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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信（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所谓“万言书”）
3.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关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
4. 1959年8月，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
5. 【搜狐大视野】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兴亡录
6. 沈志华教授讲座视频：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
7.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此为文革之发令枪、前奏曲,毛、江指使姚文元所写。毛赞扬“写得好。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大跃进、人民公社”成为毛绝对不准人非议、触碰的宝贝——因为如果承认在这些问题上自己的错误，自己的威信、地位将大受影响；毛知道对此党内有“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为饿死几千万百姓、国家经济几近崩溃，这不是小事。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已一目了然。）

8. 文本：《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摘要）》
9. 【视频】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我的一张大字报》（文革是这样发动起来的）
10.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时值 1966 年 2 月，故史称“二月提纲”）
1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所谓“五·一六”《通知》，撤销“二月提纲”）
12.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 年8月5日）
13. 应学俊：重读《我的一张大字报》——再析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动因
14. 韩刚教授报告视频“文革”的发动：1966年的中国
15. 韩刚教授：党史研究中的“文革”发动原因问题 - 起因、肇始 | 研究综述（文本/视频资料）
16. 高华教授讲座视频：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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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革初始第一位愤然以死抗争公然反对文革的女大学生——王容芬
24. 死刑枪口下的生命悲歌——文革中“《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视频/文本）
25. “文革”：全国大武斗（内战）：重庆 | 武汉 | 死难者墓园【凤凰卫视/建国60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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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庐山上的毛泽东与江青

·历史档案·

作者：马立诚  来源：2009/12/02《南方周末》（标题为本站所加） （本页浏览：人次）

【本站说明：关于朱永嘉】朱永嘉（1931 -）,历史学者，前上海市委常委。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后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文革”中，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普通教员一跃成为上海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心腹。有报道称：朱永嘉曾为王洪文讲解《后汉书》中《刘盆子传》。朱维铮认为：“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文革结束后,朱永嘉被隔离审查5年,1982年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88 年，57岁的朱永嘉保外就医，提前释放。出狱后，他写了四五百万字的书，还拿到了不菲的稿费。 朱永嘉博客自称：“朱永嘉，年近八十的老汉。解放前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为解放大军解放大上海尽了微薄之力。解放后紧跟共产党、毛主席各个时期伟大战略部署，曾获殊荣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也因此锒铛入狱十四年。此生无怨无悔，常以曾是毛主席帐下的一名小兵而骄傲。”本站认为此段极好，是很彻底的自白。（见：朱永嘉其人） 鉴于朱永嘉如此特殊的重要经历，有人多次向朱先生追问“文革”某些内情，可朱永嘉却总是闪烁其词，三缄其口。有一次实在躲不过了，朱先生“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待我不薄啊！’”——这里的“人家”，当指王、张、江、姚，抑或包括毛？看来，朱永嘉似乎很知道“好歹”及“感恩”啊！呜呼，如此还能否称得上“知识分子”？ 但是，曾经同为“御用文人”的梁效写作班子主笔范达人，他是与这位朱永嘉大不同的。

曾经沧海的朱永嘉先生近来有不少文章问世，再度活跃。

朱先生上一次活跃，是以复旦大学教师身份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凭此“功劳”，出任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并一路升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其红紫轨迹，与“文革”相始终。“文革”结束。朱先生以“积极参加‘四人帮’余党组织的武装叛乱罪”，获刑14年，1988 年提前释放。

不少人曾期待朱先生痛定思痛作些反思。因为他不但是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得以在幕后一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许多内情，而且还亲身参与了诸多大事件的处理。更何况，朱先生还是一位历史学者。但是，朱先生总是小心规避那个10年。他的文章多是评论当下社会现实，偶有触及“文革”的，竟不乏赞誉留恋之词。这是为什么呢？直到最近看了朱学勤文章，才明白其中三昧。朱学勤说，他曾多次向朱先生追问“文革”内情，对方总是三缄其口。有一次实在躲不过了，朱先生“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待我不薄啊！’”这里的“人家”，是指王张江姚。

