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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运动研究】 |
政治与学术之间——罗隆基的命运 |
| 作者：谢 泳 资料来源：《思忆文丛》等 本站编辑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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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隆基与“党天下”
1949年，罗隆基留在新政权内，这时的罗隆基已不同于年轻时期。1940年代末期，在国共两党军事、政治激烈交战的年代,他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一直帮共产党的忙，而当时共产党为了尽快获得政权，在民主政治方面曾许下很多诺言，对于民主人士也表现出尊敬和宽容，这些因素对罗隆基的政治选择可能都有影响。
1950 年,他和朋友吕孝信交谈时,曾对吕的抱怨解释说:“我怎知道国民党这样不堪一击？连大江以南也守不住？如果能守住江南,平分天下,共产党也不致有这样高的气焰。”[24]当吕劝他申请出国时，他说：“你不知道，如申请不准，以后将被歧视，认为思想不良，那份罪可大了，又怎能不怕呢？”[25] 可见，罗隆基对自己在1949 年的选择是有所不得已的。
1949 年后，罗隆基一直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抱有足够自信，并曾幻想以自己当年所做的贡献，可能会成为外交部长或驻英大使的人选[26]。虽然同时代的人公认他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但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他的书生气就流露出来了。他渴望成为新政权中的一名阁员、一名部长，但他最终获得的职位不是外交部长，也不是驻外使节，而是森林工业部部长。以他留美的政治学教育背景，公认的中英文水平，加上出众的辩才和口才，结果也只能管管木头。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27]看他在《新月》时期对政治、国家、政党、民主、自由等的看法，想他在 1949 年以后的不适应也是情理中事。
1949 年，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留在大陆，情况比较复杂。出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共对知识分子还表现出一种欢迎态度，再加上国民党的腐败已使他们绝望，1948 年底，大批知识分子由香港进入解放区。1950 年左右，全国的安定局面使他们一度兴奋。可是正当他们对新政权产生好感之际，中共却制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原罪论的神话——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居然相信了这个神话——罗隆基甚至说过：“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28]一方面说明他有想不通之处，另一方面则说明当时的社会意识已渐趋以“无”为荣，以“资”为差了。在新的环境中，罗隆基的心情并未感到舒畅，而是越来越感到压抑，他所预想的一切都没有出现，而他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却很快发生了。1957 年的到来，将这位复杂的、充满个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仅剩的一点梦想也打破了。
1957 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会。6月2日,《人民日报》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即是著名的“党天下”论。
储安平在发言中首先指出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在储安平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他还说：“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党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储安平在 1957 年夏天的言论是妇孺皆知的，但最早使用“党天下”这个说法的应是罗隆基。1930 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一篇文章是罗隆基写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中批评国民党“党在国上”，他说”——
“党在国上”的影响，尚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
说到“党天下”的说法出自罗隆基，自然不可避免地想到他和储安平的关系。罗隆基长储安平 11 岁。储安平的经历与罗隆基大体相似,他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毕业以后，留学英国，思想都受著名的费边主义者拉斯基（Harold J．Laski）的影响。罗隆基在《新月》前期比较活跃，而储安平在《新月》晚期比较活跃。
罗隆基曾任光华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教授比较政府及政治思想史。1932 年，储安平于该校毕业，是罗隆基的学生。从各种联系上讲，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应该是很近的，储的许多思想都直接受罗的影响，但储对罗是有看法的。1946 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列为该刊“撰稿人”的前后共有78 人，多数是国内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在这个名单中没有罗隆基,而且在《观察》存在的近三年时间内,罗隆基没有为《观察》写过片言只字。原因何在？是因为储安平对罗隆基的品德有看法。
1957 年春天，储安平拜访过一次罗隆基。共产党批判储罗二人时，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章、罗和储安平密室策划一证》[30]，说储安平和罗隆基如何如何，显然是将一般性的拜访和交谈上升到政治活动中去了。储安平后来在《向人民投降》一文中承认了与罗见面。另外，在当年的民主人士中，罗隆基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个人交往是很少的[31]。罗隆基在1957年的遭遇除了政治上的直接原因外，与毛周个人的疏远或许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即使在“反右”、“文革”当中,毛周出于个人情谊或其他考虑,也保护过一些知识分子,如章士钊、梁漱溟等人。在“反右”之前,罗就曾说过:“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32] 然而这种声音在已经获得政权的人听来，已经很不顺耳了。
据说，在罗隆基成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他，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33]这与他当年对吕孝信说的“如果申请不准，以后将被歧视，那份罪可大了，又怎样不怕呢？”是一致的，作为“右派”的罗隆基还能怎么回答呢？申请离开，那不是更可怕的事吗？
罗隆基没有走，1965 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学人，但他自觉地走上了仕途，一切悲剧都由此而来。书生参政，好像都是这个结局。□
（全文完，点击这里：返回前页）
【注 释】
原说明：本文编入《思忆文丛》时被删去一节，若干注释虽有内容并未被引用，如有需要可参考谢泳原著——扫校者注）
[26] 吕孝信：《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总第140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4年1月），页38。
[27] 千家驹：《70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页239。
[28] 《大公报》，1957年8月11日，吴晗发言。
[30] 《光明日报》，1957年7月7日，第3版。
[31] 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 和198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中，未收一封毛周给罗的信，这在当时的民主人士中是很特殊的。另外孙琴安、李贞著：《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华文出版社，1993）等书也未列毛罗交往的资料。
[32] 罗隆基：《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33] 叶永烈：《沉重的1957》（南昌：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2），页34；70。
【相关链接】
1、【本站编辑】“人民日报”上的“整风-反右”历史记录（鉴赏“右派”言论）
2、【本站编辑综述】“章罗同盟”——千古奇冤，无稽之谈
4、 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
5、【南都网/腾讯网】储安平：一个政论家的深刻和远见（2013.10）
6、应学俊:“皇上圣明，臣罪当诛”？——回顾自上而下的“反右扩大化”
7、应学俊：《建国大业》、民盟及其它……
8、应学俊：梁漱溟眼中有“章罗联盟”吗？——驳胡新民《梁漱溟眼中的“章罗联盟》
9、略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唐正芒、胡燕）
12、 林蕴晖教授主讲(视频)： ① 1958 年的“大跃进” ② 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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