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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那几年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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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的“文革”后半截

 

许多文章和电影表现了“文革”十年,但多半写的都是“文革”初期的场景,抄家呀、打人呀、游街呀……很少写到后几年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来说说后半截。

1973年,已经是“文革”第七年了。我们那个干校的“学员”,已经陆续被指名调回北京。凡是到这时还留在干校住“早稻田大学”的,都不免心里窝囊,嘴上牢骚,不知几时才回得去。大家人同此心,“文革”初期那种你斗我、我斗你的“革命情绪”,早已烟消云散;“军管”也已管不住我们这些军心已散的兵。人们在闲谈时、歇工时,不由得从心里冒出怀疑:究竟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为什么要把一个出版社解散?是为了编辑不会种地,都来学种地吗?不能多说,三言两语,总要说几句。

1973年春天,我被调回北京。临走之前,那些还走不了的“学员”送我,自然有的跟我叹叹苦经,希望我不要忘掉一同在这里“流放”了几年的干校“同学”。我们在这里平时也看看报纸,也知道文艺界已经全归澌灭,再无文艺可谈,只希望回去看看家人孩子,度过余生而已。至于人和人的关系,在干校这最后两年,倒还有所缓和。

我可没看想到,刚回机关报到,就又看到了几年前的那种“战斗气氛”。回去以后第一次党委会,我蒙恩准出席。抬眼一看,只有文井、李季和我算是原文艺界的,有一个水暖工人和一个大学新出来的工农兵学员,算是群众代表,此外满堂都是身穿军服的军代表,完全是我们刚到干校时迎接我们这些“走资派”的那副阵势。

第二天,一位现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的军代表就来访问我,问我的历史,是不是军人出身。我实在不是军人,但在我初到晋西北那时候,也实在没有把老百姓、干部(群众运动工作者)和军人区分的那么清楚。我是晋西北青联的干部,又穿军服,也背过枪,跟三五八旅民运部行军,也算民运部的人,所以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只好“唔,有的”含糊答应。对方一听,立即发表高论,说:“还是要军人出身,这才能路子正啊!”一面说,一面立即把我杯里的开水倒在地板上,又不停地添水,弄得我满屋水,想是在表示敬意。可是我心里立刻明白了,他很快就会知道我并非真正的军人出身,而在他眼里,仍一如过去林彪所说:“人分三等,军、干、群。”有如印度的婆罗门、首陀罗阶级,其等级差别与生俱来一样。——其实,他在参军前是一个县里供销社的售货员。

很快,我就知道了,从干校调回的老编辑,没有一个当上组长,没有一个恢复原职。担任组长以上职务的,不是军代表,就是由军代表从外单位干校调来的人。这些军代表,为首的是一位师政委,当兵出身;两位担任部室主任的,是连长或连指导员;其他是排长。其文化水平,有一个是高中,其他都是初中。至于到外单位调人,主要看一项:出身是否工农;再有,在干校是否是左派。从外单位调来的人也曾告诉我们,刚进文学出版社,就由军代表告知,这里是黑窝,要小心、小心。我们的兄弟出版社还有好几个,也都有穿军服的政治领导人,但是业务主任由军代表担任,而且如此济济一堂,那是只有我们出版社才有的。至于放在党委会里这两个“旧文艺界”的人哩,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弄回来专供做靶子用的,后文再表。

我碰上的头一件事,是党委会讨论从干校往回调人的事。各位军代表和外来“左派”,根本不认识我们的干校老编辑,都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似的:“要这个吧。”“那个历史还简单,要那个吧。”我坐在那里,心想提两个从政策上来说最有理由的,也许能通过。两个都是老编辑,非党员,历史都清白,从来没有划过任何分子,政治上一个是民盟北京市的宣传委员,一个是从抗战开始便归国参加抗战的老华侨。现在“中央文革”虽然批资反修,摆的样子却很讲统战,有好些外籍华人回国,就很受欢迎,我想,难道现在还不该放他们俩早点从“早稻田大学”里回来?就是作为政策上照顾照顾,也是应当的吧。于是我这样说了。

但是我的提议却受到在座军代表和“左派”的一致反对。他们说:“凭什么照顾?要照顾,得按中央的杠杠,中央一级的。他们是民主党派和华侨组织的中央委员吗?”“政治上靠不靠得住,没有保证。”于是我碰了一鼻子灰,这才知道我在这里无权提任何意见,也知道了自己还不懂这里的“杠杠”是只指“中央一级”的。但是,我还没懂得在这里发言就有危险。

