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  1980年2月23～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的大部分议程是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过７项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重新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彻底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1987年1月10日至1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在党中央一级召集了党的生活会。会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的要求。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继续保留胡耀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职务。

   会议强调：全党要继续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2月22日，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陈军等人写信征集签名要求释放魏京生等人一事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在此以前，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散发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以及1月6日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司法部这位负责人说：陈军等人发起写信提出要求释放魏京生等人，其实质是制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我相信，人们了解了事实真相之后是会作出正确判断的。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讣告，称胡耀邦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队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干部群众四千多人出席了追悼会。

　　4月15日至24日，胡耀邦逝世后，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人借机煽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利用大小字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潮和动乱。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同日，北京、上海召开万人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坚决、迅速地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4月下旬至5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与北京高校学生及其他各阶层人士座谈、对话。

　　5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共同主办的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3000多名各族各界青年参加大会。

　　5月4日，赵紫阳会见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赵紫阳在谈到中国国内局势时，发表了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他说，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5月13日下午，北京市高校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从5月15日开始至5月19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声援学生绝食请愿的群众游行。北京已出现无政府状态。5月17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呼吁学生们停止绝食。5月18日上午11时至1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代表。李鹏说，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有多少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他还说，同学们很尖锐地提出了一些问题，能够帮助政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一点，我认为是积极的。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北京已经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全国。李鹏呼吁学生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治疗。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李鹏等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坚持退让。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大会上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希望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希望广大同学和各界群众立即停止游行活动，再也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杨尚昆在讲话中说，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完全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5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发布告北京市市民书。

　　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他说：“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邓小平指出：“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他还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6月3日凌晨，部分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进驻北京城内的一些重点保卫目标。

　　6月4日凌晨4时半，戒严部队开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约5时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戒严部队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至5时半，整个清场过程结束。

　　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6月7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通知》。

　　6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接见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邓小平说：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接着，邓小平讲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邓小平认为：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邓小平说：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

   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邓小平还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也没有错。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最后，邓小平做出总结：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更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邓小平还提出了近期要抓的几项工作：一是经济不能滑坡；二是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三是平息暴乱抓到底。

　　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赵紫阳的错误，为这次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全会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鉴于赵紫阳的上述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项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 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江泽民在全会上讲话说：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6月29日至7月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提请，经过委员表决，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会议还通过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 反*革命暴乱的决议，通过批准1988年国家决算的决议。会议初步审议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决定公布这个草案，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研究修改，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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