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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语文教学新论》与《课堂教学实例分析》是安徽省教育厅和芜湖市教科所组织编写的一套教师培训用书，是服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课题研究成果，综合了参与编写者以及相关研究人员、一线教师的研究成果。观点新锐、客观、科学性强，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这里发布的是本站斑竹执笔撰写的部分，与同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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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新论》: 二、当代小学语文教学的发展进程回顾

当代小学语文教育

文、道之争：对语文学科性质、特点的认识之争

撰稿：应学俊等（选自《小学语文教学新纶》/安徽教育出版社）   本站2006-10  编撰发布 （本页浏览: 人次）

新中国诞生后，小学语文教学随着国家教育事业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而发展，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虽然也有不足之处和失误，但这是事物在发展中难免的。事物在发展，必然不断会有新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变化和发展。

在我国当代小学语文教学发展史上，虽然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每一次争论都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反思和触动，每一次争论都会给小学语文教学以新的推动和活力。人们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论争和实践中逐步升华和完善的。这也是认识过程的规律。

值得指出的是，从新中国诞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国除了曾经与前苏联、朝鲜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在教育上有过一些联系交流外，并没有很好地关注和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母语教育的发展和变化，和世界这个整体失去了联系，所以，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与发展也必然打上了这样的印记。不同时期颁布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既反映了我国教育工作者对小学语文教学认识的过程，也反映了社会、政治的变化、发展、进步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的不同的要求。作这样的历史回顾很有助于我们厘清研究、改革的思路，能使我们做到纵览全局、高屋建瓴，避免一叶障目、坐井观天之虞。

2、文、道之争——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的认识之争

所谓“文”，指的是语言表达形式；“道”，则指的是文章中含着的思想内容，亦即“道理”、文章的主旨内涵。

其实“文道之争”古已有之。我国有“文以载道”的说法——远的不说，起码这一观点，源于唐代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最初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经宋代理学家的解释得到完善，而那时所言之“道”主要是指孔孟儒家之道。“文以载道”的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文”亦即车的运载而运送传输。此一说，使文学完全成为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这样的文学观念无疑是偏于文学的教化目的，而否认了文学的其它功能。比如汉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再如当今已编入小学语文一年级教材的古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北宋/邵雍）——这其中就谈不上什么“道”了，只是一种情境的描绘，传达的是一种朴实自然的意境。

我们不否认，大多的“文”客观上确实是“载道”的——尤其是创作者意图宣扬某种“道”时。但我们也不可能全然否定对自然的描摹、表达某种意境、传达某种情绪为主的作品，如上述古诗，也照样千古传诵。世界是多样性的，文学也同样如此。所谓“纯文学”亦应有一席之地。（蓝色字体的两段文字为2018年个人修订）

但在语文教学中，文道之争历久弥新：“文”与“道”孰主孰次？其重要性孰高孰下？一直争论着。小学语文界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二者之间的论争加进加进了政治的因素，就更加激烈。说到底，其实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认识上的争论。

1959年有一次所谓“教育革命”，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政治挂帅，把“文、道”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语文课上成思想政治教育课已经相当普遍。面对歪曲语文学科性质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面对语文教学质量受到的严重影响，产生了语文教育界关于“文、道”关系的激烈争论。概括起来，有三种观点：

一是强调语文教学以“道”为主；二是强调语文教学以“文”为主，三是认为应该“两者并重”。这次争论的结果，以1961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的一篇题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的社论作总结而结束。社论在强调语文的工具性的同时，又强调了不可离开“正确的政治方向”。语文界得出了“文道统一，不可偏废”的结论性认识。这虽然不能说全面，但至少也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由于一直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教学实践中的落实。

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更加代替了一切，既没有“文”也谈不上真正的“道”，一切淹没在所谓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之中，四人帮利用教育、利用语文教学为他们的争权、篡权的阴谋服务而使语文教学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几乎是大毁灭。在“政治”被提到吓人的高度时，语文学科的“文”、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谁还敢再提？

粉碎四人帮，语文教学实现了拨乱反正，“文、道”的关系基本理顺。但忽“左”忽“右”的现象也还时有发生。一会儿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强调语言文字训练，一会儿又强调要加强“渗透德育”；在研究强化渗透德育的同时，又会出现对课文架空分析或将思想政治内容“穿靴戴帽”“贴标签”的倾向，等等。

其实，正确认识的产生，关键就在于对语文学科性质、特点的认识和定位，是否遵循了语文学科和语文教学本身的客观规律，是否揭示了语文和语文教学的本质。一切应当从实际出发，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正是在这些论争基础之上，在1999年第三次全教会召开以后，教育理论工作者在充分认识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以科学的态度、开放的视角研究教育、深入实际研究语文教学，修订了1992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作为过渡性大纲；2001年制订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经实验后在全国全面实施，进行全面的课程改革），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地位有了比较客观、准确、科学的界定，这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详见本章开头的有关引文）。

什么是“人文性”？它与“道”是一个意思吗？非也。“人文”是指人类文化，就中小学语文教育而言，它应当是指人类文化中先进的、科学的、优秀的、健康的内容，自然包括某些“道”。“人文性”的涵盖比“文以载道”的“道”宽泛多了，这就体现了文学的多样性。对语文学科性质这样的概括和定性，对我们把握和分析、理解语文教材铺设了一条通往求真、求实的路。■ （末端为2018年个人修订）

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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