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历史钩沉>1964年: 瞿秋白被毛泽东定为叛变 文革中墓被砸毁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
(点击浏览: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 |
![]() |
|
· 历史研究 · | |
1964年: 瞿秋白被毛泽东定为叛变 文革中墓被砸毁 |
|
作者:雷颐(原题:《“瞿秋白冤案”不始于“四人帮”迫害》) |
|
作者:雷颐 来源:搜狐文化/历史 本站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 人次) | |
【说明】搜狐网原注: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第10期,作者:雷 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题:《“瞿秋白冤案”不始于“四人帮”迫害》。视频为本站所附。 |
2010年第8期《文史参考》发表了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口述回忆《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在这篇文章中,她披露了一些瞿秋白被害、家属后来遭遇等以往人们知之不详的细节,颇有意义。不过,文中说“‘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瞿秋白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却不甚准确。因为,“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说认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革”尚未开始,“四人帮”远未形成。
对于“瞿案”,“文革”后参与复查、平反工作的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孙克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员陈铁健,都有回忆文章公开发表。这些文章公开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笔者谨以它们为基础,对“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略作概述。
一、胡耀邦批示:要给瞿秋白一个公正的评价
1979年3月,《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公开为瞿秋白平反。此文一出,引起轰动,因为此时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一些冤案开始平反、昭雪,但刘少奇案、瞿秋白案等一些“格外重大”的案件尚未平反。所以,有人在报刊上著文“大批判”,这些文章仍坚持“文革”时的“钦定”标准,口气严厉。陈要求著文反驳,却被拒绝。1979年6月,陈铁健到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会,主持者执意要他在全体会上讲瞿秋白,然后对他进行事先准备好的“围攻”。
但就在被“围攻”两天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转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要陈铁健即日赶赴上海,与瞿秋白案复查组人员会合,参加复查工作,这使会议的“论调”突然一变。7月1日,陈赶到上海,住东湖招待所,见到中纪委瞿秋白案复查组负责人、时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孙克悠,她向陈详细介绍了情况。
原来,瞿秋白的亲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为瞿恢复名誉。中纪委在1979年春成立了“第八组”,准备复查瞿秋白案。瞿的胞妹、此时已79岁的瞿轶群从居住地杭州写信给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再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陈云于1979年5月20日对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同年5月22日,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陈野苹于5月29日对该件批示:“请鹤寿同志阅后再转中纪委第八组。”
陈野苹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样,中纪委临时机构“第八组”就于1979年6月开始瞿案复查工作。“第八组”由五人组成,先已借调了中央调查部常凡、中央党校李玲玉参加工作,中纪委则由孙克悠和军队团政委出身的老王参加,孙读过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于是要求陈也参加。孙克悠任“第八组”组长,具体负责此案复查工作,中纪委常委曹瑛则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此事。
6月18日,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秘书长魏文伯首次约见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希望她相信党中央会作出正确结论。
二、毛泽东评点《多余的话》: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
“中纪委第八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与瞿的多位亲人见面访谈,访问知情者,举行座谈会……
他们了解到,瞿秋白1935年6月被国民党杀害后一直被视为烈士,所以他的家乡江苏常州从1953年开始筹建瞿秋白烈士纪念陈列展览,于1959年开始陈列展出;而后,又准备瞿秋白故居陈列展。“1964年,瞿秋白故居陈列展开始接纳内部参观。不久,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南京传达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评,瞿秋白陈列于8月停办。”
原来,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书后附录《多余的话》全文。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为叛徒。戚文刊出后,学术界和文艺界反映强烈,意见反映到国务院。在周恩来过问下,中共中央宣传部约集二十多位历史学家开会,讨论戚文,与会者严厉批评此文歪曲历史。中宣部表示赞同与会者的观点,认为戚文在事实上站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
但是,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先后在《瞿秋白传》附录上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且急切地把两者与他想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做出异乎寻常的重大政治判断。第八组在调查中,周扬、陆定一提供的重要情况以及戚本禹在秦城监狱中的交代材料验证了这一点。
周扬1979年8月28日在万寿路住所对中纪委第八组谈话时说:戚本禹评李秀成的文章(指《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当时,我不知道,没有看。有一天看戏,总理问我看过戚的文章没有,我说还没有。总理说你要看看,过问一下。现在台湾也在反对太平天国。这么样一个历史人物翻案,怎么也不和中宣部打个招呼?弄得阳翰笙的戏(指《李秀成之死》,写李秀成征战,太平天国灭亡)也不演了,博物馆也停了(英国送来一把剑刻有李秀成的名字,文章一发表引起全国反响,剑也收起来了)。
我看过戚文后,在中宣部召开一个会,意思是戏还要演,文章也作为学术讨论大家发表意见。范文澜、郭老、刘大年都对戚文有不同意见。刘大年根据我的意见写一篇文章,尚未发表。文化大革命就批判刘大年、周扬为叛徒李秀成辩护……
我问陈伯达,对李秀成怎么看。他说李秀成还不是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陈是为李辩护的。陈伯达又说,瞿秋白不是也写过一个自述吗?陈说是黄敬告诉他的,因为黄敬被捕后也写过这种东西。【本站注:黄敬,原名俞启威,江青前夫,解放后任天津市委书记等职。其子是俞强声、俞正声。黄敬1958年去世】。
我见到江青,向她说起黄敬说瞿秋白写过自述的事。江青说:什么自述,他(黄敬)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离开的。
我见到了(毛)主席时,把对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汇报了,主席一言不发。
以后江青见到我,说: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晚节不终?),不足为训”!主席关照不要告诉你,但我还是告诉你了。
我又见主席时,主席第一次那么生气地批评了我(他从来总是表扬我,没有批评过)。他说:范文澜、郭老,还有你,你们都为李秀成辩护。你这个人没办法,你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本性难改……。我当时听了很难受。总理在一旁承担责任说他有错误(因为是总理要我过问的)。我说还是我的责任。这时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问主席看《多余的话》没有,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江青不同意罗尔纲的观点(罗认为李秀成是伪降),她会经常向主席讲的。
陆定一1979年4月16日在北京医院对中纪委第八组等谈话时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我给总理写信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是错误的。总理告诉我,他把我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这时有人提出彭德怀有功,军事上行,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的。我认为这是攻击主席,我应起来作战。
1964年,香港的国民党杂志,又把《多余的话》登出来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有毛主席,有总理,还有我,三个人,怎么谈起的我不记得了。我向他们报告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香港那里又登出来了。毛主席就要看,我就拿给他了,请他看。……后来,毛主席看了以后,就对我讲,就是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他的话是那么讲的,此外就没有多的话了。周总理想把《多余的话》的原稿找到,据我所知,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1966年总理派了两个人来问过我瞿秋白的事情,我就把以上情况再一次报告了他。
(未完,点击下一页:邓小平的态度……)
【相关阅读】
![]() |
||
(本站 2017-01-07 编辑发布 / 2020-05-14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