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献评述”一节中，我们可看到作者在充份掌握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博采众说，却不盲从某些权威论述或西方的分析模式。

如作为全书论述支点的知识分子“工具”论，其实基于一个极其日常的政治文化现像，即雷锋所说的，甘作一颗“小小螺丝钉”，“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于是“螺丝钉”一语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也是“罗思鼎”集体笔名的出处。但将知识分子“工具”论放到“全能主义政治”框架中作系统分析和诠释时，却揭示出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深层结构。所以说，此书不花哩胡哨炫耀理论，也不故作惊人之论，研究以切合中国实情为指归，而足然成一家之言。

有关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论述大多侧重其思想流变与特征，《沉浮》则别开生面，揭示其生存环境即物质条件的层面。这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的主体和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作了合理的处理。同样的，书中一方面探讨知识分子如何被一步步走向“工具化”，另一方面论述他们如何“抗拒工具化”，这在第四章中作了充份的表述。

尽管被“改造”而“物化”，但知识分子当中仍有铮铮骨鲠在，如储安平、贾植芳等，正所谓大浪淘尽，天壤间终有良知不泯，精神亦终有其超越之价值，此中有深意存焉。

另可注意的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方面也作了较好的处理，即在探讨某种文化现像时，时时追溯其历史的联结。如对于1949年之前上海文化及知识分子传统的描述，或对于中共的“工具化”政策则源自于1930年代的上海“左翼”组织至延安“整风”运动，这些都作了专节讨论。尤其在第四章，“反右”运动中上海《文汇报》被毛泽东点名，遂遭灭顶之灾，而作者追述其“文人办报传统”，即徐铸成等自由办报由来已久，早已被视作眼中钉。这样清楚交代其来龙去脉，如果没有一种求实研究的态度，大约是很难做到的。

不得不表出的是，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方面，足见此书之长。且不说中外理论文献、公私函牍部份，涵盖面殊广。大量数据得自于陈年报刊的细心爬梳，而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回忆录等，甚至包括文革时期上海“地下诗”情况，则来自于海外发表的渠道。通过回忆材料的大量使用，使许多事件的真相见之于世。如在“胡风事件”中，由贾植芳、任敏的回忆材料得知，他们夫妇俩被突然逮捕，投入狱中，从此整整十二年，互相不知下落，不知生死。数十年之后读来，心头犹为之震颤，若能想见当时生死两茫茫，岂能惘然！

无论反胡风、反右，乃至文革，人民共和国“继续革命”的历史，由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所构成，但除了红头文件、官方报道之外，我们能知多少? 这类已见世的回忆仅露出冰山一角而已。如果历史真相尚存活于记忆之中，然而时过境迁，时不我予，至今所能存活的尚有多少? 从这个意义上《浮沉》的作者以极大的热诚投入了打捞记忆的工作，如对于反右时期《文汇报》编辑部、文革中上海市委写作组及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编辑部这三个群体作了采访。他们代表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而在接受采访时，则同样面对1990年代中国全球化的新局面，因此在抚今追昔中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历史的觉醒和反思。这也是此书最具价值之处。

有意思的是，在1980年代“解冻”时期，作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主任，密切参与体制改革，而书中有关《世界经济导报》的章节，其实有他自己的影子。因此对于“八九”，自然是绝难忘却，其自身的遭遇也随之颠簸，但在叙述“风口浪尖上的《导报》”及钦本立、张伟国等人在八九之后的厄运时，却显得出奇的冷静。跟全书的体例相一致，作者始终诉诸事实，尊重历史，既体现其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界线分明。同样的对于《导报》知识分子群体也作出客观的历史定位：他们属体制内改革派，“尽量在体制规范内行事，但不是被动地服从”，他们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批判境神在逐渐抬头”，“反映了一种从工具知识分子到独立知识分子的过渡形态”。

俗话说，温故而知新，《浮沉》一书来得及时。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巨变，尤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似乎迅速进入物质富裕、“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但事实上往事并非如烟，许多问题仍值得探讨。

此书所揭示的“全能主义政治”及知识分子“工具化”的历史过程，是否在当下“全球化”进程中已属过眼烟云？尽管对此书的观点可见仁见智，但如果“知识分子”仍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话，那末对他们来说，了解自已的生存环境，思考历史和现状，或能从这本书获益良多。□

〖前一页〗  1   2  〖后一页〗

【相关链接】

1. 【视 频】命 运——建国初期“文艺整风运动”记忆（凤凰大视野）
2. 【视 频】“文革御笔”梁效沉浮录（“梁效”主笔范达人口述）
3.  朱永嘉的“人家待我不薄”与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朱是文革“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
4.  笑 蜀：“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不幸的遭际
5. 【社会能见度】重返夹边沟——中国式古拉格群岛
6.  应学俊：三 叹 姚 文 元

（本站 2013-12-13 编辑转发 / 2016-12-22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