明乎此，对于朱先生在若干时评中所持的逻辑，就觉得“势有必然”了。

今年正值庐山会议 50 周年。朱先生不失时机地推出《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一文在香港发表，同时在内地网上广泛流传，颇引起一些议论。

庐山会议的始末是非，已大白于天下。

这里有几行铁铸般的结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这几行结论，得来何等艰辛，它包含着多么沉痛的历史，包含了多少血泪！这个实事求是的定论，绝非某些人轻飘飘说一句“倒旗”就能推翻的。几十年来，庐山会议史料文献浩如烟海，各界公认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贡献最巨。作为庐山会议当事人，李锐依据辗转保存的当年会议记录撰写成书，经中央领导批准出版。这本书翔实而真切地复现了“庐山这一场斗争”（毛泽东语）的前前后后，沉痛地反思了“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危害，为后人研究庐山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与众不同的是，朱先生在今年5月“找了李锐的书来读，总有一点不是滋味的感觉”，原因在于，朱先生认为彭德怀“问题很大”，对庐山悲剧“负有重要责任”。

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庐山上争论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对形势和政策有何不同意见，今天应该怎样评价其间是非以吸取教训，朱先生并不关心，对此几乎不提。朱文的重点，是指责彭德怀写信不讲“技巧”,结果“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

朱文大幅引用古籍记载的臣子向君王进谏的故事，提出了他的“技巧”观。这就是，说话要学会“选择时机、场合、技巧”,“从说话的技巧上讲，要善于揣摩听者乃至圣上的心理，顺其思路，让他高高兴兴接受你的意见。”总之，要千般委婉，万分顺意，曲尽揣摩，使听者“高高兴兴”，才算达标。

朱先生用这把“技巧”尺子一量，觉得彭德怀差了一点。他说:“彭德怀这封信属于直谏的范畴……即这封信表达的技巧，写信的时间和场合都有不当之处，所以这封信没有达到彭所希望的效果。”朱先生甚至认为这表明了彭德怀没文化：“如彭德怀那样带兵的将领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勇猛作战，也应该有一点文化，如何在言论上，善于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以个人的脾气和性格原谅自己的不足。”至于其他在庐山上直言的人，比如张闻天，朱文则直斥为捣乱：“于己、于毛、于彭、于党、于国都不可能是正面的。”

其实，凡读过彭德怀的信的人，大都认为这封信是温和的，善意的，这一点已成为社会公论。拿彭德怀的信与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比，彭的信不知“技巧”了多少倍。奇怪的是，我们并未见到热衷考证说话技巧的朱先生评论过毛泽东这篇名文的“表达技巧”问题。刘少奇是功勋卓著的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炮打”一文怎能如此“刺激”、“刺耳”、“一吐为快”呢？

这就启示了我们，说话技巧当然可以探讨，但读者如果仅在这个技术层面绕来绕去，恐怕就辜负了朱先生的深意。

果然，朱文后半段端出了更厉害的“里通外国”说。朱先生说，1959 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之前，彭德怀于4月访问苏联东欧，张闻天恰巧也于此时出访东欧。令朱先生颇不放心的是，彭德怀在访问期间，曾两次受到赫鲁晓夫接见，不知谈了什么。6 月30日,彭、张二人启程赴庐山，又乘同一节专车交谈。朱文写道，1959 年，中苏分歧开始公开化，苏共又素有干预中共事务的传统，当时苏联已经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攻击中国”。因此，对中共来说，警惕有人“借外力逼迫国内”，防备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就成为重要议题。朱文特别回忆说，在庐山上，“毛问过彭，是否从外面取经回来。”更耸人听闻的是，一向以“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自诩的朱先生指点读者：“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处于关键位置”，而当初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坐稳位子，正是靠了“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因此，“毛对这方面的任何迹象都会非常敏感，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出发，这方面的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这不是指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吗？这正是当年批斗彭德怀的重磅炮弹。

