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教授 点击这里展开：韩钢教授简介—— 韩 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5年9月至2001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 2001年6月至2008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2008年7月至今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 独著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史的论争点》（日文）； 主要合著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等。 学术团体的任职有：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东方历史学会理事。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输入关键词，精准搜索本站               可点击如下问题，选择浏览 陈 独 秀 问 题 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问题 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 西 路 军 问 题 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问题 朝 鲜 战 争 问 题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反 右 派 运 动 问 题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问题 七千人大会问题 “高 饶 事 件”问 题 “四 清”运 动 问 题 “文革”发生的原因问题 附：韩刚教授2011年11月讲座视频——“文革”的发动：1966年的中国 中共九大报告起草之争问题 “第一号号令”问题 设国家主席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问题 “九·一三事件”问题 粉碎“四人帮”问题 中 苏 关 系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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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风-反右”记录…

六、朝鲜战争问题

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是当代历史、中共历史研究进展最多、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原因在于档案的解密。从七十年代开始，相关国家陆续解密档案，首先是美国、英国。九十年代初俄罗斯档案也大量解密，这使得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有很大突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也开始陆续公布了一些档案，比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收入了部分相关文献，军科院编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了《毛泽东传（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周恩来传》，披露了一些材料。还有一个原因，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宣告结束。冷战成为历史，冷战史便越来越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国际学术界一个比较共识的看法认为，冷战开始的标志就是朝鲜战争，研究冷战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鲜战争。因此，朝鲜战争的研究最近这些年进展很快，成果也很多。

这里主要介绍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朝鲜战争缘起的研究。以前大陆传统的说法是“美帝国主义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匪帮首先发动全面内战”。其实在国外，这种观点一开始就被否定，现在中方的学者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了。中国专家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研究。这个问题要从雅尔塔体系讲起。

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东西方战胜国对法西斯国家失败所造成的空间进行填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有专家认为，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在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上。根据《雅尔塔协定》，战后朝鲜并不是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而是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然而，金日成不满意这样一种格局，他要完成朝鲜半岛的民族民主革命，当时只有一半完成了，另一半没有完成。所以，金日成及朝鲜劳动党酝酿了一个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

毫无疑问，这个计划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实施的。

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断跟斯大林提出这个计划，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有研究者分析，其原因一是战后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斯大林根本不愿意跟美国人直接交手，因为他知道朝鲜战争一打起来的话，就不是南、北朝鲜的问题，而是苏、美之间的问题了。朝鲜方面曾经试图取得中国方面的赞同和支持，但是，毛泽东同样也不赞成朝鲜对南朝鲜实施军事行动。

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泽东在同朝鲜代表会谈时表示，这种军事行动尚无有利的形势，同时中国军队也在忙于国内战争，难以他顾。的确，1949年秋天，中国国内的战事还没结束，十月份以前，西南、西北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更不要说台湾问题了。

一九五〇年一月，访问苏联的毛泽东经过同斯大林的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苏联归还中国的旅大海军基地和中长铁路。旅大是苏联海军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按照条约归还中国后，苏联海军远东舰队显然需要寻找新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完全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即使战争失利，由于东北亚局势的紧张，会使得中国要求苏军留驻旅顺、大连。作为利益置换，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解放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这个分析和推论，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斯大林还提出，这个问题应当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不过，在金日成看来，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还能有二话吗？后来的事实果真如此，尽管毛泽东一开始还不大相信：斯大林是否真的同意？一旦证实后，毛泽东当然只能赞成而不便反对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开始了朝鲜战争。事情的真相在国际上早已为人所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注释，说法不同于过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没有涉及战争爆发的原由。《毛泽东著作选读》当然是官方出版物，编辑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的说法也就有了鲜明的官方色彩。不过，官方尽管向事实靠拢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于外交考虑，却无论如何不再捅破这层窗户纸。倒是中国的研究者个人，把这个国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诉给了国人。

一九九七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创刊号，发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承担出兵援助任务，从而停止了原定这年解放台湾的计划。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据史料，对朝鲜战争的真正来由作了详细交待。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传的高层人物分别批示，有关部门约见杂志主管单位、主办单位负责人，《百年潮》杂志更是挨批、作检查，差点没受处分。其实，关于朝鲜战争的由来，在国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国内最有水准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志华教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

这本书本来想在内地出版，但未获批准。令人费解的是，这本书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还被新闻出版署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点图书，书名稍有改动，叫《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另外一本书，其中内容也涉及朝鲜战争，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杨奎松教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就是前面介绍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评估，这也是学术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第二个问题比前边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来，除了人们熟知的“爱国主义的胜利”、“国际主义的凯歌”的结论外，学术界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得失的评估，看法很不一样。一种观点认为得失相当，整个抗美援朝打完了以后既没有失去什么，也没有获得什么，其理由是交战双方最终都回到了三八线。另一种观点认为失大于得，主要对中国来讲，付出远远超出了获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好做简单的比例估计，最好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分析，看“得”得在什么地方，“失”失在什么地方。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在三个方面即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军事方面：整个抗美援朝争，中国志愿军兵员损失共计四十二万六千二百人，包括阵亡、负伤、失踪、因伤病致死四种情况。志愿军跟美军的兵员损失是二点六二比一，差不多接近三个人比一个美军，损失的代价远远超过了美军。经济方面：中国消耗的作战物资五百七十余万吨，支出军费六十二亿人民币；按照一九五〇年的设想，一九五一年中国的军费开支要从一九五〇年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六降到百分之三十，结果不仅没有降，反而涨到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六四，影响和挤压了国内经济的恢复，同时使得中国更多地在经济上依赖于苏联和东欧。政治方面：最大的代价就是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了，因为不可能实施原来的作战计划。朝鲜战争之前，杜鲁门已经准备放弃台湾了，对蒋政权表示失望。当时第七舰队已经开回夏威夷了，朝鲜战争一开打，美国第一个行动不是出兵朝鲜而是派第七舰队重新进入台湾海峡。最关键的是联合国通过决议制裁中国。

