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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民初宪政的反思
作者：冯天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作者：冯天乐   来源：作者赐稿    本站编辑发布  （本页浏览: 人次）

【本站按】本文作者与本站素昧平生，此为作者电邮投稿。冯天乐先生是历史专业，切合“教育·文史哲”本站主题。本文研究专题所涉范围当为时下许多非专业士不大关注的。但稍稍关注和回顾一下制《宪法》、行宪政在有着数千年封建政治历史的中国之艰难，对我们会有诸多启迪。冯天乐先生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和梳理是有意义的，起码能引起我们更多更深的思考。此时，孙中山的遗言似乎又在我们耳畔回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文中所用插图、文末所列“相关链接”，皆为本站编辑，并非作者原文所附。依例，本文观点并不必然代表本站观点。特此说明。

一、引 言

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猝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澄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成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做革命的都督。²

此次发难的仓促情形，和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略同，因瑞澄、张彪的庸懦无能，竟得成功。故中山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澄一逃。倘瑞澄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它留武昌之新军尚毫无成见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³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⁴ 各省独立都不是“中华国民军”奉“军政府”的命令攻战的结果（当时，既没有革命党人统率的“中华国民军”，也没有统筹全局的“军政府”）。 这场革命距今已经105年了，不同的党派和政治人物对它的意义都有不同的解读，但由于为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所左右，未能全面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检讨民初宪政的得失，故笔者希望重新检讨这场革命的贡献与局限，使有志推动中国民主建设之士有所借鉴。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不仅在中国开了民主的风气，使人民从此知道了民主共和及法制的知识，而且在动员人们起来参加选举公仆以及在争取自身的民主、自由、平等政治斗争活动中，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⁶ 它直接带来两个后果。第一，确定民主宪政。即使后来袁世凯称帝（83日）和张勋复辟（12日），也不能长久，足见帝制违反世界潮流，国人共唾弃之。而辛亥革命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甚么神奇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甚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辛亥革命不久便迎来五四运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⁷

三、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种种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逐步清涤。另一方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造另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于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⁸

革命后之政治理论，厥为民主共和。于是创设国会，用以代表民意，制定宪法。又组织议员竞选之准备。然此等皆钞袭欧美成法，于国内实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各党政纲，既无大差别，又各党背后皆无民众为之基础。政党既不能有真实之精神，国会与宪法徒为相聚而之题目与场合。⁹

革命党人在革命高潮阶段未能坚持和发展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方略，反而一度误认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诸实现”。¹⁰ 张玉法先生说：“辛亥革命，是经过谈判的过程而完成的。虽然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但遗留下来的问题，未能解决；不但未能解决，且愈演愈严重。”¹¹ 孙中山在民国初建立时曾感叹指出：“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¹²

从民主实践的效果来看，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失败的，原因在于同盟会本身存在致命的缺点。首先，同盟会始终形成不了一个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领导核心，由于同盟会会员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革命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野。有的人虽然参加了同盟会，但思想仍然保持着原来小团体的宗派观念，对同盟会内部的革命团结，不断起着腐蚀和瓦解作用。同盟会内部的不统一，不仅削弱了同盟会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职能，而且从内部消耗了自己的力量，给敌人可乘之机。¹³

其次，同盟会领导缺乏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能力。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由于对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没有及时组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去领导全国革命运动，革命党人没有掌握湖北军政府的主要领导权。12月18日，南北议和开始，革命党人便寄希望于袁世凯顾全大局，与民军一起行动，迅速推翻清政府。在上下和谈的气氛中，革命党人在“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心态下，放弃以武力谋天下的既定方针。而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又大力裁军，辞去陆军总长、南京留守职务。由于政权没有一支强固的武装力量来保卫，这就为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提供了条件。¹⁴

由于有不少革命党人认为只要共和国成立，得到列强承认，革命就告成功，至于谁当总统、执掌大权，那是次要问题。他们主张向袁世凯妥协，连黄兴也主张“化敌为友”，建议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又投靠袁世凯的汪精卫，竟当面攻击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¹⁵

因此，可见同盟会思想衰退不愿继续革命。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独立，“民国”成立和清帝退位，都来得很快。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了革命党人的头脑，他们真的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从此不再革命了。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认为，清帝退位专制已除，民族、民权二大纲领目的已达到，今后所急宜进行的即民生主义。革命领袖的思想状况尚且如此，一般会员群众的思想状况就不难想象了。¹⁶

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固然不少，而民权主义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没有能够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国体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民国前途之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主义发达如何耳。”¹⁷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包括让位在内的“妥协”作出总结：“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¹⁸

学者横山英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大众反抗斗争，决不是革命斗争，主要地是反对政府政策——新政——的大众斗争而已。这基本上是军阀与资产阶级的同盟所推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化的变革，与潜在地和前者处于对立关系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变革的结合所生，以此，它能而且只能停止在酿成革命情势的阶段，而客观地却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政权的树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更指出真正的“革命”不应如此，否定辛亥革命为一场革命，而只是一个变革。¹⁹

（未完，点击这里：紧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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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文注释（本页）】

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75。
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75。
3.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页273。
4.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75。
5. 李时岳：〈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化进程〉，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43。
6.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0。
7. 金冲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132-133。
8.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906。
9.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910。
10. 张磊：〈划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35。
11. 张玉法：〈二次革命的根源〉，《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第二册，页275。
12. 李酉潭：〈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林师启彦、李金强、鲍绍霖主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下册）（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出版，2005），页506。
13.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6。
14.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6-77。
15. 安作璋编：《中国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792。
16.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7-78。
17.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5。
18. 张磊：〈划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35。
19. 林师启彦：《教研论学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页107。
20. 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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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制日报】宪法与政治文明（2009年）
6. 【参考资料】中国大陆现行高中历史之教学案例：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
7. 《野百合花》与王实味之死（本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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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7-01-07 编辑发布 / 2020-05-14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