的那位——李维汉）也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
十
父亲这种倔强的态度，使他在后来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1958年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会上通过了撤销章乃器等38人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他的名字第一次被排到“右派”中的首位，这是一种“加重处罚”的信号。26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也被撤销。
1月28日上午，父亲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总理召见。他已预感到是怎么回事，便穿戴整齐，坐车前往中南海。
11个月以前，他来到这里，聆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现在还只是农历的腊月，再过几天就是立春，这个节气来得比去年还早。中南海湖面却依然封冻，周围仍是灰蒙蒙的一片……
沉思中，车已到西花厅前停下，他振作精神，安步踱入这座早已熟悉的古老建筑。周恩来总理、习仲勋秘书长和徐冰副秘书长已在客厅内等候。由于事态已经明朗，双方的情绪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接下去是一场无拘束的谈话。父亲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伯钧、隆基的职，马上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
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等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
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
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30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5年吧，5年不够，也可以看10年，到那时我也不过70岁；我现在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10年。
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谈话结束，父亲与周公和习、徐二位一一握手道别，离开了西花厅，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他乘坐的黑色“吉姆”轿车驶出红墙，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望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9年来，他第一次有了闲暇……
29日下午，国务院第69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并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审议决定。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3次会议的决定，撤销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的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似乎一切都该打上句号了，但这只是劫难的开始。
在这场对知识分子良知的大围猎中，55万人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如再加上被内定“中右”、“右倾”者，以及所有受打击者的家属子女，受到迫害和株连的人数当在200万以上，造成众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右派”中除个别人外，均被处以撤职、降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监督劳动、劳动教养等不同处分，其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一些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判刑劳改，甚至被枪决，在运动中自杀及在劳改或其他迫害中死去的人数更无法统计。
十一
“反右”使“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科学与民主”的传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运动刚刚告一段落，又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历史的车轮急剧左转。此后的数年间，经历了“大炼钢铁”和“吃大锅饭”的所谓“大跃进”，庐山会议的“反右倾”，“神话”一天比一天多，口号一天比一天左，科学知识不再被尊重，蒙昧主义大行其道，没有人再敢于提不同意见。直到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一下子减少了2000万人口(亦说3000万)，这股反科学的蛮干狂热才逐渐降温。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的宅院中，闭门蛰居。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将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专著，写了数百万字的笔记。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锻炼身体，除了气功、腰腿八段锦外，每天坚持做25个俯卧撑，还在浴室用冷水浇淋全身，并摩擦全身两千多下。
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一次政协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和另一位领导（即曾鼓励父亲鸣放，后来又主持给他戴帽子的那位）接见与会的委员们——
周公与父亲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
“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父亲也笑着回答。
那位领导有些尴尬，忙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还有一次在政协开会，巨赞法师拍着他的肩膀说：“章乃器啊，我看你的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拿下来了。”
他风趣地回答：“这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帽子，我是不认可的；对于我头上的这顶民主人士的帽子，我倒有点不耐烦了，准备丢掉了。”
某次政协组织到外地视察，同行者中有王枫、董竹君两位女委员，路上聊天时，心直口快的王枫问他：“章先生，我们以前一直读你的文章，对你很钦佩的，可这一次，你怎么会当右派？”
面对这有些唐突的提问，父亲显得很有涵养：“王大姐，再过10年，你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可是对有的故旧，父亲却一点不讲恕道。一次政协小组会上，某教授（年轻时曾受父亲提携，“反右”时积极斗争他）碰巧坐在他的身旁，父亲吟诗一首赠给教授：
“名裂身末败，家破人不亡。
钢筋铁骨在，冷眼对豺狼。”
教授大怒，反唇相讥，指控他意在攻击党的领导。以两人间的历史恩怨而言，这首诗的份量当然不轻。
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后，父亲已经作古，教授亦有悔悟，主动提出应给父亲平反，这也是应当记述一笔的。
1962年三四月间，父亲向二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交了两个提案，就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而彭德怀也在6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万言的申诉书，虽然两人并无任何联系，但这种举动在当时被批为刮翻案风。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劝告，但父亲表示：“‘唯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朋友是软骨头。”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销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3月7日，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从此，父亲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据说，周恩来对开除会籍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批评说，一个人总要有个组织，你们把章乃器的会籍都开除了，将来怎么做他的工作？
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父亲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后他的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但仍保留服务员、炊事员、警卫等其他待遇。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工作人员全部撤走，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增加到200元，但房租、水电、电话等费用均改为自己全部负担。更有甚者，1957年的那场被人诬告的经济官司，又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打击手段，致使父亲在1964年底败诉。法院查封财产清偿，并曾一度将他羁押。这宗令新中国法制蒙羞的旧案，至今尚未得到纠正。
父亲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对联：
“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他坚信历史会作出最公正的结论。
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征求他个人意见，表示如愿出国，可提供一切方便。但父亲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爱国理想，才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回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绝不违背初衷。
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浩劫席卷了全中国，父亲的生命之火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漫漫长夜中耗尽。1977年5月13日，他在曙光出现之际赍志以殁。■
1995年9月3日脱稿
（全文完，点击这里：返回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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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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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7月11日编辑转载 / 2018-12-03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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