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正  来源：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扫校  本站发布（浏览数: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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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也承认这一点。毛写道：“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24] 上面引过的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把反对特权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联系起来。他们说：“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入党以后无利可图，反而处处需要带头，起模范作用。这样一来，党的组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他的正确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当年在校大学生中划出的“右派分子”，正如钱理群所言，“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25]下面辑录一些当年北京大学学生在大字报上发表的看法（引自《原上草》，引文后列作者名与页码）

“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谭天荣,46）

“前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的错误……用纸包火总是十分危险的，斯大林的错误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的，党中央也该整风。难道掩饰错误、喜欢斯大林的威信对革命有好处吗?”(严仲强，76—81)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肃反运动……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之下，在错误的领导思想和敌情的估计之下，绝大多数的斗争是错了……肃反运动错误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人权为儿戏的官僚主义；以搬运公式为满足的教条主义；以及不准阿Q革命的宗派主义。”(江文，104)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龙英华,131—132)

“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叶于，141—142)

“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王国乡，149—150)

“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林希翎，153)

“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王书瑶，204—207)

“斯大林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监督。”(岑超南，209—211)

这就是当年遭到猛烈批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几十年之后来看，其中的一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例如法学界的一些“右派”观点现在已被写入法律之中；其他方面的一些“右派分子”的主张也实际上被采纳了。

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在批判经济学家陈振汉的会上说，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是，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并不阻碍而是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26]陈振汉因此被打成“右派”。当年中共中央主持“反右”运动的是邓小平。1980年邓表示：“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27] 陈振汉当年有什么错，一目了然。

四、如何评价“反右”运动

事实上，当年“右派分子”发表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主张，如果1957年不是横加批判，而是认真听取，采纳其中可以采纳的部分，那么，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道德面貌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发生，这几十年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

既然“反右派”运动将这些言论作为打击对象，那就不难判断，这场运动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必要的还是有害的。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时，有人不愿意承认“反右”运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一性质，便死死抓住当年个别人说的情绪化的过头话不放，试图证明“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被引以为据的那些话语中，例如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就完全出自歪曲的、不实的报道，当年葛佩琦本人就不承认，要求更正。后来葛佩琦被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名义“盖棺论定”，这恰好说明当年“反右”时栽赃诬陷手法曾风行一时。

当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的速度就更快了！

1957年的夏季发生了一件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的事，能充分反映出当政者的心态和知识分子的命运。

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与36位知识界人士围桌闲话。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想探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你会不会把他打成“右派分子”？

毛泽东回答:“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28]

显然，如果鲁迅依然保持他疾恶如仇的性格，针贬时弊，那毛泽东就会把他关在牢里；假如周树人为了活下去，不再象以往那样写作，毛却可能安排周树人当文联主席。在现代知识分子中，鲁迅是受民众尊崇，又被共产党捧上天的人物；这样的人若活到1957年，恐怕也难逃厄运。鲁迅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知识分子的前途如何自不必多言

有一种看法认为，“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不过也有缺点，即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多年来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顾“整风”和“反右”时说过：“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30]他的判断是：“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30] 按照这一说法，“反右”运动把那1％的“右派”“扩大”了差不多100倍。如果这种“扩大化”只是偶然发生的，仅此一回，那么，它或许还可以被看成是“失误”或“缺点”。如果每次政治运动制造“打击对象”时都要“扩大化”，那还能仅仅被看作是“失误”吗？

在“反右”运动之前，有1951年的“三反”运动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

“三反”运动把被打为“贪污犯”的人称为“老虎”，要求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编制出“打虎预算”，再按照这种“预算”，把一大批无辜者打成“贪污犯”(即“老虎”)。当年究竟“打”出了多少“老虎”，其中又打错了多少，至今未公布真相。我的印象是，错案率很高。在“肃反”运动中，立案列入“肃反”对象的有140余万人，其中130余万人属错案，错案率达94％。可以说，“三反”、“肃反”运动，无不与“反右”运动一样，是严重的“扩大化”了。