【本站评注】朱永嘉不愧“刀笔师爷”,仍然想用已被正式推翻的莫须有罪名“很技巧”地、似是而非地再度抹黑彭德怀元帅，蒙骗对中国当代历史不甚了然的年轻人，用心可谓毒也。可惜的是，至今，连仍然宣示高举毛旗帜的中共中央也早已彻底否定了这一无端罪名，彭德怀已经被完全平反——而且，大凡对当年毛钦定罪名的人和事在平反时都是格外谨慎、认真的。朱永嘉至今对毛当年的所谓“非常敏感”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呢？因“敏感”就无须任何实证地指鹿为马，这应当算是“英明果断”还是“昏聩独裁”呢？朱永嘉在这里是选择性“失去判断”还是蓄意似是而非搅浑水、放烟幕？

至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影响甚巨的严重错误，朱先生在文中只淡淡说了一句:“毛有不足之处。”因此，朱先生不赞成《庐山会议实录》据实分析当时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他使用了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大家很熟悉的“倒旗”的帽子批评这本书。他说:“我们不能倒旗”，“到现在再去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其实已毫无实在意义。因为当事人都已离开这个世界。但李锐则不同。耿耿于怀地追究毛的个人责任，这既不利于党的事业，更不利于大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这里要跟朱先生商榷一下，1981年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亦已“离开这个世界”多年，六中全会决议批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有没有“实在意义”呢？朱先生在2009年撰文追究彭德怀的“责任”,难道他忘了彭德怀已经去世多年了吗？

朱先生逻辑出了毛病，其来有自。令人讶异的是，有些人或许未更世事，读了朱文之后，也在网上跟帖发文骂彭德怀。这真应了一句古话：“夺舍重来”。曾经喧嚣一时的“左”的东西，借了今天的人形重新泛起，寻找张目机会，此种现象近来屡见不鲜，这是不能不留意的。□

（本文作者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1998年与凌志军合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1999年与凌志军合著《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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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话】 朱永嘉的“逻辑”似乎也不错：毛、王、张、江、姚“人家待我不薄”——自然要为他们说话，甚至昧着良心、无视公正和常理；而对他们犯下的那些千夫所指、给人民和国家带来无尽灾难的罪错，自然也就三缄其口。否定“文革”和毛的错误者、否定“王、张、江、姚”者却将其送入了监牢，这当然不能算“待我不薄”，所以也同样可以昧着良心、无视公正和常理，继续以莫须有的罪名“很有技巧”地挞伐。这就是朱永嘉的“逻辑”。然而，却将是给后人留下笑柄的“逻辑”——因为朱永嘉的是非判断和立场，主要就是看对方待自己“薄”或“不薄”。如此而已。

只是，朱永嘉如今欲“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已不可能，甚是遗憾啊。不知朱永嘉到“向马克思报到”那天，毛是否还能记得、认得这位当年自己“帐下的小兵”？因为毛“帐下的小兵”大约不少。朱永嘉其实太高看自己了，说“王、张、江、姚”是毛“帐下小兵”还差不多，而朱永嘉充其量也只能算王、张、姚“帐下的小兵”，离毛“帐下”还隔着数千里、数多层吧？不论当时抑或如今，亿万百姓中能有几人知道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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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 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信（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所谓“万言书”原文）

2、 彭德怀：我为什么写信给毛主席？（原文）

3、【口述历史】“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口述者：范达人）

4、【凤凰/腾飞中国60年】 1959 年纪事之三：“神仙会”上风云突变

5、【腾飞中国·建国60年纪事】1966 纪事：红卫兵绑架彭德怀

6、【口述历史】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讲述：“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大饥荒）

7、【搜狐大视野】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兴亡录

8、 李 锐：“大跃进”亲历记（摘）

9、 高王凌教授：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

10、高华教授：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 | 另:高华讲座：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11、林蕴晖教授讲座视频：所谓 3 年“困难时期”（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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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0-04 编辑转发 / 2016-12-22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