七、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这个问题的争论就比较久了，从八十年代一直争论到现在。官方有一个结论，就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即社会主义改造）。

归纳起来，可以概括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完全按照当年那个调子，全盘肯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没有错，失误在于过急，开始过渡的时间提前了，过渡时期的时间缩短了；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学术界看，相当多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毛泽东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关于未来中国社会曾经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即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政治上组成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实行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自己反复强调过，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还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将要实行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执政以后不到四年，毛就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而放弃了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想，结束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

毛为什么放弃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设想？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很多看法。

一种看法说，毛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构想完全是一个策略，他从来就不准备真正实施。理由很简单，因为处于在野党的地位，要成为执政党，需要有一个赢得社会各阶层广泛赞同和拥护的纲领，新民主主义就是为了这个实现目标提出的一个策略甚或只是口号。一旦目标实现了，策略就可以放弃。

第二种看法，归结为外部因素影响，即来自苏联和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压力。斯大林、联共中央本来就不承认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在斯大林看来，毛这些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用斯大林的话说是“半个铁托”。这给中共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共执政之后不久就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种看法，认为中共执政后所采取的工业化战略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放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原因。中共的工业化战略，效仿了苏联斯大林模式，采取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挤压农业、轻工业的方针，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模式，它要求政府集中和控制各种资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各种所有制经济统统纳入计划的轨道，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改造。

第四种看法，是认为毛自己的思路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设想原来的确是一个战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以后毛开始变了.导致毛思想变化的因素有三点：

（一）国民经济在三年时间里迅速恢复，比原先估计的三到五年更快地实现了经济恢复的目标,这使毛觉得既然经济可以如此迅速地恢复,经济的改造也可以更快地实施；

（二）中国公、私营经济比例在一九五二年有了一个倒置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私营经济的比重占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营经济则占到了三分之二还多；

（三）一九五一年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的兴起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毛认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走集体化道路的要求和愿望。

第五种看法，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没有明确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从而忽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还比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是一种“二元论”，一方面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另一方面又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两者在逻辑上发生抵牾；再比如，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条件，强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改变，而忽略物质基础这个最根本的条件。这些局限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误。

毛什么时候开始考虑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设计的？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是一九五二年，根据就是这年九月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毛的讲话也已经公布。但是，放弃原来的设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有一个从模糊到愈来愈清晰的渐变过程。

毛的思想发生这个改变，原因恐怕在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一九四八年九月时，中共武装力量准备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能够进行决战，当然是双方力量对比有了重大变化。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毛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是困难重重，认为中国很可能要走一段联合政府的道路，跟国民党共同组建一个联合政府，而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比重会非常小。到这时，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中共可以完全独立执掌政权，用不着再搞新民主主义了。

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初对刘少奇不满——一九五〇年，刘少奇对东北局有个批评。东北局要把老区的互动组提高一步，要削弱、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刘少奇认为高岗他们违反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说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走集体化道路的时候。毛当时没有表态，据簿一波的回忆，高岗说刘少奇把这个报告给了毛，毛就批给了陈伯达，当时毛的表情是面露愠色，但是没有说话。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个关于长治地委报告的批语。

长治地委的报告和山西省委的批语跟东北局的政策主张是一样的。华北局和刘少奇都认为山西省委的这个批语是不对的，刘少奇还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搞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远的事情，说它违背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这回，毛没有沉默，批评了刘少奇。他找了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刘澜涛，说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早期也有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通过简单的协作分工，也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刘、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评和意见。

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最近这几年最大的争论发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绳在湖南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发言，题目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评价》，认为毛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并且最早批评了中共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但是，五十年代初，毛自己没有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反而染上了某种民粹主义的色彩。在他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物质基础极大丰富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中国五十年代搞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后来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搞“穷过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实际上就是超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阶段，倒回去了，落入了俄国的民粹主义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绳的发言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引起广泛反响。

第一个出来批判胡绳的是沙健孙。沙健孙说胡绳的意见，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沙认为，胡绳提出的与历史决议、邓小平论述相左的观点，不仅事实上站不住脚，而且还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乱。

沙说：“事实告诉人们，不是领导中国人民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毛泽东等在搞民粹主义，而是指责毛泽东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了。这种庸俗生产力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过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从此，赞同和反对的意见打了好一阵笔墨官司，声势不凡，以至惊动高层，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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