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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自我介绍：《南风窗》杂志创刊于1985年，双周出版，总部位于广州，发行覆盖全国，隶属于中国第一大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读者以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和大型企业的中坚力量最为集中，是中国发行量最大（单期近66万）的政经新闻杂志，在中国报刊零售市场以及公务、科研和公司等机构订阅，实现了双向全覆盖，这也是中国新闻类杂志中独一无二的。 南风窗以其公允而独立的叙事立场、冷静而优雅的叙事风格而深得人心，在政治、经济及思想学术领域具有广泛阅知率，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被外界誉为“中国政经第一刊” 美国《时代》周刊称《南风窗》为“一份属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时事刊物”。BBC、NHK 等国际媒体亦曾派出摄制组对工作中的本刊记者跟进拍摄，以纪录他们作为中国传媒业一种独特标杆的价值。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伯克利大学图书馆等北美知名教育、研究机构中，收藏有自创刊以来的所有《南风窗》，他们将这本杂志作为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进程的重要纽带。 本站窃语：如今媒体都姓党，《南风窗》当无例外了吧，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拭目以待耳……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
前苏联“亡党亡国”了吗？
“媒体姓党”……
重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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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2002 年——十三年大脉络） |
| ·凌志军· |
| 作者：凌志军（《人民日报》主任记者） 来源：原载“新浪网”2002年12月10日 本站编辑转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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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按】关注历史，就是关注现实。历史是过去的事情，对现在必有影响，也并非对个人毫无关系——除非你是个不用脑子的人。关注历史，就是关注时代的特征，就是把握历史发展的核心，就是弄清我们现在所处的坐标——何况，历史有时会有漩涡，会短时“回水”，有时会有“轮回”而惊人的相似——真因此，这篇历史回顾的综述，至今看来依然一点也不陌生，相反，依然能给人某种启迪。 当然，最终，历史还是要归于浩浩汤汤，奔涌向前……（图片与突出显示为本站所加） |
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 1990 年至 2002 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
用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观察，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追求崇高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眼睛里面更多的是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社会的主流。
今天（2002 年——本站注）回看这13年的中国，有个很充分的理由：这差不多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整个执政过程。之所以要挑出这十件事情来叙述，是因为：第一，都具有相当广泛深刻的背景；第二，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影响；第三，本身既有历史的价值，独木可见森林，又能承前启后，彼此关联，构成这段历史的大脉络。 ——本文作者
§ 1990：怀念毛泽东
1990 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位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
记者把这件事告诉邓力群,后者大加赞赏：“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贴切，也相当深刻的回答和解释”，对毛泽东的怀念就此可以“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的理性思考。”其实 30 岁以上（如今已四五十岁了—本站注）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位研究生的回答是出自毛泽东诗词。对毛泽东诗词倒背如流，在“文革”时曾是一种时髦，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后来说得少了，可是怀旧的情绪依然在。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现毛泽东”的人并不少：30 年代党的高级领导人在遵义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40年代刘少奇在延安发现了毛泽东思想；到了 50 年代、 60 年代和 70 年代，全中国都发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是 80 年代，邓小平率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现在那位研究生要说的不是这些，他的出发点是，在经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人还没有彻底了解毛泽东的价值，还有必要再“发现”。
其实“发现毛泽东”并不困难——因为它就在大街上。就像宋强和乔边两个人在多年以后说的，1990 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电影、书籍、形形色色的座谈会，全都热衷此道，毛主席像章卷土重来，一个长相有几分像毛泽东的演员受到观众追捧，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向毛泽东的故居韶山。《红太阳》录音带在各个大城市里销售，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天安门，反面是故宫地面的老砖。那上面录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总共30首，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当年唱遍了全中国。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出版这盘磁带的时候，估计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结果一个月卖了100 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敬爱的毛主席》最为嘹亮。
上海《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找来一群读者，想问个究竟。编辑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出版者在封面上用很怪的异体字写了“新节奏联唱”，这倒不是虚张声势。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电子音乐。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牛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
今天回想起来,那一年整个中国都变成了比拼搏杀的战场,这有点像那时美国的“纳斯达克”。不过,太平洋两岸人们关心的事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不是股票跌宕，不是技术革命，不是个人电脑能不能取代大型机横行天下，甚至就连经济衰退、失业和通货萎缩这些难题也不那么重要。那时候中国人的热情十之八九投向了政治领域。反对自由化、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 这些话现在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反复阐述的“至理名言”。
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一代人，那时候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
现在这些如日中天的职业政治家们，那时候刚刚走进中南海。
就像邓小平1989年5月说过的：“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在党的81年历史上,“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堪称杰作。邓小平毕其一生，多实践而少理论，不像毛泽东那样著述等身，但他发明了无数政治概念，像“白猫黑猫”“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防止‘左’”,还有“第三代”，全都脍炙人口，其对中国今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那些鸿篇巨制。
周恩来曾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三代领导人”的划分则是邓的全部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给后来者留下了异常清晰的逻辑，也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它有时候成为后人继承大统的象征，有时候又成为后人与前人划分界限的依据。
所以有些人认为，“第三代”这个词，把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自己的时代，和后来的江泽民时代联系起来，同时又区别开了。
