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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运动”· 历史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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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 平 · |
| 作者：胡 平 资料来源：亦凡公益图书馆等 本站编辑转载（本页浏览：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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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铁疙瘩也听话哩！”
1958年的“大跃进”里，显然有着更多的民粹主义内容——
在经济层面上，它以所谓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与首创精神，来取代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理性化；在政治层面上，它意味着：继1957年，中国已经摈弃了大力争取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事业上的热情，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方针，大概以为继续执行这一方针，将会冒着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利益的巨大风险，而代之以倚重专业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及其蓬勃不衰的动力。
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曙光正照亮中国的窗口，“资产阶级法权”的油迹斑斑的台布，就要从社会的桌子上全部卷走之时，知识分子的私有物及其享有某些“法权”的根本依据——知识，却难以剥夺，难以卷走，对知识的歧视，便日愈正大光明起来，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也日愈变得迫切……在整个文化领域——
原来的专家领导逐步为外行领导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时曾经说过“文化工作必须由常握马克思主义的外行领导”，如此一来，由外行充任领导工作，必然造成文学和艺术创作作品的质量下降。实行“百花齐放”方针之后，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的各种出版物，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已成为历史；那些因发表非正统观点和刺耳言论而受到官方讨厌的好几家杂志，也被迫退出了活动舞台……生存下来的报刊杂志的发行量也急剧减少，原因是许多读者被下放到了乡村地区，订阅成了问题，也由于有些读者认为报刊已经没有看头。【本站注：截至2018年，如此出版物、网络媒体、人们的言论、书店被严格审查遭到封停的、教授被解聘甚至被抓捕这类事件，又在经常上演，历史似乎又在变相轮回】
詹姆斯·唐森德曾对《中国青年》杂志作过专题研究，他在1967年发表的《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杂志研究》一书中说，该杂志从1957年6月的1,783,991份，急剧降到1958年 1月的1,071,405份。事实上，知识的匮乏已成为蔓延全国的严重问题。（见：纳拉纳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
在人民群众排山倒海般的“热情”与“创造力”面前，知识往往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无能的别名，在相当多的群众和干部眼里，知识分子无异于株儒、白痴，乃至称其为“吃屎分子”，并给以随心所欲的讥讽。
在张贤亮所在的农场，农场政委只要一站到知识分子面前训话，便手舞足蹈，唾沫飞溅，情绪亢然，全然不似平日里总佝搂着背走路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一次，农场的几万亩水稻收割完了，因捆运不及，多数还摊在田里，为此他亲自召集起全体犯人，熟捻地作了一遍捆扎稻子的表演后，又一次魔术般地在分秒钟间将自己变得神清气爽，容光焕发：
“你们过去在学校里学的尽是没有用的知识，现在我教你们的才是真本事！啥叫知识，知识就是能够让你们吃上饭的本事。学了一肚子知识，连一颗粮食都种不出来，这叫啥狗屁知识？！”（见：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1958年，以惊人的速度退化着知识分子的价值，使之不在于奉献知识，而在于对非科学、非理性的认同。
如果你想发展自己，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已被眼下的“左而优则仕”所取代。“左”不能老停留在豪言壮语上，《红旗歌谣》里，你得用你的灿若莲花之舌，呼风唤雨之笔，“左”出精当的理论和宏伟的系统来。
