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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 | |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 | |
章乃器的书面发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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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957年6月10日 报道】
读了6月6日和6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报道,我愿意发表如下的几点意见:
(一)
我觉得“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的大帽子多了一些。这样会使还不敢大放大鸣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长了顾虑。实际上,即以受到批评最多的李康年同志来说,他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要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而摘帽子的同时,又要求过多的赎卖金。用推论的方法追究思想根源,也应该实事求是,力求全面;不应抓住一部分或一点来推,而且一推就是十万八千里。实际上,要求早点摘帽子,是工商界普遍的思想。回想在解放以前,我们向工商业家做工作,只要有人稍稍表示同情社会主义,我们就珍若拱璧,视为工作的重大胜利。当然,时代是不同了,看问题应该结合形势的发展。但对于不愿意再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反而说他是离开社会主义,那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我想,只要根据宪法规定,给工商业家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们是可以少安毋躁的。这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
(二)
×××同志说我批评“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这是不实在的。请查一下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的原文,我说的是“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说“助长”,说“看起来似乎”,说“幌子”,这同×××同志的“在参加”是有多大的出入呢?这是有意的睁开眼睛撒谎,还是健忘呢?他还说,民建内部有左、中、右的分别,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这是对的。但我要再问一下:在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后,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这是不是与党的方针政策一致的呢?他还谈到骨干分子是否参加宗派活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骨干分子一般地不会参加宗派活动,骨干分子参加宗派活动,是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造成的。”
(三)
看来,直到现在,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仍然还有许多人没有想通或者没有完全想通。这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认识到今天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强大,怕整得太狠就要整垮了。这些是好良心人,但也应该对他们说明白:我们不怕伤风、感冒。
另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于党的伟大方针仍然存在着试探的意味,怕表面宽大、内里并不那么宽大,怕“放”了之后要“收”,“收”的时候要反过来整,因此,还是“保留三分”、“观望一下”为好。这些是世故较深的人,他们对党的方针是信任不够的。还会有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了“唯我独忠”的姿态。这种人的思想就值得检查了。应该明确,在目前,忠诚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多数人,忠于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是什么希罕的事;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当然,也是根据事实,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别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也是完全可以的,是正常的。不能只许说反面的,不许说正面的。扣帽子也没有什么,只要不乱扣。
(四)
×××同志批评我曲解了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
首先我不同意他的方法。这一句话对某些党员会起到什么影响,我认为应该从客观实际去找。这样,整风期间报纸上的报道就已经提出不少的材料了。×××同志刚刚相反,他从列宁文选里去找,找出斯大林演说的全文来谈问题。这是标准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应该问一问:究竟是联共党史发行的广泛呢,还是列宁文选发行的广泛呢?究竟有多少人能同×××同志那样,在读联共党史的时候要到列宁选集里去找根据。自然,即使找出了根据,仍然不能说明斯大林这句话是科学的。×××同志还说:“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这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我所说的是可以被敌人用来进行反宣传,在“脱胎换骨”之下加上“抽筋剥皮”。×××同志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他考虑的。
(五)
此外,还有些类似谩骂的“批评”,我认为不值得争辩。的确,群众是能够辨善恶的。有许多有关理论性的问题,请大家在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和《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再给以批评,我也暂不作答。关于我在《工商界》发表的文章用了民建副主任委员的头衔一点,我要说明:我从来发表文章都不愿用什么头衔,这次是由于《工商界》编者的要求我才同意的。我也没有理由不同意,因为我的确负有这样的头衔。同时,用了这样的头衔,也不意味着就代表什么组织。文章总是表达自己个人的意见的。所以,我也看不到任何人有权力可以制止一个人发表文章用头衔。对这点,我毫无成见,请法学家加以研究吧!
(六)
最后,我愿意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伯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原载195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本站2009年12月转帖 最后更新:2018.02.10.
【附录】毛泽东“诚邀”民主党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请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还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请邓小平同志召集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单位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在这样诚恳的邀请下,5月出现了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高潮,大家提出许多改善党的领导、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的中肯的建议。
5月4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向党内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告诉省、部一级的党组织,“……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还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就是说要大家对共产党缺点错误进行批评,而不是评功摆好,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或者总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这样的套话。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央统战部从5月初起,分别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召开了13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座谈会由统战部长李维汉主持。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和一些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
中共的这种真诚的态度,使党外人士消除了顾虑,鼓起了勇气,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些批评尽管措辞尖锐,但却切中时弊,十分有益。在这样的情势下,与会者都畅所欲言,提出批评意见。每天报纸、电台都报导各界民主人士的发言。
对于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中央表示衷心欢迎并非常重视。在多次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们党整风,对于我们改正缺点错误是大有益处的。在这些指示中,还指出:从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说明,中国共产党确实非常重视和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希望通过整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政府和各级领导之间的矛盾,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
然而,5月16日发言完毕,李维汉宣布:从明天起座谈会休息几天。(实际上毛起草的有关“反击右派”的指示已经内部下发)
为何休会呢?当然是出了大事。多年之后李维汉在他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透露出来这个秘密。他说每次座谈会后他都向中央常委汇报,毛泽东听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和带有刺激的话,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罗隆基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等等之后,毛泽东受到很大刺激,很不满意,就决定要整这批人,并让《人民日报》继续发表座谈会上的发言,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
5月15日,毛已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让党内高级干部看,把这批提意见的人称为“右派”,表明要反击右派的决心。这就是毛泽东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毛泽东还得意地说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在诚邀他人提意见帮助整风的前提下,面对某些批评言论,而并非实质性对抗行为,采取“诱敌深入”的敌对性的打击——如何评价这样的行为?各人自有判断力)。
其后,民主党派、无党派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成了“反右”的重灾区……
【上一篇】 社论:这是为什么?(1957.6.8.)
【下一篇】 社论:工人说话了(1957.6.10.)
【相关】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
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官方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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