开始工作了,送来许多根本不能看的稿子,词句都不通。我说了一句:“这没法出书。”那位在我屋里拨过水的军代表便大发议论,教训我:“出书有什么要紧?我们的目的,是育人!把这些学习写作的工农培养成人,不能只看出书这样小的目标!”我想,出版社的目的,不是出书,而是花钱费力来“培养”思想文辞都无可取的投稿人,我们是跟那个人有什么特别关系吗?他不再讲下去,我也不能再问了。

紧接着,又叫人出去“取经”,我到大寨、小靳庄都去取过经。第一批被派到上海,取回来的经是“不要提篮买菜,而要自己种菜”。即不要经常出去组作家的稿件,也不要外边的投稿,更不要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冲动,只要编辑拿着“上级”发下的“菜籽”来捏咕成菜就行。那时上海有一本《虹南作战史》,是一本小说体的报告文学,据说就是这样“种”出来的,称为“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也便照方抓药,派人出去,到各处指定“坑”来栽萝卜。

说老实话,我们对于这些实在说不上是“文艺主张”的主张,当时确实未敢发表任何议论。如果真要议论,哪里是三天两天说得清的?我们只是低头照办,把自己关于文艺的一切基本知识一概扔进东洋大海而已。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种完全缄口不语的局面下,竟然还是闹出了一场“反黑线回潮”。

“反黑线回潮”,顾名思义,就是反对我们这些“文艺黑线”旧人的复辟行为。但当时,并没有任何人对于八个样板戏、“三突出”公然提过任何不满,更无处可发表,要“反黑线回潮”,从哪儿说起?

从与文艺“黑线”、“红线”都毫无关系的闲话说起。原来,有一批曲艺演员,应江青、于会泳之召,来北京会演。曲协老主席陶钝去看望他们。这些老演员不忘旧谊,在宾馆房间里给陶钝唱了几段。这件小事被江青知道了,竟变成一场大风波,说陶钝在宾馆里听演出是抢在“中央领导”的前面审查节目,这就是篡夺领导权,就是“旧文艺黑线回潮”,得在整个文艺界全面开展“反黑线回潮”的运动!

于是到处反起来,我们这个出版社自不能幸免。我社有一个曲艺编辑贾德臣,因为曾送稿给陶钝看,这回人事处长秉承上意,把他打成了“篡夺领导权”的阴谋者,关在机关里不许回家。我们这几个文艺界的旧人,自然又成了靶子。李季和严文井的罪状,因为与文艺毫无关系,所以我实在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李季是为了他在下火车来社报到前,向外人说明身份时顺口说了一句:“我是个作家。”大概还说了那军代表并不懂文艺,于是这就成了他妄图压倒军代表的“重大罪行”。严文井是什么罪,似亦相似。至于我自己的罪行,倒记得清楚:

第一罪行是阴谋“挤沙子”,想把军代表挤出去,以便恢复“黑线”统治。事实是曾有一位姓何的军代表,就是那个高中程度的,对自己有一点自知之明,曾觉得在此工作不甚合适,而且家属也不能来京,他自己提出过回部队。当时小组开了欢送会。我在会上发言,表示走得很可惜,要走我们欢送。后来其他各位军代表提出不让他走,也就没有走。这时,前一阵这几句未成为事实的话,竟突然引起了各位军代表的群起而攻,开会批斗,他们说:韦君宜为什么不竭力挽留何某?这就是要挤走沙子,仇视沙子。上次为什么要调那两个非党干部(一个华侨,一个民盟)?就是因为他们俩才是她的心尖子。他们还大声责问:“你和他们两什么关系?”(其实我和他们二人连闲谈都很少,老编辑谁不知道?)

然后,我们的人事处长(新由外单位调来的转业军人)又揭发我的老底,说有一次我曾跑到人事处来要人事档案看,还说:“人事处的事,你有什么权力来管?这分明是阴谋,要在档案里找革命左派的茬子,好去挤沙子嘛!”——这话一说,在座的穿军装干部哄然响应,齐声说:“就是排挤我们!是典型的黑线回潮嘛!”这就又抓住了我一条“回潮”罪证。可怜我哪里晓得,我这个所谓“党委委员”,根本无权去了解自己所管部门的干部档案!(我在干校当指导员时,还把全连队学员的档案通读了一遍哩!)这与文艺一点关系没有的事,却也成了“文艺黑线回潮”,这是第二件罪行。

我的第三件“文艺黑线回潮”罪行,是那位泼我一屋水的军代表,在还未发现我不是军人以前,跟我说过一句客气话:“我在这里当领导,真是困难,不如在部队工作。”我把这话告诉过别人。这怎么又是“文艺黑线回潮”?更是莫名其妙。

