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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学俊 ·

撰稿：应学俊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编辑发布

最近无意间重看了几集央视曾已播过的《汉武大帝》,再次看到汉武帝撰写轮台“罪己诏”的一幕。不知怎的，笔者脑海中突然浮现出1970年代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双膝跪下的场面……

汉武帝晚年面对危难局面，反思历史，似幡然醒悟，遂痛改前非；驳回大臣桑弘羊等人关于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此即为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时公元89年）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在场的人无不目瞪口呆。一个不需要跪的人替所有应当跪而没有跪的人跪下了！但后来人们说：跪下去的是一个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

中国古代帝王的“罪己诏”与勃兰特之跪，这二者之间异同何在？是一回事吗？窃以为相同的是，都是统治者对历史的反思与不同程度的忏悔，是对历史责任担承的一中表现。但它们又有诸多不同之处，有些甚至是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古代帝王“罪己诏”的是与非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对于古代帝王的罪己诏常常是这样说的：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处在危难之时颁发的，目的是消除民怨，笼络民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和失败的反省忏悔。

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上面这样说当然是可以说得通的。但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写过这样“罪己诏”的也就是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位呢？其他君王都没有经历过大厦将倾的危难之时吗？其他君王都不懂得用这样的方法来“笼络民心”、“欺骗百姓”吗？所以这似乎又是不大能自圆其说的。至少，公然向国人承认自己执政之失误，甚至如汉武帝那样具体陈述错在何处，还是要一点勇气的。君不见在中国的某些历史时期，明明国家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治国方针出现了明显的严重失误，百姓饥饿难耐，甚至在许多地方已常有“路倒”、饿殍了，但我们的报纸上不仅对失误讳莫如深，而且还要高呼“形势大好”而把一切问题归于“自然灾害”和某些客观原因，而某些领导人总是生动地掰着手指头将国家大政方针的严重失误而导致的国民经济严重滑坡人民挣扎于饥荒之中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九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问题）的关系”，且美其名曰“劲可鼓不可泄”；而对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的其他领导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并“全党共诛之全国讨之”。“罪己”——谈何容易，甚至直至临终，也未见只字“罪己”或曰“自我批评”之言！

论“罪己诏”之起源，当始于禹、汤；此后有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纵有遗漏，浩浩历史长河中也就屈指可数的这么几位吧。足见“罪己”并非易事，“罪己”还是难能可贵的，遑论古代君王“罪己”的“欺骗性”有何意义！难道有了罪错不认账倒反而是坦诚且可称道的？

中国古代君王之“罪己”，继续执政者则往往迎来国家一个时期经济的复苏和百姓的休养生息及社会发展，但这些令人欣慰之现象也往往好景不长，新的问题不断发生，奸臣重又当道，社会再度动荡，百姓再度生灵涂炭——何故？皆因君王“罪”的是“己”而非封建极权之“制度”。而没有制度保障，于是只有君王可以“罪己”，而他人是不能对皇帝之决策说三道四的，轻则罪名是“非议朝政”或“攻击、污蔑三面红旗”什么的，重则便会遭来杀身之祸——“冒死进谏”一词即由此而来，而彭德怀则可谓“冒死进谏”之现代版。

如果君王刚愎自用至极，硬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那么也只有民生凋敝、生灵涂炭了，百姓只有仰望苍天，企盼新的能厚待苍生的“真命天子”出现；要么，就是重演揭竿而起的暴力斗争，血流成河，周而复始……

勃兰特“罪己”：言行一致的彻底性

中国皇帝“罪己”方式是说话、表白、写一篇文章公诸于世，曰“诏”。而1970年12月7日，正在波兰访问的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向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间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数千年来，中国人晋见皇上或县大老爷时是必须跪的，所以“跪”对于中国人来说虽是大礼，但并非令人不可思议。但在西方，行双膝下跪之礼是极其罕见的。所以当作为一国总理的勃兰特在如此公众场合众目睽睽之下双膝跪下时，令在场的所有人惊呆了，空气似乎都凝固了。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没有像中国皇帝那样发表长篇大论，但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足以表达勃兰特发自内心的虔诚。

勃兰特的罪己与中国帝王的罪己似乎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勃兰特无罪，他本人就是希特勒时代反法西斯的战士，因被希特勒下令开除国籍并追捕而被迫亡命国外。勃兰特此举的心路轨迹是这样的——1973年他在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但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出任德国总理后，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献完花圈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就是下意识吧？”

勃兰特是为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而忏悔谢罪。在一个政治家与演艺明星竞相作秀的时代，勃兰特的真诚人性与道德责任良知难道不显得格外珍贵吗？

中国皇帝能颁布“罪己诏”已令百姓感激涕零，而群官或黎民在聆听这样的罪己诏时仍然要匍匐在地山呼万岁“谢主隆恩”的，并为历史彪炳；至于给百姓以某种赔偿，那却只是天方夜谭的事儿，百姓大概想也没想过。直至现代，对于冤假错案即使“平反、改正”，能“不留尾巴”，补发或部分补发点儿工资就算不错得很了（许许多多当年的“右派”并未获补发工资），即便如此，很多人亦已百感交集涕泗流，哪还有赔偿一说？

然而德国是不同的。战后 50 年间，德国认真支付了对欧洲各国的巨额战争赔偿。但一开始的赔偿还是有限的，主要是犹太人。而德国统一后，便开始向过去未签约的东欧一些国家进行赔偿。德国众多的企业还直接向民间战时受害者个人，即被抓的各国劳役及遗属们给予了大量的金钱赔偿。据德国财政部战后处理司公布，截止到1993年1月，德国对欧洲各国的战争赔款支付总额已达904亿9300万马克。根据德国的《联邦赔偿法》、《联邦还债法》规定，1993年2月以后，还要按计划支付317亿7200万马克。自战后直到2030年为止，德国总计支付的战争赔款总额将为1222亿6500万马克！不仅如此，当今德国的教科书里毫不隐讳自己的国家、民族曾经对人类犯下的罪过,他们要让子子孙孙牢牢记住,不可再犯！

勃兰特不是他一个人，他是实事求是、真诚忏悔的德国人群体、德国精神的典型。如果我们把勃兰特之跪看作德国“罪己”的代表性符号的话,那么,这就是“勃兰特”罪己的方式——说得少而做得多,真诚忏悔,彻底自新！所以人们这样评说勃兰特的下跪：“跪下去的是一个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一个在历史中重重地摔倒了的民族，在深刻反思和彻底忏悔后又重新振作起来了，不仅各国原谅了德国，而且，德国在21世纪初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

“罪己”要彻底,要“罪”到根源上；诚如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其“检查交代”必须彻底必须触及灵魂一样。德国认识到了历史的教训：一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应该再试图建立殖民统治。（《大国崛起》解说词）

“罪己”如不能从言和行两方面做到彻底，而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对某些根本问题讳莫如深，这固然可以使原有的错误获得一定程度的纠正，获得表面上的“康复”，但病根还在，一遇合适的气候就难免旧病复发！有时,我们已经看到原有的历史在部分“回放”了,即为佐证。

要进步，要发展，要“崛起”吗？必须如勃兰特那样，与错误和曾经的罪恶彻底决裂，不仅要“言”，更要扎扎实实的“行”。绝无它途。德国就是例子。而反面的例子呢？自然有日本，还有……“你懂的”？ □ 

200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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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09-07-17 发布 / 2020-05-12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