如果说“第一代领导集体”是随着他们的去世而结束，那么“第二代领导集体”则是在主动交棒。此前 13 年,“第二代”在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那么生机勃勃。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了。他曾坚决地给予毛泽东思想以崇高的地位，也同样坚决地拒绝让中国回到70年代以前的老路。毫无疑问，他所受的是经典的共产主义教育，但是他却拥有一种彻底务实的精神。他热心改革,相信改革是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惟一出路。在共产党的老一辈领袖人物中，他几乎是惟一把经济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纠纷之上的人。他看透了老百姓之所以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点在他以前采取的行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对他今后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一个重大的烘托。
如果所谓政治家就是能够极其敏锐地洞悉天下大势，那么这个连毛泽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位。基辛格说他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这话并不过分。通过他，全中国的人都发现自己的生活改变了。不过，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不同的：已经富裕起来的人喜欢邓小平，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怀念毛泽东。这正是那时候中国人的典型心态。
§ 1991：“苏东坡”的冲击
经过 1989 年那场风波，无论是那些喜欢 80 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的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 20 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做生意，说是“经济制裁”。钱其琛后来拿毛泽东的一句诗来形容当日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推荐参阅本站博文：《前苏联“男儿”都上哪儿去了？》】
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分崩离析。
在19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又嗟叹不已。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兄弟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统治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把他处决了。
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社会主义的阵营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多好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16个字：韬光养晦，冷静思考，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1991年邓小平已不问政事,可在脑子里面总还装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那是他在十年以前说定的,总也挥之不去,现在看看眼前经济局面,不免担心。他警告中央政府的那些官员：“这叫滑坡了”,还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这最后几个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稀松平常，但在当时那种情形，所有人听了都会心头一震：那时几乎没有人对国务院提倡的“紧日子”表示怀疑。“治理整顿”长了，国家反而会出问题，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可除了邓小平，没有人公开说出。
1991年8月，江淮洪水终于后退，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西北和华北则又无雨，大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5亿亩，其中 5000 万亩绝收。但是这一切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生的事变。
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的最后行动发生在 8 月 19 日，其间经过异常激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令人厌恶的是，党把生存的希望建立在阴谋的基础上。窃听，秘密录音，封锁电台，把总书记和总统的六部电话全部切断，让佩带冲锋枪的军人占领要害区域，闯进总统卧室，软禁总统，派出军舰封锁海岸，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全世界撒下弥天大谎,说总统身体不好,已经没有行为能力,还说自己“采取行动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这些都是这一事件的典型情节。当日世界各国的评论中，有人说是“政变”，也有人说是“胡闹”，还有人说是一次试图挽狂澜于即倒的“革命行动”。“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想解释这件事，“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但是那些“铤而走险”的人始终声明，他们是在试图为党夺回权力。
可是莫斯科的民众不信任那些政变者，军队不听他们指挥，中央委员会里也开始有人谴责政变行为。共产党的背叛者叶利钦走上街头,站在坦克上发表支持总统的演说。然后,政变者投降了,让他们的“囚犯”重获自由。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克里姆林宫。他对记者们说：“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
苏共愚蠢行为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对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大战以来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 42 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在那惊心动魄的一周里，中国人的眼睛，没有不往莫斯科那边看的。看到戈尔巴乔夫竟又回到克里姆林宫，有人说：“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损失。”有人要求与苏联决裂；有人提议发动新一轮“九评”。中南海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但却有党的高级官员公开说，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
那时候有头有脸的理论家是不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也不讲发展,不讲国际化,不讲全球化，不讲世界的多样化。他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一本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的小册子，也叫“十九条”，用它来统一思想——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还批评那些“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非常有害”。
对于亿万3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舆论中的一些东西,的确让他们有“今昔是何年”的感觉。
“文革”当然是不可能“再来一次”的，这样做太露骨，也不现实——“怀念毛泽东”毕竟不是“怀念文革”。不过，还是有些新瓶装旧酒的味道。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过街老鼠了，但是可以把“反对和平演变”当作“中心”；批判“改革开放”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可以批判“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说谁谁谁是“走资派还在走”，凡经历过“文革”岁月的人都会笑起来，但如果说“党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就可以理直气壮了。
改变了斗争口号的同时，也有必要改变斗争策略。没有人充当“革命派”了，但却出来无数“清理小组”和“清查小组”；没有人再搞“全面专政”了，但必须让几万人“说清楚”自己的政治问题；犯了“错误”的人不再戴高帽子挂大牌子站板凳“做飞机”，但还必须一遍遍地写检查。
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文章,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还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结果就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这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
