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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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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章立凡（章乃器先生之子） |
| 作者：章立凡 来源：维普资讯/浴火凤凰网 本站编辑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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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6月8日的《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父亲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这时的批判方法也颇堪玩味，有不少路数其实是开“文革”中“大批判”之先河，披览之余，兹择其妙者分类列举如下：
一曰移花接木法。此法源自古代幻术，你的原话是这个意思，经批判者移花接木，就变了另一种意思。如原意是担心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并被敌人用来作反宣传；有批判者演绎出“抽筋剥皮”四字移接于后，指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
二曰断章取义法。前法是加法，此法是减法，取自古代刀笔猾吏。你的原话本意是完整的，经批判者掐头去尾，截取一段，曲解成另一种意思。如前面提到的“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红色”是形容词，以修饰“资产阶级政党”，本意是强调民建的进步性；批判中删去“政党”二字，变成“红色资产阶级”，就可作为美化资产阶级的罪证。又如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三曰无限上纲法。此法明清两代文字狱常用，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加发扬光大，家喻户晓。你批评教条主义，就把你上纲到反对革命导师的领导；你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以党代政，就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大帽子。大网弥天，罗织入罪。
四曰整旧翻新法。此法传自民间的工匠，裁缝师傅用之最多，割裂时代背景或曲解原意地加以诠解，挂联当前形势，一番穿凿附会，就足以证明你的反动立场由来已久。当时民建、工商联曾为父亲编过这样的专辑。在我为他申请平反和编纂文集的时候，这几本现成的小册子倒是帮了我不少忙。
六曰无中生有法。老子《道德经》云：“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对万物起源的哲学思考。而用此法整人者大都不明事理，更无道德可言，或捕风捉影，或凭空捏造。例如“章罗同盟”就是其典型杰作，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内素不相和，被硬拉到一起，株连多人，铸成冤案。父亲与此事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有人造谣说他参加“章罗同盟”在全聚德的会议云云。
七曰兜头泼粪法。此法流氓泼皮习用，只须将大桶粪秽向被批判者全身泼洒即可，不必多下考据功夫，最适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批判者使用。诸如个人财产、邻里纠纷、夫妻夜话，男女私情之类最宜入选，越是耸人听闻，就越能达到使被批判者名誉扫地的效果。
八曰乱棍齐下法。此法历代公堂皂吏多用之。批判者倚仗人多势众，棒喝声威，不容被批判者有辩解的余地，敢有不服者，乱“棍”齐下，打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直到诬服为止。
帝王术讲求“文武之道”。前面六法皆是文法，深文周纳，以谋略取胜。后二法是武法，虽等而下之，但简单易行，屡试屡验。但充其量也只算是文斗中的武法，有别于“文革”中真刀真枪的武斗。
六
在这场疯狂壮烈的交响曲中，仍奏出一丝不和谐音。
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父亲却要作反批评。
他在6月10日工商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
他不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在会上受到批评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唯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销浪费掉了……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销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个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下面摘录一小段会议记录，可略见一斑——
章乃器：否定运动的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你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就是这样巧妙地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老，你是年高德劭的人，不要这样急，最好冷静一点。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明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你违反宪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章乃器：那是你的宪法。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与会者除了倚仗人多势众外，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更无人能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与之辩驳。父亲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和帽子堆中。这真像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品和水平，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可怜过。
也许是对这种无意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而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七
有了上述的“悟性”，父亲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手持被视为他的标志的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前面提到的民建那位老先生是社务委员，过去是常常主动出席的，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转给了父亲。父亲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份内之事，他当然明白此公的良苦用心，但还是坦然与会。
一进会场，他就对章伯钧说：“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因为同样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称。但两人除了开会见面之外，并无私交。以前章伯钧到家中拜访过一次，父亲因为忙，一直没有回访。至于储安平，父亲只是在一些场合与他握过手而已。
由于开会的人未到齐，大家坐在一起闲聊。谈到章氏的始祖，章伯钧说是秦二世时的将军章邯，后来投降了项羽。父亲说，这应否算投降还须研究。这段对话在二天后的报上刊出，变成了“章乃器借着这一点，讽刺章伯钧说，‘你祖先原来是个投降将军！’”其实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章邯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祖先，章乃器是不能自辱其祖的。这段报导还触发了一位漫画家的灵感，报上刊出了一幅两人互相涂脂抹粉的漫画，题曰“宗兄宗弟”。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唯恐不远，批之唯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父亲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上，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又有如下的对话——
章伯钧望着坐在他对面的章乃器，说：“我的宗兄是不是谈谈，给我提提意见？”
王昆仑笑着说：“是同宗嘛，把你们的家务事摊开来谈谈吧！”
章乃器笑望着章伯钧，说：“你到我家只去过一次，我还没有到你家去过哩！”
章伯钧半笑着说：“我们人没有联系，思想有联系吧！”
章乃器于是向章伯钧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
“……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父亲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1．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工商业者；3．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他，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八
父亲呼唤和风细雨，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
6月18日，即座谈会之后两天，民建中常会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父亲谈话，要他作检讨。
父亲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文章，即指毛泽东2月26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在前一段的批判中，不断有人搬用讲话中的内容打“语录仗”。由于大家听的都是录音，记录上不尽相同，批判中常常为此争论不休。
6月19日，这篇讲话经“根据当时的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后，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其最主要的补充，是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笔“但是”，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位当场聆听过讲话的“大右派”，本指望能靠这篇讲话的内容保护自己，及至看到原意全非的正式全文，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
6月25日这天，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即将在一届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谈到当前的反右，并有一段批判父亲的文字。父亲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
在场的其他人见势头不好，群起而攻之，接下去又是一场唇枪舌剑的混战，秩序纷乱。父亲力持已见，并且声明，他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像爱护眼珠一样。
平心而论，周公又何尝不爱护这位相交20多年的老朋友，何尝不了解他的出众才华和正直人品？1949年经周公安排，父亲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年又提名他出任粮食部长；他婉劝父亲专门致力粮政，避免卷入民主党派的内部纠纷，也是出于爱护党外干部的一番苦心。这两年周公处境不好，被迫做检讨才勉强过关。今年赶上整风反右，形势比人强，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也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父亲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场争论是两位朋友多年交往中唯一伤了感情的一次。
父亲的话份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后来他俩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父亲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公则温语有加，往往作了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这件事当时见诸报端之后，父亲的性格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一些老前辈见到我，还常常会提起此事。
接下去的批判逐渐演变成一场闹剧。
例如当时各报都刊登了一位抗日老战士口述的《回忆一件往事兼质问章乃器》一文，大意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际，是他所在的游击队将章乃器、胡风、史良、邹韬奋等人救出，转移到安全地区。老战士谴责章乃器：“在最艰苦的时候，党派了自己的儿女用生命搭救了他，解放后又把他放在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而章竞“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最后他用“这种人简直没有人味！”的粗话，表达了自己的革命义愤。
——事实上，香港沦陷时，章、史二人都在重庆。这位老战士可能是记忆有误，但历史岂是能够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当一个人“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 ；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
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父亲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其中也不乏他早年帮助和提携过的晚辈。更有甚者，他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父亲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反咬一口，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父亲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50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
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父亲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谅某些伤害他最重的朋友。其实这些朋友，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样品尝了苦果，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忏悔。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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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7月11日编辑转载 / 2018-12-03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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