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狂飚震撼了中国大地。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 中，像章乃器这样的人物，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8月24日，红卫兵冲入章乃器的住宅抄家，他本人则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正在举行血淋淋的“打人集会”。送到这里的“黑七类”分子大多是有来无回。章乃器周围的人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唯有他凭着意志和气功的功力硬挺着，不久也因伤重而昏死过去。也是他命不当绝，恰在此时有一位民警奉命前来同红卫兵交涉，说是此人若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待，好说歹说总算把他要了出来。章乃器成为从这座戏院中活着出来的幸存者，但当他被送往医院求治时，竟遭到拒绝。章乃器挣扎着爬起来，在医院的长凳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

   “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

   信送出后不久，章乃器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章乃器经医院救治后被送回家中，但他的苦难还没有结束。请看他的自述：

    “8月25日以后7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注1]

　　[注1] 见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47、48、49页。

面对这种极“左”狂热下令人发指的暴行，章乃器对付的方法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他说：“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或死得其所。我知道，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此时此地，我是没有死的理由的。我可以镇静对待。”

  “其次，是因为我没有仇恨之意。我看到，人群之中即使有不纯的分子，但绝不是我的敌人，也绝不是阴谋陷害我的仇人。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我应该心平气和的对待他们，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又其次，是因为我还有顽强地活着的愿望。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

　　章乃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力，进行了8天的绝食。直到他被赶出原来的住所，迁入北京东郊的一座普通居民楼，他才恢复进食。从那时起，他蓄起了胡须。他凭着自己修炼多年的气功的功力，自疗好身上的创伤。他说：“我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去有个红色的外围带锯齿形的椭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瘀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间和膝部经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发现手上的乌紫退色了，右目已能见物，内伤疼痛也减轻。真是气到之处，效验如神。”[注2]

　　[注2] 见章乃器：《七十自述》149页。

　　章乃器一生的最后10年，就是在北京东郊那座普通居民楼的斗室中度过的。他在逆境中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当健康完全恢复以后，章乃器每天清晨到附近的日坛公园做气功，然后到菜市场买菜，回家后自己动手烧饭。尝过他烧的饭菜的人们一致公认，章乃器的烹饪手艺很不错。他的生活费在运动中被造反派降为50元，这点钱要维持他自己和小儿子立凡两个人的生活费用，是很困难的。章乃器说：“钱少了营养不能少。”他时常买些价廉而又富有营养的“猪下水”，漂洗干净，做成酱肚、溜肥肠、猪肺汤等各色菜肴下饭。当儿子为生活的艰辛而抱怨时，章乃器总是说：“现在的生活，比起40多年前我在北京失业时好多了。”

　　章乃器的藏书和笔记，在抄家时已散失殆尽。但他仍好学不辍，利用一切可能寻求书籍阅读，并坚持作笔记。当时有不少单位找他“外调”，他便利用这个机会写了不少回忆录，前后约有上百万字。在那种极“左”思潮泛滥的年月，历史常常是被歪曲颠倒的，章乃器却坚持讲真话，为此经常跟外调人员发生争执。

    有一次几个外调人员一定要他写材料证明张劲夫是叛徒，他没有这样写，这几个人对他拍案威吓，章乃器忍无可忍，当场把自己写的材料撕成了碎片，厉声喝道：“歪曲历史的材料我不会写！”又有一次，有人硬要他证明钱俊瑞是特务，他也没有照办，并对儿子说：“过去救国会工作的时候我同他（钱俊瑞）确实有过不同意见，但我不能无中生有地陷害人家。”

章乃器很欣赏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句话，还不时诵读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和《五柳先生传》等名篇，他多次谈起家乡青田的明秀山川，想同儿子一道“布衣还乡”去过隐居的生活。但他终究不可能超然世外。有时他在儿子的陪同下悄悄探访故旧，劫难余生，故人相聚，议论之间章乃器往往会流露出忧国忧民的孤愤之情。在这一时期，他和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直接交往，在周围的人看来，他是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头，大人们称他“老章”，孩子们叫他“章爷爷”。他在公园里和人们探讨气功，一位退休的老工人还不时到家里来找他下棋，却很少有人想到他曾是个做过大事的人物。

   章乃器从人民群众中获得了以往政治生涯中未曾遇到过的朴实的友情，也进一步理解和感受到他们的疾苦。他曾经说：如果有一天允许我讲话，首先我要办两件事，一是请国家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他们是灵魂工程师，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工作最辛苦，工资最低，这种现像是不正常的；二是要提倡粮店出售主食面包。面粉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又低于大米，主食面包如能进行工业化生产，一定价廉物美，既节省时间，又能提高中国人的体质。

　　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开始在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章乃器的处境也有所好转。他写信给党中央反映自己的情况，受到了重视。陈云、张劲夫等曾代表党中央与章乃器进行了亲切、坦诚的谈话。

    4月，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事实上章乃器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右派，但这已是在当时可能作出的最佳安排。他的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并准备安排他为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顾问。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掀起所谓“反击右派翻案风”的逆流，对章乃器的职务安排未能实现。

　　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0岁。

   十年浩劫的漫长黑夜，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当曙光出现之际，章乃器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他逝世时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当时，“七君子”中的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出席了追悼会。会后在《光明日报》第四版末尾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排除“左”的干扰，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的直接过问下，章乃器的右派冤案在1980年6月得到改正。1982年5月，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章乃器的一生，显现出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进的思想脉络和行动轨迹。他为人刚正耿直，才华横溢，富有爱国理想和实干精神。有时是拘于历史的局限，有时是误于率直的性格，他的一生经历了曲折、苦难的里程。但他始终怀有一颗赤热的爱国之心，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传统气节。章乃器晚年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已对章乃器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他的名字，将作为中国近代中外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而彪炳于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