回顾第三代领导迄今为止的执政历史,从1991年的春天到1991年冬天,是他们经历的最严重的也是惟一的一次危机。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事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争论。中国又缺少西方那种可以让一件有争议的行动长期进行下去的传统，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这套路无论怎样改革，还是改不掉。1991年年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那片土地上从此有了15个总统，这似乎证明这套路数是正确的。如果说1990年是“毛泽东年”,那么，从1992年开始，历史又回到邓小平手中。
§ 1992 年春：“邓旋风”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在 1992 年1月的南巡，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十三年”。
就像每一次离开京城一样，邓的这次出巡也是在一群地方官员的包围中，但他的本意正是要见见这些人，看看京城以外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所以下车伊始，就走到深圳的大街上。这位 88 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光着脑袋，露着花白稀疏的头发，不穿大衣，话越来越多，带着四川乡音，在城市的喧嚣中微微发颤。
陈锡添后来回忆当日印象，说邓小平真是“和蔼可亲”,“平和地娓娓道来”。可是至少在以下一段话里，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和蔼平和，而是咄咄逼人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 100 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周围那些人现在心里明镜似的：这老人是冲着 1989 年、1990和19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十年以后,一个名叫“过客”的人在互联网上也谈到这件事：“如果没有他,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痛苦很长时间，那不是‘文革’的痛苦，而是在看到现代化的曙光之后又被打瞎的痛苦。”人们把“扶大厦之将倾”和
“挽狂澜于既倒”送给他。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旧居，堂屋正门两侧立柱上，一副用金色大字镌刻而成的楹联，就是这样写的。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大厦倾”、“狂澜倒”的痛苦是不应该重演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这种痛苦一样令他们感到厌恶，有如邓小平在深圳说的“老百姓不答应”。
邓小平在1989 年冬天退休的时候，显然没想到会有今日之行。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那时相信中国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所以才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的平民生活。”然而他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都没有用。看来仅仅私下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到大街两边的高楼大厦，他就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听那些地方官员向他报告改革开放，他就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听到有人说“万无一失”，他就不屑地说：“谁敢说那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到了珠海，看到那一幢幢漂亮的农民住宅，他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听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了一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然后到了上海，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到了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随行人员怕他太累，催他离开，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有话要讲。”接着把手一挥：“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即便经过“文革”那样的打击也不思改悔，可是现在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一点余地也不留，仍然不免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呢。他还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乃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岁月中对此必有无数体验，在1992年的春天，也一定会有更加切肤的感受。3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南海决定把邓的主张推向全国。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他们得寸进尺：不仅公布邓的精神，而且公布邓的行动。市委的官员们开始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陈锡添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后来轰动全国的那篇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
§ 1992 年夏：为市场经济正名
新任总书记江泽民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现在，也即1992年春天，他已经拿定了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的主意。他打算站出来，既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
1992年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那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央党校，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昂着宽阔的额头，开始了那次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演讲。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不仅跟上了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走得更远：“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对于江泽民的讲话，邓小平不禁赞道：“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
“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呀！”史文银这一天在稿纸上写道，“你我鬓发都花白了呀！”龙永图也在发出大致相同的感叹。这个个子不高、戴个黑边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的“谈判首席代表”，自从 1987 年开始，就和外国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他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了一年又一年，外国人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不断地问：“你们讲了那么多，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尊敬的中国代表，你们中国是不是准备搞市场经济？”其实这位“中国代表”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鸿沟，把中国和世界分割开，有时候他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觉得就要跨过去了，比如1987年和1988年，有时候又被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罩着，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比如1990年和1991年。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想那些场面，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还有很多人，沉默很长时间了，现在也都开心得像孩子似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有杜润生、于光远、秦川、孙长江、林子力、童大林、马家驹、吴敬琏、吴明瑜、董辅、吴象。那个夏季的某一天，这些人走进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站在灯光柔和的会议大厅里，互致问候，拉手，拥抱，拍拍头，笑声朗朗。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这样笑过了。这一次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做东，请他们来研究一个共产党人从未涉及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吴明瑜穿一身灰色猎装，像是要让自己更年轻些。于光远兴奋得两眼放光，脸红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发烫。吴敬琏匆匆中断在美国的访问赶回来，手表上的美国时间还没有拨回来呢。“没有什么比这个市场经济研讨会更重要了。”他说。童大林似乎比吴敬琏还要着急，比于光远还要兴奋，他走进来，一边用手解开上衣纽扣，一边大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啦！”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最初还有些见仁见智。童大林喜欢说“现代化市场经济”，有人说应该叫“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还有人说“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最关键的东西已经有了。吴敬琏说：“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派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次”。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年到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是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报纸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老人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