“三反”、“肃反”运动是中共建政前期的政治运动，操作时比“反右”运动还是相对要谨慎一些。“三反”、“肃反”运动结束之前都有复查程序，一只“老虎”经过“内查外调”批斗逼供之后仍无法证实他有贪污行为或政治历史问题，也就解脱了。而“反右”运动的复查程序直到22年之后的1979年才姗姗来迟，这样才有“多年受了委屈”一说。

需要指出的是，“三反”、“肃反”没有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而“反右”就不同了。

“反右”运动不仅构成了政治迫害，同时还批判“右派分子”的思想见解。当把那些有助于促进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意见当作“反动言论”加以批判之后，中国就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后退了一大步。要评价“反右”运动，就不能忽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去看，“反右”运动的根本错误就不只是“扩大化”，它代表着思想文化领域专*制的全面完成。

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3年批判梁漱溟、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再到批判胡适、批判《文艺报》，1955年又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再升级为“肃清胡风 反*革命集团”，思想批判无休无止，批判的对象由个人到几个人、再到小团体，最后在“反右”运动中变成了针对全国知识分子的整肃。“反右”运动破坏了民主和法治，败坏了社会道德，为后来的“文革”准备好了“舞台”、“演员”和“演出技巧”，还为“文革”培养了姚文元、关锋等角色。可以说，“反右”运动是“文革”的彩排；“文革”不过是一场大大扩大了的“反右”运动。

在反思1957年发生的这一事件时，我们还应该看看当年“右派分子”都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这些被钱理群称做“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的言论，这些以其作者22年的受难为代价、有的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而留下的遗产，经过岁月的淘洗，现在看来是更加光彩夺目了。“右派分子”当年的愿望和要求，有些已经实现，有些将要实现，有一部分虽然此刻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我相信日后迟早会要实现的，我有这个信心。

1957年的“反右”运动，既是此前30年共产党革命的果，又是此后50年中国的状况、中国人的状况、中国知识分子状况的因。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这一年的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

知识分子经历了“反右”运动，这时已噤若寒蝉，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当中创造的那些荒唐的“新生事物”,像“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等等，便在社会上毫无阻碍地推广开来，直到造成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这样极其严重的经济社会灾难，才悄然收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中国陷入了“十年动乱”。这一切的发生绝非偶然。

或许现在有些年青人会问，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那些“史无前例”、也但愿后无来者的灾难性事件，是否就不会发生了？

其实，“反右”运动的根本目的不就是消灭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吗？“反右”运动“胜利”了，随后便令人痛心地发生了诸如“大跃进”、“文革”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们再也看不到敢于秉持社会良知针贬时弊的知识分子，只能看到狂热的追随者，这是知识分子群体本身的错吗？评价“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问题的根源，那就是两个字——制度。

五、知识分子群体“消失”多年以后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1号文件，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5号文件，提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同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历史上遗留的冤假错案的解决。在1979年里，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中99％都得到了“改正”，被开除公职的恢复了公职，被开除党籍的恢复了党籍。他们大都回到原来的专业领域工作，有些人甚至担任了比“反右”前更高的职务，朱镕基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王蒙成为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费孝通和钱伟长都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6年11月，三位当年的“右派分子”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向一些人发出了邀请信。邀请信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30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30年来的历史，也就很难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费孝通收到邀请信之后，在1987年1月初举行的一次“民盟”的会议上，要求“民盟”全体成员不要参与刘宾雁等发起的“反右30周年纪念活动”，要大家“汲取1957年的教训”，并把他收到的这封邀请信交给中共中央。

确实也有一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汲取”了“1957年的教训”。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王蒙发表了一篇悼文。这篇题为“小平同志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的文章说：

在1988年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即将结束、通过会议文件时，有一位老中顾委委员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措辞提出了一些意见。小平同志即席讲话，他讲得特别明确，一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最坚持”，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寸步不让，他的政治敏感，政治判断力与政治上的坚持性顽强性，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应该说是凛然肃然的印象。^[31]

王蒙这篇文章也会给他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话语权，知识分子的“消失”从局部扩散到全国，这段历史成了中华文化解构和重组的一个重要阶段。■

（全文完。返回本文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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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注释】

[23]《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24]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2页。

[25] 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6]《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0号，第82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

[28]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下卷，第6页。

[3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1页。

[31]《王蒙文存》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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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0年07月23日发布 / 2019-02-12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