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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运动”· 历史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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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 平 · |
| 作者：胡 平 资料来源：亦凡公益图书馆等 本站编辑转载（本页浏览：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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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与20世纪的事实婚姻
这一种文化形态，面对自己上帝的赞美，是极为动人的。且看李大钊先生的笔下——
在都市里飘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里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克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
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日《晨报》）
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例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时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尊劳主义”。（《青年活动的方向》，1919年3月15日《晨报》）
不仅仅是李大钊先生，从脱去长衫、身无几个铜板却携同学少年走向湖南乡间的毛泽东，到 1920年代，倾心在农村搞“乡村建设运动”而风云一时的梁漱溟……身上无不跃动着李大钊笔下的热情。
关注农民，理解农民，乃至将农民理想化，将劳动神圣化，对此，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先秦墨家——作为一种小生产者的理想学说，在这张颇为现代的包装纸上，打上的或浓或淡的痕迹呢？
与这种文化形态对农民的顶礼膜拜截然相反，它必然会鄙薄、贬低知识，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对此，毛泽东有过一句让世人醍醐灌顶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中有过“臭老九”的排队，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致使几代知识分子如履薄冰，自感来历肮脏，罪孽深重……其实，这“版权”并不属于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那里，已经把知识分子打进了另册：
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回 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 自艺士（医师画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城，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要之知识念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革命之道德》） |
在这里，知识的多寡与道德的高下成了反比。如果仅仅是一介书生之见，犹如痴人说梦。没有谁会去当真。可一旦这种文化形态被奉为金科玉律，而且这一文化形态，好似粉妆玉琢的西施招摇过市，其盈盈眼波勾走了越来越多的人，最终和20世纪的历史虽未举行公开婚礼，却有了事实婚姻之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坎坷与劫难，就是自然 和必然的了。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形态呢？
它凭何种魅力，与历史如胶似漆、耳鬓厮磨呢？
这种文化形态，被思想史学者们称之为民粹主义。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病人膏盲，积重难返。一切为之忧心如焚的志士仁人的心里，大抵悲枪而又激越地鸣响一曲二重变奏，一曲彼此的音符和旋律不时发生冲撞的旋律——
要高张民族主义，就必然会维护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中不少獐头鼠目的东西，而正是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蛀空了一棵原本根深叶茂、遮天蔽日的大树；要实行民主主义，就迟早得让国人睁开眼睛，而穿过太平洋的风浪，西方文明一旦登陆，黑黝黝的钢铁巨兽便会吞噬我们广袤的乡村，在奇光异彩、风流不尽的霓虹女妖的撩拨下，人们一直“阳痿”着的私念，将会坚挺地勃起……
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两难境地之间，“民粹主义”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它是砂纸和几士林，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各自的毛刺打磨干净，让那曲二重变奏看上去似乎油光闪闪；它是教堂和唱诗班，让多年以来志士仁人们左奔右突、躁动不已的灵魂，从此得到洗礼和安宁；更重要的是，它依然是一把高举的革命之剑，它只会刺向敌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看来却不会刺伤本民族文明自身。
难怪它的剑影，几乎遍及世界上所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
在印度，圣雄甘地举起过这把剑；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举起过这把剑。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剑鞘里，其实插着的也是这把剑。在上个世纪的俄罗斯，因为广泛存在的农村公社残迹以及东正教的传统，民粹主义不但在实践上风行一时，而且赤裸裸地穿起了理论的外衣。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曾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折断了这把剑，将它丢进了十月革命的炉火中……
于是，民粹主义也为中国的造反者们所喜闻乐见，因为20世纪20至40年代的革命实践，正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即农民革命战争的实践。
十、副高压带，骄横而又稳定
1958年4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了“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此后这一运动便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开展起来。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运动像是个陷阱，即便对聪明如阿凡提者，也是一个怎样绕都绕不过去的陷阱：倘若你交出一颗金子般亮堂的心来，他说你态度有伪；倘若你交出一颗多少沾有些尘灰的心来，他便没商量地将你打成右派。这年夏季“补课”被补成右派分子的，大多是掉进了这一陷阱而没能够爬出来的人。
日后因在逆境中独立翻译了《希氏内科学》而在卫生界名震遐迩的科技翻译家王贤才先生，此时大学毕业尚不满一年，分在北京的一所医院工作，他交心的材料是：苏联医学不见得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们应该学习国际的先进经验，不要只限于学习苏联一家。就因为这点“纤尘”，他的心便被嗤嗤冒烟地烙上了“右派”的火印……
紧接着，又有了“拔白旗”运动和“反右倾”运动，谁在单位业务突出，几乎谁就成了单位的“白旗”，摩拳擦掌来拔“白旗”的，又多是单位里那些业务平平或者低能的“红旗”；谁在“大跃进”里安之若素，寡言少行，谁便成了“右派”的邻居——“右倾”，无疑，“右倾”划得越多，也如卫星放得越多一样，跃进的形势也就越加星光灿烂……