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们，继反右之后，又在大跃进的洪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成长。其中长袖善舞者，如张春桥，忙着鼓噪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闸门，去关死中国凝滞的社会生活里最后几缕商品经济的活水；而陈伯达，连续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影响广泛的长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将一个早就枯萎在人类历史后院里的乌托邦神话，涂抹成一个新鲜得像是刚从黎明的果园里采撷来的中国现实：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
如果你不想发展自己，而又想偷安苟且的话，那你就必须循规蹈矩，夹起尾巴做人。
前面提及的那位农场政委，作起报告来，不像一般的领导一样，开口便是革命领袖的谆谆教导，闭口就是让知识分子们听了如大出血一样的阶级分析。他以农民朴素、生动的语言，讲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做人的道理：
“不听话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不配当知识分子！你们看见那拖拉机没有？拖拉机是个铁疙瘩，铁疙瘩也听话呢！今天早上出工，一辆拖拉机爬在田头不动窝了，一股子工人在那里修理，它也不走。我叫他们闪开，我上去朝它踢两脚，工人一发动，它就响起来了。人嘛，不能像铁疙瘩，叫别人踢着走；要听话，自己走；不能像懒驴一样，打着不走，拉着倒退……”（见：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
自然不会是所有的工农群众都作如是之想，即便在已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的遭际里，我们仍可发现有不少的普通工农群众，为蒙垢的知识垂叹，为蒙难的知识分子解忧，好似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里描写的那位女主人公“马缨花”一样，他们身上人性的美好，常常化为这阴暗的遭际里一泓澄明的春泉，几支飘逸的水仙，并或多或少地给了右派们在严酷中生存下去的勇气……
但无可置疑，上面那段话，的确概括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自1958年以降，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心理。
十四、右派们也会染上幼稚病
在社会的大街上，知识成了过街老鼠，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也因为知识，而有了一种政治上深深的原罪感。
建国后多少次运动、斗争，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一回不是像在大河小溪里淘洗床单、麻袋一样，异常卖力地淘洗自己的世界观，可世界观大相无形，你说你已获“释迦牟尼”的真传，可在口含天宪的“佛门”眼里，你依然是个尘缘未断之人。
似乎是到了1958年，才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落到了“实处”——
反右斗争后不久，王贤才所在的医院，奉上级命令，连人带设备。全部搬到了呼和浩特市。在塞外一个寒风呜咽、疏星几点的夜晚，王贤才夹着一大包东西，左顾右盼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又似幽灵一样，闪进了医院旁的荒地里，看这诡秘的模样，颇有几分像电影里的特务，转去荒山野地里给龟缩在那个孤岛上的主子发报。然而，他夹着的并不是电台，而是他译完不久的《希氏内科学》，40万字的稿子，沉甸甸的，重似几块砖头……
“希氏”是美国的一位著名医学教育家、内科专家希塞尔的简称，在本世纪20年代，他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观点，即由于现代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分支科学好似人的神经系统，越来越细密，过去那些同时精通好几门学科、而且在各个学科上都能达到世界水平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在20世纪已成了昨日黄花，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今天，已经是个人无法企及的一项集体工程。
希塞尔凭着他在医学界的崇高威望，组织了一百多位学识卓越的内科专家，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内科教学书，于1927年出版。为了适应现代医学的最新成果，以后每隔3－N年又改版一次。这部在希氏谢世之后仍被称之为《希氏内科学》的巨著，它的权威性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当时除去苏联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其视为内科教学的标准参考书。
王贤才是在山东医学院读书时知道这部书的，等了半年，总算在校图书馆借出来了，有同学特意称了一下，重达十一斤半。此后除了上课，他的身心几乎全淹没在这十一斤半里。
这真是一片大海啊，蓝晶晶的海水，折射进水里的片片金箔似的阳光，悠悠的海草像古代的仕女们翩翩的水袖。身上印满各种规则的几何图案的鱼儿，或是在色彩绚丽的海螺间转着圈儿，仿佛春日的原野上一对对踏青的情侣们不忍离去；或是对着一棵巨大的乳白色珊瑚礁作沉思状，那鱼腮里鼓出的串串水泡，大概缠绕了多少神秘的思绪……
