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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来棣 来源：共识网、爱思想网站 信息获得时间：2007年3月 / 2014.10.28.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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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王实味后,毛又把矛头指向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他说:“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10]毛还下达如下指示：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半条心）问题，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问题。要注意反特务斗争。[11]
1943 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该文件指出：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双方都派遣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在全党开展一次组织审查，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题为“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号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鼓励群众揭发检举。于是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全面掀起“抢救运动”高潮，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
在“抢救运动”中，通过批斗会、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挖出”了大量“特务”。1943 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中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全校只有2,500 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他还认为，行政学院里“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12] 据披露，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 170 个“特务”；西北公学500 多人，只有20 人没有被“抢救”。[13] 许多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外来干部是中共地下组织介绍来的，这些地下组织也因此被打成“特务组织”，甘、陕、川、豫、浙、鄂等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14]
当时中共甚至把“一二·九运动”也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
时任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的蒋南翔在1945 年3月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谈到：听说不少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领导“抢救运动”的干部公开说：“国民党于1935 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因此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救）”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救”）。直“抢（救）”得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抢救运动”中“90% 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蒋建议中央以后不再用群众斗争的方式“普遍肃反”。[15]
据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 80% 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16] 象李锐、于光远这些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当时都曾被当作特务关押了一年多。
1943 年底，中共中央鉴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被打成“特务”、各机构无法正常工作，乃决定对“抢救运动”中被定为“特务”的人逐个甄别，结果大部份人被平反。但是，为了掩盖“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王实味不但未得到平反，相反却于1947 年被处决，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也不予平反。【本站注：历史依然重演，55 万“右派”改正，但留96个不予“改正”,以示“运动”是正确的……如出一辙。】
据亲历延安“抢救运动”的温济泽、韦君宜等人回忆，“抢救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甄别后，毛泽东为挽回影响，曾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赔礼道歉，为抢救运动的错误承担责任。[17] 但这仅仅是口头道歉而已，毛始终不承认所谓的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是他刻意制造的大冤案，更谈不上认真总结这次运动的惨痛教训了。当时，蒋南翔的“意见书”送到中央后，毛不但将其“留中不发”，而且对蒋南翔组织批判。此情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从蒋南翔的遗稿中获悉。[18] 直到 1962 年，毛还毫无根据地信口胡言：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鼠标悬停于粗体字上可看说明）,只是认为当时把他“杀了不好”,应该“让他劳动去”。[19] 毛死了 6 年后，中共才为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平反。1991 年，在温济泽等人的推动下，蒙冤将近 50 年的王实味才获昭雪。
借题发挥的《武训传》批判
中共夺取政权前夕，1949 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附属物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主要打击对象。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远比消灭地主资本家复杂，何况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都需要知识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的针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其着重点显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采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做法，用群众性批判运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毛泽东于 1951 年5月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
黄宗英的丈夫赵丹演武训，黄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师。影片于1951 年初放映后，报刊上发表不少赞扬的文章，但也有人认为，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学“不足为训”。
1951 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批判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争论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该社论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批评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48名作者，毛泽东的恼怒跃然纸上。随后他又派江青等人到武训的家乡“调查”，写成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续刊载。该“调查记”断言，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指责《武训传》是“利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
毛泽东为何借《武训传》大做文章、搞政治运动呢？
1957 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20] 显然，在毛的心目中,“文化人”就是复辟势力，应被列为“打倒在地”的对象。