有学者在《哭泣的1958年》的标题下，如是概括了那一年里走马灯般的眼花缭乱：
从“反右”运动到整改运动、“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运动、“双改”运动等等，每月都涌动着似乎永不疲倦的狂潮。这还是可以排列的一波连一波的浪头。至于诸如“引火烧身”、公开交心，抱出大西瓜，给老师送礼，扬红旗拔白旗，搞臭个人主义，粉红论，大专小红论，红透专深，掀翻象牙之塔等等小运动，斗争手段更是层出不穷，使后人也费解。比如“粉红论”，若不明白“红透专深”的背景，便无法猜知原来是指那种“只要业务精深，政治上红一点就可以”的观点。又比如“给老师送礼”，字面很温馨，实质是指对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批判、提意见，贴大字报。（见：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958年3月10日，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之邀，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内称：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究竞有多大的贡献呢？他们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材料，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学问，有多大的贡献？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我们的老干部、小干部不要悲观，右派分子向我们挑战，我们就边干边学。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说过去的文章怎样好，出了多少论文集等等，讥笑我们的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你们说章伯钧、章乃器之流有什么学问，世界上的笑话多得很……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
1958年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校长马寅初。
前一年7月，马寅初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根据自己在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写成的《新人口论》。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主张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本站注：马寅初的“节制生育”主张并非指“只生一个”。】
倘若按此办理，一个中国日后将会少去多少恨憾、并能身轻似燕翔行在人类文明标线上的主张，却被打成了“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北大等学校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批判。
马先生不为所动，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自己坚持真理，决不向以力压服而不是以理说服的批判投降。据此，康生提出，马寅初的问题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对马寅初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并于次年撤销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
6月，“厚今薄古”的副高压带，骄横地掠过千山万水后稳定于南国，“破除迷信”、“粉碎资产阶级伪科学”等新口号，恰似受其辐射的更暴戾的热流，一下倾覆了陈寅恪胸中那个高蹈于尘嚣之上的清凉世界，历来被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们尊崇为中国史学界泰斗的他，在一片苦热之中被肆意凌辱与践踏——
“最能代表这场批判实质的两句话流行一时，这两句话是‘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 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于今已无法重现给陈寅恪带来‘生命之辱’的那些大字报的全貌……今天所能找到的是……这么一段大字报的语句：‘这样的作法（指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原作者注），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语句被摘录得断断续续，但意思是明晰的……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令人仍然觉得这是对陈寅恪的人身攻击。 “时年68岁的陈寅恪，年老多病，双目失明，深居简出，这些特点都令‘僵尸’、 ‘花岗岩脑袋’等等政治术语更加形象化。 “第二轮大字报与首轮相比，谩骂与攻击减少了，多了所谓的‘学术味道’。但第 一轮大字报折辱的是‘生命之灵’——人格，第二轮大字报摧毁的则是一个教师的精神 世界。在奉辛学子的笔下，陈寅俗成了一面应该被拔掉的大白旗，成为误人子弟的‘伪 科学’…… “7月下旬，陈寅恪上书中山大学校长，愤怒地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这是一个软弱无助的知识分子所惟一能行使的了结自己命 运的可怜权利……从1926年陈寅恪以导师身分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算起，到1958年7月为止，陈寅恪服务中国教育事业三十二年……三十二年后，陈寅恪却黯然退出了讲坛。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陈寅恪这一悲凉的退出，预示着传统文化的大难临头，已经为期不远了。” （见：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
10月，一股文化批判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
仿佛批判中国人还不能尽兴，只有去批了外国，才能像阿Ｑ摸到了小尼姑滋润的脑壳一样过把干瘾，甚至连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复活》这样的稀世巨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仪仗队见了都会致以崇高敬意的列夫·托尔斯泰，也被从俄罗斯覆满白桦树落叶的九泉之下拖了出来，当成思想上凶恶的敌人而加以鞭挞。一家大报以最显著的地位和最慷慨的版面，发表了长篇论文，题目却宛如出自于小学生的笔下——《托尔斯泰没得用》。
在上海作家协会，直至1960年春季，一直在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对所谓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狂轰滥炸，不但托翁伤痕累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极高评价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还有左拉等人也血肉横飞……
不将人们头脑里优秀的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给炸得断壁残垣，浅薄、浮躁、充满了唯意志论的大跃进“文化”，则无法在中国的皮下静脉注射一针又一针的疯狂。
最具大跃进“文化”品位的，是由郭沫若主编并作序的《红旗歌谣》，最能够体现此书风格并在当年广为流行的，是这样一首歌谣《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水里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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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08.05.12 编辑转发 2018-11-29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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