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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十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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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垮台了,十年的黑暗结束了。

严冬过去,寒风不再吹了,最后终于吹来了温暖的风,吹开了夭桃秾李。群众为了这迟到的春天,在天安门前拍手欢歌,中国有救了。
  多么好啊!青年说:把十年来的不公平、冤狱,把拿人不当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下子清除吧。中年知识分子说:把解放以来,1957年以后,把人不当人的规章都解除掉,让人们真的解放吧。还有人则想得更多更远:我们这个辛苦创建,身上还带着不少旧痕的国家,要彻底变革,行吗……

人们一面欢呼歌舞,一面没有从前那么天真、容易放心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碰见的第一件别扭的事,是诗人郭小川之死。

小川之死这件事本身还查不清楚——他好好地睡在招待所被窝里,怎么会被自己抽剩的香烟头点着了自身而活活烧死?——只说我们这些刚刚得到“解放”消息,还没有“安排”的文艺界朋友,听到了无不惊讶,痛心。应该追悼他呀!可是这时候,既没有作家协会,也没有任何文艺团体(除了那些样板团)出面来召集追悼会,奔走来奔走去都不成。后来听说办成了,凭通知到八宝山入场。我收到这么一张油印的小条,问我们社其他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不知道。开会头一天,我接到冯牧一个电话,说:“人家通知的范围非常小,只好这样,咱们分别口头通知大家,你也通知一些人吧。”我说好。于是见人便讲,动员了一车。赶到八宝山一看,满满地站着一院子人。不管是作家还是名人,全都站在院子里,我忙挤进里边休息室去看,才知原来只开了一间第六休息室(按八宝山的规矩,一般要开六、七、八,三间,给吊客休息,规格再高点的,增开一、二、三,三间)。今天如此,吊客只好都站在院子里,在悲哀之上又加了气愤。

我听见站着的吊客们窃窃私议,今天的规格不知怎么样,据说特别高,由中央主持……什么中央人物,当非文艺界所能够得上。等了一会儿,叫我们排队进去,站好之后,奏哀乐,然后上去了主持并致悼词的人。我眯眼看了半天,既看不出是哪位作家,更认不出是哪位首长。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妇女,手拿悼词,结结巴巴在那里念。

谁呀!

直到会散了,人们往出走了,我这才打听清楚,原来这位主持会的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长辛店铁路工厂的一位女工。想必是造反成就极大,才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但是她和郭小川有什么关系?和诗又有什么关系呢?“四人帮”垮台了,她还在做她的官(不过,后来她下台了),她又着实与文艺及政治方面都联不上,所以至今我也说不清这位为死去的小川做结论的女部长的名字。

如此对待文艺界对一位著名诗人的追悼,这就是“四人帮”刚垮台时对待我们的姿态。这自然已经比开口就骂黑帮强了很多。但是,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依然比别人矮一截。

许多还活着的人被放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问题还解决不了,有的去山东,有的去山西。中央专案组还掌握大权,说一声“不解放”就不解放。

我到清华去看望老校长蒋南翔,结果只找到一间单人宿舍。门锁着,隔钥匙孔看见两只满是泥的布鞋扔在地上。后来他算是解放了,却没有工作,住在万寿路招待所。我又去了一趟,这次是事先电话联系好的,我和老同学魏东明同去。进屋一看,一间空屋,四张床,住他一个人,就算优待了。到吃饭时候,他到食堂去打了饭来,又说:“这里还有肉,我们烧了吃吧。”说着便取出一个塑料口袋。我一看,竟是一个生的猪蹄子!问他哪里来,答曰是今早他自己到菜市场排队买的。真亏了从来不会买菜、做饭的老蒋。现在三个人吃饭,只一个我多少知道点烹调,我只能当仁不让。我就问:“你的锅呢?”他指指自己吃饭打菜用的小搪瓷饭盒。“刀呢?”他取出一把削水果的小刀。“炉子呢?”他领我到里面盥洗间,那里有一个小酒精炉。看了他这些炊具和那个大猪蹄,我不由得笑起来,你就是马上到饭馆请大师傅,也做不出这个菜来。何况是我?但是老蒋盛情可感,我不能不动手。于是我用那水果刀把猪蹄子稍微削下几丝,没有油,就加上打来的菜,放在搪瓷饭盒里炒了一阵,火又太小,哪里炒得熟?我一边炒,他们二位一边蹲在旁边吹火。这顿饭吃得实在狼狈,自然也别有风味。