后来,由为首的军代表做了决定,给所有军代表提到连级以上,据说这样即可把在农村的家属一律调来北京,想必这就是把“红线”请进来,就是“反黑线回潮”的行动了。我这才多少摸到了些何谓文艺“黑线”与“红线”。这类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记不胜记。记得军代表叫我们“出门去向工农兵学习”。于是有的去部队,有的去农村,有的去工厂。都说是“由工农兵当家做主人”,要由工农兵为主写稿子,我们便跟着帮忙。实际上是工农兵写了头一遍,一般由编辑重写二遍,能剩下三五句就算好的了。我跟工厂那一组下去,写鲁迅研究。最妙是工厂党委书记,非常郑重地出来介绍他们厂的人员情况,他首先就说:“为了重视这件工作,我们决定我们厂的党委委员亲自参加写作工作,由她负责领导。”接着,门一开,党委委员和别的成员庄严地进来了。万万想不到,打头进来的,竟是我们的小琴——我们干校一位老“学员”的女儿,跟爸爸下来干活的干校子弟(很多家的孩子都是被军宣队赶到干校去的)。去年她17岁,回城找活干来了,如今成了工厂党委委员,我们(包括她自己的爸爸)得向她学习。只见她有点扭怩,几乎要开口称阿姨叔叔了,可又不敢叫,也不好意思摆出作为“工农兵”以供学习的谱儿,一句话没说。还是文井机灵,忙打招呼说:“我们是干校的同学呀。”我坐在那里,既觉得在此“受教育”的自己十分可怜可笑,又觉得在那里被迫“教育”人的小琴也够苦的,这实在是一场由别人导演,我们老少一起出场的滑稽戏。

滑稽戏一多,人们就无法不笑,无法再郑重地对待它了。后几年,这些琐碎故事,实在连缀起来不成章句,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在“文革”初期,像我这样的“走资派”,固有自觉冤枉之感,一些小流氓、调皮鬼是想趁此捞便宜,而一般老实群众还是相信伟大领袖的号召,以为这次革命将扫荡污浊,使中国变成一个新天地的。然而一年一年,结果却是如此,以前那些真心革命的造反派,最后就把现在“造反”得势的造反派编成笑话来说了。例如,那一阵上海干部最时兴,大家就在办公室里开玩笑,比如推选哪个上海女同志,说她有希望当部长,或者背地给军代表起外号,叫“少爷兵”、“白脸兵”、“张沙子”、“李沙子”。特别我们单位有那么多沙子,比其他各出版社都多。我虽非扛枪打仗的真正军人,但毕竟也是戴过胸章臂章的八路军。我们社还有近十位真正的转业军人,本来,谁会不怀念自己曾在过的军队呢?可是,我们一下子都成了垫茅坑的泥土。这使我们和他们的感情被拉远了,怪不了我们。

我们社有一位全社数一数二的老实编辑,老王。“文革”开始,他一言不发,却全力拥护,以为一切最初做得幼稚的都出于革命动机,可以理解,中国从此要翻身了。到“文革”中期,我已好久没有跟他谈过话了,这时得到解放,趁探亲假去他家中拜访了一趟。他跟我谈了几句之后,忽然小心谨慎地对我说:“我想,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嘴里没回答,心里却忍不住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穿的闹剧,书呆子,你还在等它解决什么问题!我不想跟他说什么了。以后到周总理逝世,天安门“四五运动”轰动了全国,天安门的诗到处抄,抄诗成了罪,最后忽然有本铅印的《天安门诗抄》秘密流传起来。当时,冒着被逮捕、枪毙的危险,秘密编印这本书的文艺界朋友是谁?我可真没想到,就是这位最初热烈信仰“文革”一切最高指示的老实人老王!

还有另一个老实人,向来领导说什么就信什么,人家说谁是坏人,她就认为谁是坏人,领导都愿意使用她。在干校,我被“解放”当了指导员之后,就也把她调来当了文书,交了一堆“专案”材料叫她整理。所谓“专案”,基本上都是胡言乱语、捏造诬陷之类的。我们查清楚了,要重新整理档案。她接受了任务,每日埋头伏案,什么话也没说。几天后,我下班时,她突然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从今开始,我才知道人并不都说真话。人有真话,也有假话。”