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党员、团员、宣传部门、文艺界、教育界、史学界、报刊编辑、记者全都卷入了这场批判《武训传》的运动。被上述社论点名的48 人以及该影片的编导和主要演员都被迫按照毛的观点检讨并接受批判，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达数百篇。从此不但该影片遭禁演，各地为纪念武训而办的“武训学校”也一律更改校名，相关的纪念石碑、塑像、画像、纪念亭统统被拆除。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虽已去世多年，但因他生前推崇过武训，于是也遭到无情批判，而且殃及其弟子。【本站注】批《武训传》其实是为了批陶行知，批倒陶行知，就否定了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但陶行知毕竟曾被毛本人及中共高调肯定，毛为陶行知的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已无法更改或收回，故拿“武训”开刀，而武训恰恰是陶行知生前推崇的。批了武训，必然连带陶行知。而事实证明，后来批判的矛头是直指陶行知的。关于此，可参阅笑蜀的文章《“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的不幸遭际》。
让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武训传》批判硝烟未散，1951 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1] 紧接着，《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了《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长文。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在这些人当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完全被党掌控。12 月23日和24日，毛还两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朝鲜战争，政府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所有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尽力挖掘自己内心的所谓“反动思想”,不顾事实地丑化自己。
官方还鼓励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充当“领头羊”，在报上率先发表文章咒骂自己。例如,梁思成发表了“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罗常培写了“我究竟站在什幺立场为谁服务”，还有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和光未然的“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但知识分子们的检讨往往不为各单位党委组织的群众性学习会所接受。有些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象斗地主一样对他们“揭露”批判，知识分子稍有辩解便遭到辱骂，他们为了“过关”，不得不颠倒是非地加倍丑化自己。比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因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此时却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 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参加过军事科学研究，此时被迫检讨说：从事这一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24]
经过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表示“与旧社会割断联系”，效忠共产党，其人格遭到严重侮辱。知识分子应有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冠上“反动”标签。不久后毛泽东宣布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方针，迫使知识分子奉苏联为师，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探索和实事求是精神，在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从此只见曲阿附世之文，而上乘的精神产品则完全绝迹。
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组成部份,文艺界于1951 年11月开始“整风”,胡风的文艺思想成了“整风”的靶子。
胡风曾被中共认作是“党外进步作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鲁迅合作同国民党文化“围剿”作过斗争。因他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左，被视为“异己”，迭遭同仁的批判。胡风为了批驳对方，说明自已的文艺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观点，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写成长达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于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
这封30万言书对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面上尊重，骨子里却大相径庭，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愤怒。1955 年春，胡风与朋友之间来往的信件被其中一个“朋友”告密，落入毛泽东之手。信中有对毛不敬的语言和对文艺界现状不满的牢骚，毛泽东如获至宝，立即命令《人民日报》于1955年5至6月分3批发表这些信件，并加上标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毫无根据地捏造罪名，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25]
【本站注：关于此案，可点击视频：【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时间开始了——胡风冤案始末；另见左侧相关图文报道链接。】
根据毛旨意，胡风夫妇于1955 年5月17日被捕，其它“胡风分子”也陆续锒铛入狱，他们的被捕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凡是与“胡风分子”有过来往、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无一例外地受到群众的揭发批判，或停职审查，或被剥夺人身自由而“隔离审查”。1980 年司法部门关于“胡风一案复查报告”称：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共涉及 2,100 人，逮捕 92 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 78 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 23 人。而据知情者称，“真实数字远不止此数”。[26]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才开始复查此案。1980 年司法部门的复查结论是：“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27]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入狱25年后才得以无罪释放。但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面子（实则是党的面子）,《平反通知书》中对胡风的政治历史、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仍有不少捏造之词，尔后又过了8年，胡风一案才从政治上到文艺思想上得到彻底平反。此时已是胡风蒙冤33年之后，而胡风业已辞世 3 年之久！
“反胡风运动”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许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或被“揭发”出“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成为“肃反”对象，造成了不少冤案。
比起《武训传》批判与“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运动”的惩罚手段升级了。
在前两次运动中，虽然对知识分子态度粗暴，乱扣“反动”帽子，毕竟还是在思想批判的范围之内，批判对象没有受到任何处份；而“反胡风运动”则将持不同文艺观点的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反革命”,送进监狱。从此，毛泽东整肃知识分子进入一个新阶段，动辄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对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6 年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平静而舒畅的一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改变科学落后的状况，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个人崇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而被撼动。
为挽救极权统治的危局，毛泽东提出了缓和政治矛盾的“十大关系”和博得知识分子欢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进而公开鼓吹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宣传唯心论的自由”。于是有人欢呼，中国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
（未完：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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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07年3月 编辑转发 / 2018-11-11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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