临走我诉老蒋:“下回可别这样招待我们了。”下回,他自然也不敢这么办了。这是我们的大学校长在“四人帮”初垮时的状况!当然,这在群众中间得算水平很高的了。书呆子闹笑话,只可算作运动结束后茶余饭后的轶闻,说着玩的。真正运动的尾声可没有这么轻松。

好些初得“解放”而无处安身的人,免不了东跑西走,看看朋友。记得有一回,我刚下班回家,见老同学李昌和老同事王汉斌都在我们家里,他们都是还没安排工作的。见面自然要打招呼,我说:“刚回来,忙啊!”李昌忽然笑着用手点着我说:“你啊,你现在是当权派,是忙哩。”我说:“那你们是什么?”杨述说:“我是走资派兼叛徒,到现在帽子还没有摘哩。”

的确如此,许多人虽然已是人所共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头上那顶“帽子”就是摘不下来。为了杨述的摘帽子问题,我找过当时新成立的中央,跑过中组部,求见邓大姐,都没有办法。后来,甚至中组部新上来的同志已经跟我推心置腹到这种程度:“他没有问题我们知道。可是,他和另外一位×××同志,是过去中央画过圈子的,现在的中央专案组就不许我们推翻。这事怎么解决?我们得慢慢想办法。”

过去的“中央”(主要是“四人帮”)圈过圈子的人,就不许动,依然铁案如山,只能慢慢想办法。我还在不停地奔走。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去求新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我认识他,但是我没好意思去求。再后来.又有人告诉我:“杨述和那位×××的事大约快了。胡耀邦对别人说了,对于这些事,他比当事人还着急。”果然,对这些被圈过圈子而没有什么结论的人,逐渐松动了。我又听人家说:“快了,中组部正在和他们顶。”我们等到1978年11月,杨述果然算是比较快的“解放”了。

还有比他的“案子”更重得多的人:“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这些经“御笔亲点”过,而人人都知道并没有什么罪的大罪人,也陆续获得解放。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央专案组”竟被解散,这真是天大的事!当时轰动九城,大门口排了长队的地方,不是像后来这样的百货公司、食品店,而是中央组织部。各色各样受冤几十载的人写血书上告,城里传说着“胡青天”的故事。我的一个老同事李兴华,早被划成右派,告过多少次状,不曾有过结果。这一回,他得了癌症,把申诉书赶写出来,委托妻子去中组部门口排队。照理该是十分迫切的,但是他却不,居然躺在家里和朋友聊聊文坛近况,自己还想写一点文章。对于交上去的申诉书,他挺放心地说:“会有结果的。”果然,后来在他去世之前,接到了平反的通知,使他得以安然瞑目。中央负责干部能得到党员群众这样的信任,在我的经验中,是除抗日初期投奔革命那时之外,后来再也没见过的。

先是这些受冤的“右派”分子,后来平反到“胡风分子”,然后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然后是无根据的(“特嫌”,最后甚至到了死后也不得翻身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这种局面真是自从开国以来甚至开国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随手给人扣帽子,搞运动,早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

能这样改变吗?一个出身定为“国民”,无资格在祖国之内自称“人民”的人,也能获得“人民”的普通身份吗?人们将信将疑。就在我们出版社里,有好几个从解放以来一直表现极好。要求入党的人,却外调十几年不能批准,只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几本写得很好的小说,军代表不让出版,只因为作者的爸爸有“历史问题”。好几家我们眼看着长大的孩子上不了重点中学,因为孩子爸爸的“结论”没有做。连小孩们都说:“我念书有什么用?现在爸爸是纲,纲举目张,纲坏了目怎么张嘛!”这些还稀奇吗?到了这时,我头脑才稍稍清醒,才觉悟到,原来我也只是在出书这一点业务上,比军代表们稍微明白一点,其他,我的思想不也是一样无知吗?首先得把人当人,然后才谈得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开口说阶级,怎样废除阶级?没大想过。”

这点“新思想”,我们还不习惯。

我开始想到了,我应该去认真看看这些年人们是怎样在生活的。特别是农民。

我曾遇见一件案子:

一个亲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农村造反派揪回农村去,打死了,罪名是地主分子。而此人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弃土地从商,进入城市。他的现已五十多岁的儿子。已经根本不认识那个农村的“家”了。他不是地主,其实很明白。而我们那时奇怪的法律(或者是不成文法),凡属地主,就没有人权,犯有天然的死罪,而打死他的人无罪。因此,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他家出头来打官司。还不敢堂堂正正提出无故打死人命案,而只敢提出“成份”划错了,还向我打听,是否认识该县老干部彭书记。请帮忙讲一讲。

中央下去了工作组,临走以前,我曾拜访过工作组长,请为清查。结果回来之后,既未查出他确是地主的根据,也没有相反的任何资料,只是一句话:“当地县委说。已经问过当地支部了,支部坚持不能改。”然后就是工作组长同志的一大串苦经:下去就得先声明服从他们的领导,想当青天大老爷,难!