人们对“文革”的态度,早期和晚期不一样,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承认了。早期跟着斗的人多,晚期跟着斗的人少。而这些晚期继续跟着斗的人,其目的究竟在哪里?是仍然真心实意地想打倒“走资派”吗?尤其我们文艺界!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文化人、演员,罪状是主张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被赶走的医生,罪状是主张给城市老爷治病;挨打的校长、教师,罪状是主张以学生为敌来进行考试……这些人主张“走资”,所以非打倒不可。这都是当时起来“造反”的群众所真心相信的真理。而我们——这些文化人、医生、校长、教师,则的确就是多年来各司其职,不知自己有何错误,并末对自己所作所为有过怀疑。现在上级“中央文革”和群众忽然都说我们多年以来全错了,全是“走资源”,一律撤职、赶走,那就不能按原来那种走法走下去了。我们听上级的,听“中央文革”的,按着“中央文革”的指示,叫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自己的主张都取消吧!承认错误吧!所以,到了“文革”后期,实在已经并没有什么公开的两派主张之争了,但是却仍然不断地打“黑线回潮”,说:“走资派还在走”。打的是些什么主张呢?如上所述,我看是什么也没有。如果说有,那第一大概是看出我们内心的不满,必欲尽数消灭之而后快;第二没有别的,就是自己要当权,而实无主张。如是而已。

所以对后期这些“造反派”的真实动机,我是不能不怀疑的。

但是,说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主张,也不完全正确。在“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前不久,我偶然碰到了一本稿子,仿佛是为了一句不妥的句子,编辑拿来问我。而稿子已由组长(军代表)和主任(有终审决定权的那个军代表)都看过了,已经排成铅字,只等着出书了。我把这部稿子的清样放在桌子上,偶然翻阅了几页,发现内容太不像话,说的是一个小学放了暑假,孩子们如何坚决抵制老师,如何去搞阶级斗争,抓了一个搞破坏的地主。那些孩子完全不像孩子,满嘴阶级斗争,开口就训人,实在叫人讨厌。我就说:“我不大赞成出这本书。”

一会儿,那位军代表组长进来了,他解释道:“我要出这本书,因为它可以教育儿童,在假期里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看着他,暂时隐忍,没有反驳,因为这种人的脑子不是几句话讲得通的。

又过一会儿,军代表主任(就是那位正路子出身的)进来了,瞪着眼睛对我说:“我是有终审权的,你不能推翻我终审过的稿子!”我也没说什么,只觉得稀罕。我们过去终审稿件,怕有疏漏,总常常找人参谋,哪有这样开口闭口“终审权”的。

我用无言的抗议把他们打发走,然后我到校对科把该书原稿拿来细看,看看到底是什么奥妙。

一看之下,我简直跳起来。这本书里有很多“四人帮”时代最红最红的“革命语言”,已经在发排时被删掉了,原有这种话:“我们要一枪两眼,把邓小平打个透心凉。”这是什么话?如何能出书?于是我表示坚决反对,对方两位军代表却仍坚持要出。在争议中间,正是“四人帮”覆灭的时候,我的胆子也大起来了。我就出了一张大字报,把这样几段话抄出来以供众览,闹得全社轰动。但是对方并不让步。他们说:“大字报上抄的这些话,是发排以前已经删掉了的,所以发排的书稿并没有问题。”这时候“四五运动”早已经过去,邓小平同志的“三落三起”已经成了群众关心的大事,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登在报上,所以这两位军代表就仍继续同我吵,不服输,一张一张别字连篇的大字报,贴在走廊上。我气极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你们都看不见,你们是什么人?代表什么“文艺思潮”?气得我说:“删掉了,也还是这个人写的,你们不是要‘育人’吗?育这种人,专门要替他出书,育的什么东西?”连邻舍的另一出版社的同志都被惊动了,登楼看大字报,到处传说我们这段文艺新闻。

两位军代表这才没的说了。当然,此案早已过去了。但我想,如果现在重提此事,他们可能会完全否认,说这件事从未存在过,凭那气势汹汹的派头又会宣布自己是左派。但是,这份白纸黑字的清样和原稿档案,至今还在!

到最后,费尽心机,总算把这一批“沙子”和“左派”陆续送了出去,欢送时还都给他们写了挺好的鉴定,以上事件都没有说,因为如果鉴定写差了,人家部队不会要他们。这是我在“文革”结束时做的最后一件自欺欺人的事。我在“文革”十年中扮演丑角,总算洗脸下台了。

这些军代表目前状况我都不知道,只知大概回到部队以后,没有担任文艺领导工作(如果担任了,我总会听得到的)。有一次,我对一个在部队做文艺工作的朋友讲起这些苦恼,发旧牢骚:“如果你们〈解放军文艺〉要这样的人当编辑部主任,那就给我们也行。可为什么你们没要?”他笑着安慰道:“我们的命运未见得比你们强多少。至于这些人,不就是些初中学生吗?只是不懂什么,与文艺路线无关,你别生他们气。”

但是,这批“不懂什么的初中学生”,的确颐指气使地决定了文艺界好几年的命运。说这算文艺史料,未免荒唐;可若说它不是文艺史料,又掩盖了历史。后世青年只知那十年的文艺仅似一片白纸,没有文艺,好像是跳过去的。这并不是事实。为了还其真面目,所以我把它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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