计划经济的观念、反和平演变的观念、姓“社”姓“资”的观念、外资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已经出现瓦解之象。万里那时候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前台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现在也忍不住开口了：“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报》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说过的话。他们相信，“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 1996 年：实现软着陆
在中南海1993年6月采取行动约束疯狂膨胀的经济之前，把当时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加在一起，其实只用两句就说完了，一个是“大干快上”；一个是“同床异梦”。
人们普遍认定,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其实新周期是从 1992年启动的。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 12.8% ，比1991年高出5个百分点。现金投放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地膨胀起来，到年底达到 36% 。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言，土地和股票市场将会吸收大部分新增货币，但是居民消费品对现金的吸收力也突然增强了。
1993年从春天到初夏，中央政府说了无数话，苦口婆心，希望地方官员们能够理解，经济过热会有麻烦。可是直到7月5日全国金融会议召开的时候，不论中南海说什么，地方官员照样我行我素。大家嘴上众口一词地说“维护中央权威”，实则私下的想法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一个报告中严厉批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连副总理朱镕基也不得不承认，“党的号召力大大下降”。
全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有如昔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意识形态的梦魇。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怎么也挡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在商品市场上，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 17% ，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 40% ，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是江泽民与朱镕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自从进入中南海以来，朱镕基是第一次真正主持中国经济，而他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 20% ；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
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镕基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中南海又接连发出七个指示，把国务院的十个督察组派到20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七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正富有“朱镕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这位副总理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原来的行长李贵鲜离了职。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基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现在，整天胆战心惊的不光是国务院里的官员了，还有银行的官员。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 332 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
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点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可是在1993年结束和1994年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朱基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把印钞机器的转速降下来。这位副总理根据下属的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最繁忙的机器，要属印钞机，是“一天24小时停人不停机”的。钞票的发行速度创了历史纪录，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但是这一次中央政府的办法显然比五年前要聪明许多。他们希望把中国推上“完全用头脑改革的时代”；又说，1994年正是“这种理性改革的第一年”。李鹏总理也说，“出路只有改革”。
改革新政在国务院里一路绿灯。官员们重新活跃起来，纷纷把记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立场，解释政府想要干什么，公众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中央政府的“改革新政”包括如下方面：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现在大家都说 1994 年是“改革年”、“攻坚年”和“关键年”。这让百姓多了几分希望，但还不是兴高采烈,因为政府颁行的种种新政,既不是在这一年开始，也没有在这一年结束。在199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让自己手里的改革和1980年代有所区别。当时中央政府的说法，叫做“宏观调控”，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的权力过分膨胀，才能不偏不倚地让两者相融合。“宏观调控”在操作方面的难度之大，令“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副总理朱基，也颇感头痛。
接下来的 1995 年里，中国的经济似乎出现转折。江泽民和朱镕基联袂导演的“宏观调控”还未稳操胜券，不过，最紧迫的危险已经过去。城市改革本来已经出现突破的机会，可是看到那么多工人下岗，无所事事，衣食无着，实在叫人心惊胆战，不免又退回来。印钞机器的转速慢了下来，一塌糊涂的银行恢复了秩序，通货膨胀被遏止了，新的麻烦是通货紧缩。城里人用了30多年的粮票被取消了，进城做工的农民不用再背着大米了，商店的货架上什么都有，老百姓买东西也不用排队了。自从50年代以来，“商品短缺”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学者们把它叫做“短缺经济”，也叫“卖方市场”，意思是说，卖家是大爷，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没有卖不动的东西。买家是孙子，想买点东西，还得到处求人。政府殚精竭虑40多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40个月，情形就变了。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600种商品供大于求。朱镕基干脆说，“没有不多的”。人们现在谈论的话题是：卖粮难，卖油难，卖棉花难，卖水果难，卖肉难……真是奇特：“短缺时代”就这么结束了。一个新概念也在这一年中成为学者和官员的话题：买方市场。
到了 1996 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所有最重要的领导人都已公开表示，中国的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情节：邓小平自从1994年春节在上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到现在已经十几个月过去了，就再也没有出来过。这让人们都相信，第三代领导人真的依靠自己的智慧主持大局了，而新时代开始得相当不错。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 关键词：“小平走了；进入世界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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