我作为记者下去了一趟,去的就是这个县。正是农村开始改革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办法虽然有点乱,但是劲头很大的农村改革家,也听他毫无顾忌他讲了县里好几个冤案,包括他本人处理的,明知张冠李戴冤枉了好人,他写了报告,而县里硬不给平反的案子。于是我们谈得非常投契。他说:“来吧!多住一阵吧,多住一阵你才知道我们这里的事多难办。”我也动了心,我觉得我需要下去认真地体验一次生活。不是作家为写作去体验生活,而是作为党的干部(“干部”是这些年来真实生活的主宰)去认真再生活一次,如同解放前下乡土改时一样。于是我去找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他是跟胡耀邦同志一起上台的。我要求下去当工作组员,首先再体验一下我们这些年给老百姓戴帽子搞运动,究竟搞到了何等程度。我也是党员,搞运动的也有我,现在我本人也吃过一回苦头了。在我的头脑开始清楚之后,我要去看一看我们过去对人民干的事究竟是些什么,想想怎样才改得了这种习惯,如何才能把这种对待老百姓的习惯翻过来。

冯文彬同志答应了我,而且说如有什么值得反映的情况,可以直接向他通气。

这个工作组是中央派的,系国务院各部出一二人组成,基本上是各部的处长。我跟他们到了刚经过地震尚未恢复的唐山,有间房子住就是好的,但是地委还是对我们极其客气,开会就称“汇报”,要听什么就把谈话对象叫来,而且说:“你们要叫谁就叫谁。”

在我作为新闻记者来的那次,已经查清了那个成份案。连支部所属公社的公安委员也说:“我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档案捣过来捣过去查了多少次,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外逃地主,怪!”我还听说了一点这里县委彭书记的情况:农民,抗日民兵出身,文化很低,却忠心耿耿地执行上边的一切指示。抗震中有功,登报成了模范,现已升任了地委副专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暂不可过问该案,先去听听别的案子。

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晚上就有老百姓来访,谈一些案子,其中谈得最多的是邻县(就是我去过的那个县)的一个命案。一个种菜的农民因小菜窖被挖,用刀子自杀了,闹得全村老百姓给他送葬。县里意见也不同,为此还撤了些干部。现在县里说,这是“那时候执行政策执行得死一点,农民想不通,自己抹脖子死了。已经由公家发了抚恤费了,还怎么样?”的确是不能再怎么样,他是自杀的,能叫谁给他偿命?工作组也拿不出什么办法。

但是老百姓还是议论纷纷。有一天晚上,我在屋里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聊这件事,说那个农民苦是真苦,老婆在天津住院,交不上医药费,小孩才一岁多,全仗这窖菜手艺挣点钱。彭书记一下去,下令各村菜窖全挖,谁留下就是资本主义尾巴。那人跪下嗑头,最后掏出刀子来,说是砍菜先砍我。彭书记还是一个字:“砍!”这么着,一个人,硬被逼死在菜窖跟前了。

这时,听见了更多的关于彭书记的轶事:他如何坐着个吉普车下乡,一看见一群小孩用水桶浇菜,就下车来赶;如何在农村里召开“拔钉子会议”,各村汇报那些种菜的“钉子”,一个个拔,到最后剩下这个持刀自刎的,当然非拔不可。说到最后,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彭书记执行了,你能把人家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听了原县委副书记和原县公安局局长的汇报。他们都挺委屈,声明自己原来都很服从彭书记的领导,都是尽量按他的指示办的,但是事情实在没有办法,当他们到村里时,话刚出口,已经被当地老百姓包围起来了,老百姓不干呀!他们尽量解释,到菜主家去听人家哭,听本村支部书记诉苦,说他也活不下去了,见不得那家人!死者的妻子在天津急死了,家里剩下一个瞎眼老太太和那一岁半的孩子……真是没办法,他二位才在群众面前认了错,也没有干别的,可是这两个干部都被撤下来了。公安局长说,彭书记升了地区副专员,我现在幸亏调到了市里,不归地区管,要不,今天我也不敢来说这些话。原县委副书记现在穿一身军装,很详细地把自己当年如何下乡照彭书记的意思开会,如何因为老百姓有意见不能不调查,如何自己回去汇报,在县委会上提改正的意思,如何一次在县里好容易说通了,自己去跟老百姓也说过了,可是二次又翻案……细讲了一遍,底下他就不说该怎么办了,只说了一句:“关于彭副专员的事,我听地委的判断。”

