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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 | |
| 罗隆基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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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人民日报 来源：《人民日报》 本站编辑转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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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按】中国至少从1949年开始，人治党治当道，法治微乎其微，经历了一系列运动式的“社会改造”，如“土改、镇反、肃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等，称为“政治运动”。虽已非“战争状态”，但这些“运动”依然是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充满人治、专制、和“民粹主义”暴力特色，被整肃或镇压的人毫无申辩权。因此造成冤假错案甚为普遍。这是罗隆基提出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背景。（诚然，这样的冤假错案在后来的“反右”“文革”中自然不断发生着，遍布全国各地，累积了许多高压下隐藏着的客观矛盾）。 罗隆基建议的结果是被打成“右派”，且为钦定。然而，历史证明了罗隆基的直言是实事求是的，真诚的。君不见，“文革”后，在胡耀邦总书记率领下，平反了全国多少冤假错案？上至延安整风时期的王实味，再到中央级的刘少奇及各地蒙冤的干部等，下至文革中蒙冤入狱乃至被处死的平民百姓。如此平反冤案，也并未给执政党带来什么“危机”，且效果是正面的。罗隆基所言何错之有？（鼠标置于上面文字，可见罗隆基简介） |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
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第二，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未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成绩，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
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
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人有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
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1200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入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立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原载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编 后】
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然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行追悼会。
历史毕竟是公正的，1986年10月24日(罗隆基诞辰90周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全国人大常务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事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追述了罗隆基先生的一生，热忱肯定了罗隆基先生的革命贡献，认为他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但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约占“右派”总数的0.7%），其中中央级5人，分别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如此“不予改正”和如上评价，以及章伯钧的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等一系列现象，折射出一种非常的“中国特色”——用两个指头也要设法遮住脸，为尊者讳。
罗隆基的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和《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等。
【上一篇】章伯钧 ：关于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发言（1957.5.22.）
【下一篇】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所谓“党天下”言论 / 19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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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1896.8.14～1965.12.07)，江西省安福县车田人。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创始人之一。到1957年，他成了被毛钦点的中国第二号右派，与章伯钧一起被毛诬称“向党进攻”的“章罗同盟”。因此他也成为最终没有得到正式“改正”的五名中央级右派之一。
章伯钧（1895.11.17.—1969.5.17.）,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反蒋、左倾，曾拒任国民党许诺高官；后期明确宣示支持共产党革命与共产党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