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这实际上是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十二大后已经基本解决。后来小平退出常委，已经身体力行了。胡耀邦早就讲过，他在十三大上要退下来。

　　《21世纪环球报道》：您还提出领导干部不能在党、政、人大、政协轮流转。

　　李锐：我认为这个不太好。这意味着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退嘛，实际上把人大、政协变成很次要的岗位，只有党的岗位是唯一的、最高的。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对现在各省、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怎么看？

　　李锐：兼任的利弊到底怎么样？我说不清楚。如果把人大当作立法机构，它区别于执政，那么一个地方党的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还是可以的。如果为了一把手说了算更方便，那就不好了。将来还是要用选举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我们的干部还是任命制，由上而下的决定制，并不是真正的选举制。党内也好，人大也好，各级政权班子，应该实行真正的选举制，这可以从基层开始。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和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有可能吗？

　　李锐：这个很难讲，也许有这个可能。5年中大家都希望有所变化。如果真正按宪法办事，即逐步实施宪政，当然有希望。

　　《21世纪环球报道》：有报刊讨论人大和政协实行代表职业化制度，您认为其难度在什么地方？

　　李锐：现在的问题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数太多。人大是立法机关，代表应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当然，代表要代表各个阶层，工人、农民都得有。如果难以一下子改变，那么人大常委会常任制，实行职业化，应该好一点。

　　李锐：政法委是党内机关。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是不合理的，等于党直接干预司法。十四大还是十五大时讨论过这个问题。问题在我们没有真正把党政分开。我们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所以讲来讲去，根本的问题还是在党。这个不改善，一切无从谈起。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似乎接触过执政党和一党执政好不好的问题。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出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六个措施，其中提出搞《政党法》和《参政法》。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锐：就讲一个问题。现在搞这么多干部，都是吃国家财政饭。一个政党在国家、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负什么责任、怎样操作、包括其经费来源等等，都要搞清楚。
　　谈到执政，我们国家现在是两张皮，党政不分、难分。上上下下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权大于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我的意见书开篇即说：“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日益盛行。”[我来说两句]

                                毛泽东七大讲话未公开的内容                                

　　李锐：民主党派任副职，实际上作用有限，甚至只是个摆设。任正职就不同了，有个责任问题。在开国之初还有民主党派任正职。但后来就没有了，特别是反右以后，到“文革”就更不用讲了。
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现在已经出了书。他的口头报告，我当年听到的传达，讲有这样的话，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头讲话，跟后来的文字稿，也截然是两回事。

　　《21世纪环球报道》：这么说，反右并不开始于1957年，实际上酝酿于延安时期？

　　李锐：在延安时期，从对人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做驯服工具），到树立毛的个人绝对权威，是通过整风运动完成的。毛的心态是：领导这个党（这个国家），非我莫属，都要听我的，即以他的意志划界线。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继续和发展。最近，答罗稷南问，“鲁迅反右时处境如何”的答复揭露出来后，大家对毛的作风性格等，就更清楚了：他决不放过一个“异己分子”。（注：罗稷南当年与赵丹、黄宗英等知名人士接受毛主席小型宴请。宴会中，他问主席，如果鲁迅活着，在反右运动中会怎样，主席回答，要么他不说话，要么关在监狱里。黄宗英在会议记录中对此有专文记载。）
　　这个问题，我1992年写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9万多字，说得比较清楚。当时《桥》杂志整期刊登，后来收到《李锐反“左”文选》一书里。[我来说两句]

　　李锐：最大的危险是人治。只谈一件事情，现在全国错案、冤案很多，尤其是经济案件。有一个省的一件经济案，牵扯到香港的投资。上一届的几位省领导，将案件材料寄我，让我转交中央有关领导处理。从1998年开始，直到现在，转上去十几次信件，由于牵涉到现在的省领导，至今解决不了，错捕的人也放不了。我十六大的上书，提出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真正依法治国，是有自己几十年的切身体会而言的。
　　党内没有民主，国家也就难有民主，所以不能搞党高于一切，“一把手”高于一切。我为什么在十六大建议中引邓小平的话呢？他1941年撰文说：“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那时共产党没有得天下嘛，小平讲得比较合理。此文是《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

　　《21世纪环球报道》：您提议的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教训，做出“第三个历史决议”，估计何时能搞呢？

　　李锐：那要看以后形势的发展了。当然，教训都接受了，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不做出这个决议也没有关系。[我来说两句]

　　李锐：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是谈宪法，纪念新宪法颁布20周年。他在讲话中说：“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
　　宪法首先有一个修改问题，如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没有正式明确列入宪法。宪法的实质是监督政府，就是赋予公民监督政府权。西方几百年是这样走过来的。在我们革命过程的习惯上，执政几十年，权力在党的手上。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我们号称来自群众中间的党，不能变成统治群众的党。所以我提出制定《政党法》和《执政法》，成立宪法法院，就是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党怎么执政，要有法律。政党本身要守法。
　　十三大报告提出党政分开，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在实干，要说到做到。

　　李锐：1989年后，出现过“毛泽东热”，至今并未衰竭。如有关宣传毛泽东个人的各种著作，现在不下几百上千种。现在基本上在继续造神；在党史上也还在继续造假，把许多真实情况隐瞒，继续擦胭脂抹粉。例如，有关“文革”的研究就是禁区。许多有关毛和党史及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革”的书籍，只能在境外出版。
　　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做法，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是不容易彻底清除的。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文革”那一套，难道不就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
　　我的看法，马、恩、列、斯、毛、邓，从理论到实践，他们哪些是对、哪些错的、哪些要发展，都必须搞清楚。毛泽东的阴影现在仍然笼罩着我们。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搞清楚。这样才心中有数，以后就不会再重复错误。
　　总而言之，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讲自由民主、讲科学、必须法治，不能人治。党不能搞“一把手”说了算，把个人抬得高高的。
　　要讲信仰，只能信仰科学、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个个人及其学说。信仰属于宗教。马克思的名言是“怀疑一切”。科学与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21世纪环球报道》：继续反思、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会不会导致像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样的问题？

　　李锐：不会，毛泽东的正确东西不会丢。中国的农民不会起来推翻共产党。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听话，比较照顾大局。现在国际国内环境同过去大大不同了。现在的领导同过去毛的时代也相对不同了。

　　李锐：也不能说政治体制完全没有改革。比如现在我就可以这样自由讲话。人大、政协还有不同的声音。估计各级领导到中央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才能有进步。
　　过去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刘少奇、周恩来都难有发言权。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不同的声音，就导致了那样悲惨的结局。这种历史当然不会重演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干部四化”以后上来的，尽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但都是改革开放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目前最大的任务是经济发展。现在私有经济的产值已经占全国一多半了。
　　不过，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不搞民主化、法治化，政治体制不改革，人治的问题不变，经济上也会有问题。腐败是不得了的，每年以千为基数的县以上的干部犯罪，省部级干部犯罪，已经上百了。这真不得了。问题就是领导的权力太大，党和国家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尤其舆论一律，没有舆论监督。
　　现在提出政治文明，值得关注。政治文明首先要遵守宪法，要有言论自由。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炎黄春秋》没有挨批评，反受到称赞，希望这也是一个信号，言论有了点自由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