显然,原副书记和原公安局长都有意见没有说出来。会散之后,我想了一想,便拉着同来的一个编辑,一起到本地部队系统,去找那位县委副书记。

我们找到他家里。这位政委见我们来,已知道我们实际上是记者,非常高兴,他自己倒茶,抓花生招待我们。重新细谈这个案子,他讲了他从乡下回县,如何突然知道县里要开会批判他,说他包庇了资本主义道路,又如何在全县的广播大会上批他,不通知他会议内容,而叫他去出席……没等他讲完,我已经知道,他所受的这些委屈正是过去我们常受的,但是现在还要他受。帽子还在人家手里,还可以随手扣下来。

他又对我讲了这位彭副专员是怎样当上模范的。地震了,他毫无办法,陈永贵来视察,他拍胸辅表示全县自力更生,一点支援也不要。于是得到上级赏识……
  这些材料,我不能写进工作组的报告。农民为什么被逼自杀?不能写上由县委书记负责。那个并非地主的人,被错划为地主而遭打死,也只能写他成份划错的冤情。假如原来成份没有错,本来就是地主呢?其内含便是:打死人者无罪,被打死活该。

我们的农村这些年就是这么过的。

我只能把我的记录稿不加抄录,卷成一卷,原件送到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那里。那个被划错成份的,我还尊重其家属意见,没把被打死的情节附上。后来呢?后来结果比一般的上告户好。那户被逼死的已经从优抚恤。那户错划为地主的,后来也纠正了,改为商人,没收的财产由公家退还。那位已经升任专员的彭书记,则撤了职,不知是作为年纪大了退的呢,还是有什么犯错误的说明?反正就是不让他干了,回家了。对这种干部,给这样的处理,实在已经算很难得了。真是过去没有的做法,我知足了。

白死的人命,没法再追究,甚至无权再追究。我懂得了这一点。那个地委这样处理,也有他们的道理,并非袒护彭书记。“如果都要追究起来,事情怎么办呢?一个地区的事,压下葫芦起来瓢,十几年前的冤案都拿出来翻腾,局面不整个儿都乱啦?”这是过了几年之后,一位经常下去的纪检委员劝说启发我的话。她认为一个记者这样做就是想把局面搞乱,有罪。她的话使我越想越觉得有理.同时越想我越睡不着觉。

我们文艺界自己的扫尾工作,世并不容易呀。过去给我们戴的帽子,已经一顶一顶取了下来,使我们突然感觉到了自己做人的资格,所有这些都是几十年未有的。这一条的重要性,不是经历这几十年的人,不能体会。这是真正的歌颂。搞文艺的人,要揭示这一点,要写出这一点的要求,出自内心。但是这点要求在中国却太天真了,被说成要弄乱啦,造成工作困难啦,别有用心啦。这说明婪尾春风,善后工作并不好办。

不是光说上级的决心如何如何,人群之中也有人改不了原来的习惯。我就亲身碰到过一个写匿名信反对当时文艺的“解放”潮流的。实际那还完全说不上什么“解放”,只是老老实实写了一点不那么太光明的阴暗面,例如《班主任》《大墙下的红玉兰》之类。匿名信作者就认为这样不得了,认为这等于爱伦堡的“解冻”,把光明的社会主义抹黑了。用匿名信转寄了来,说明这确是他的真实思想——他认为的确应当只准歌颂光明,不准指出任何黑暗。只准“左”,向“左”转,不准向别处走。不是别人强制他这样想,是他自己已经形成了一套思想,已经不习惯于做一个平等自由的人,也不能以平等之心待人了。不过这还可以理解,可以等待他。而眼前还有更近的人,也是成天讲文艺理论的“三性”,谈性解放之类,和别的时髦人物一模一样,然而一旦听到上边一点消息,错会了意,马上就很熟练地拿出当年造反派的全套把式,翻脸不认人。这就更使人不敢只把这些看作十年或三十年。三十年、四五十年……之前那么深的积习,一切都过去了,一切忘记了,现在只拍拍手讴歌而已。我跟不上文艺界的新浪潮,只能作陈旧的老生常谈,但是至今还不能多谈。到了这类老生常谈,不妨茶余酒后谈谈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文艺,且只说文艺,大概真的婪尾春风,群芳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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