王贤才深深地沉醉于一种理论体系的美。如果一个理论体系，能够从容、细腻而又鲜明、深刻地阐述一种社会或自然的现象与规律，这个理论便一定会有着大海丰富的色彩美，大海流动的韵律美。
一个周末的夜晚，同寝室的同学有的去看电影了，有的去参加周末舞会，他一个人坐在窗前读《希氏内科学》。眼睛有些累了，他抬起头来，看着天上那轮光华如银如练的月亮，这月色好似接通了的电源开关，陡然，他年轻的生命里感到一股伟力的震撼——自己必须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自己也一定能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
这事情便摆在了他的面前：我国的医务人员，只有少数人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著。能够直接阅读的，也不一定能借得到这部价值昂贵、进口数量有限的书。为了让更多的医务人员读到《希氏内科学》，他，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决心要独力翻译出这部国际医学界的经典著作……
他擦完了第一根火柴，风吹灭了，擦第二根火柴，风又吹灭了，冥冥之中，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扯他的心机。他团起一只巴掌，心机终于溅出了一点抖抖的火苗，火苗一旦碰上了前面几页稿纸，就像浓妆的妓女发现了猎物，张开了阔大的猩红色嘴唇，立马有了妖冶、放荡的腾腾笑影。
火焰里，他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心血，一寸一寸地化为焦枯；希塞尔，还有几十年来数百位医学专家在万千病体上凝结成的智慧，也在异常凄婉的一阵觫动之后，升腾为灰蝶，它们旋旋散散，徘徘徊徊，好似一片不肯离去的冤魂……
并没有人要王贤才这样做，是他自己决定要这样做。
他不会没有隐痛，如同溃烂过后新肉芽的生长必然伴随阵阵隐痛，他以为唯有这样，才能生长出新的世界观来，使自己早日摘掉帽子，重新做人。在黑暗如锅的荒原上，他身子雕塑般一动也不动，只是一双手麻木、机械地将一页页的稿纸投入火焰中，远远看去，那在寒风里无限高昂的蓬蓬火焰，将他勾勒似荒原上一株被雷电击过的枯木……
大约就在王贤才主动烧掉那部巨著译稿的同时，北京市一些文化单位的右派，在远郊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建造一座市委疗养院。为了让这里日后风景如诗如画，他们还担负着将周围的山上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三九隆冬，除去下放干部和女右派，大伙儿都住在打着地铺的棉帐篷里，外面冰棱垂挂，里面冷得似座冰窟，睡觉时也得全副披挂，戴上帽子，裹上围巾，有的脸上还蒙个口罩，早上起来，一夜呼出的气息，在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干的活儿，多是抬几百斤一筐的卵石去填充疗养院的地基，或者挑水去山上浇灌果树苗。空手走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跑一遍下来，这帮文化人也气喘吁吁。现在实打实地干一天下来，一个个踉踉跄跄，软软瘫瘫，浑身汗透，好像是一条打断了脊梁又抽去了筋的狗。可夜里，还只能带这身臭汗钻进冰冷的被窝，再没有气力去换衣抹身，也没有时间去换衣抹身。挑灯夜战，午夜收工，已是家常便饭……
在这大概让愚公见了也得叹为观止的艰苦环境里，尚未闻到花果飘香的右派们，心头却绽开了一嘟嗜、一嘟嗜的诗果。一个名叫张永经的青年人，创作了一首名为《一担石沟之歌》的歌词，它的第一段是——
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担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飞战歌…… |
30年后，当上了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张永经，监制出了让多少国人哭湿了一打打手帕的《渴望》和又让人们笑得前仰后合的《编辑部里的故事》，也许他正是在大山洼里开启了自己的创作才华。很快，有人将这歌词谱上曲子，它真成了右派们学习、劳动时一曲飘荡群山的战歌。
丛维熙也心里痒痒，在一次包括王蒙在内的右派们自发组织的上山挑水竞赛中，迎着五六级的凛冽西北风，身上脱得只剩下背心和短裤的他，也有了一片浓郁的诗意，随滚滚的热汗滔滔而下——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排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
并没有人要张永经、从维熙戴着“镣铐”唱歌，是他们自己要表达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
是否如被人卖了之后却还帮着别人算钱，或者是逼你出家当了和尚，你还兴致盎然地敲起木鱼？
左派会染上列宁所批评过的幼稚病，右派也会染上幼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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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08.05.12 编辑转发 2018-11-29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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