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芜湖日报》被“夺权”
1 月9 日，造反派组织接管《芜湖日报》社。“芜湖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芜湖分团”进驻《芜湖日报》社。1月11日，由报社内部造反派主持出版《新华电讯》，共出7期。1月19日，《芜湖日报》社组成“芜湖红色新闻战士革命造反委员会”，改《新华电讯》为《新芜湖报》，先署名为“芜湖革命造反派联合主办”，后改为“芜湖地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自1967年 1月19日始至1971年12月31日止，共出1067期。
- 芜湖地委、市委及安徽省第一书记等领导均在芜湖被批斗，县委书记陪斗
▲ 1月7日，中共芜湖市委书记李文英被游街示众。芜湖“市造会”（即“芜湖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组织了全市批判市委书记李文英大会，随后将他戴高帽游街示众。
▲ 1月23日，芜湖“市造会”组织全市批判地委书记朱农大会。在斗争朱农的大会上，省委常委、副省长姚克和地委副书记李干同时被揪出示众，各县委书记也被责令赶到芜湖，带进会场陪斗。斗争大会由“皖南大学红卫兵总部”（简称“皖大红总”）主持。
▲ 1月30日，省委书记李葆华在芜湖被批斗。 此前，1月26日，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被造反派夺权，“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和“合肥工人联合委员会”联合省暨合肥市26个造反组织进占省委、省人大机关，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大的党、政、财、文大权，罢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李任之、桂蓬、杨效椿、赵凯的官。随后，各级领导干部、负责人被批斗。【本站注】李葆华：原安徽省委书记，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之子，1931年加入中共。文革中李大钊被诬“叛徒”，李葆华被“打倒”，后获“解放”，1973年任贵州省委书记，中共“十大”中央委员，1978年任央行行长。
1月30日，芜湖“市造会”组织全市性批判省委书记李葆华大会，陪斗的有副省长桂蓬、姚克、地委书记朱农、市委书记李文英、副书记宁之祥。芜湖县两万多农民也徒步赶来参加大会。批斗会上，“芜湖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安徽省八•二七兵团驻芜湖联络站”、“皖南大学红卫兵总部”和“芜湖革命造反委员会”等单位代表相继发言。会后，李葆华等人被押上 6 辆汽车，戴上高帽游街示众。
- 1 月: “夺权”之风在芜湖乍起（都算不上最终“夺权”，严重的反复在后面）
▲ 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夺上海市委大权）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各学校和教育机关“造反派”也相继“夺权”；同时，本市一些企业、事业单位也纷纷出现造反派”夺权“。
▲ 1月24日，芜湖“市造会”（即“芜湖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发布《接管通告》。“市造会”发布芜革字（67）第2号《接管通告》称：一些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部门（单位）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批示，疯狂对抗《十六条》。为了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不少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夺了权，接管了一些应该接管的部门（单位）。这种革命行动好得很！(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接管要求)
▲ 共青团芜湖市委的活动被迫中断。因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在全市掀起“夺权”运动，全市团的活动早已名存实亡，被迫中断。
- 1 月下旬：解放军“支左”，导致两派矛盾升级，武斗不止
1 月下旬，驻芜陆、海、空三军奉命参加“支左”，导致造反派矛盾加深，武斗升级。解放军“三支两军”，固然对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发挥了一些作用，比如芜湖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负责指挥工农业生产。但由于明确“支左”，而在“文革”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对什么是“左派”的把握并不容易，故导致两派矛盾升级。造反派组织在“夺权”等具体问题上有不同观点，发生争论,分成相互对立的两派,彼此攻击,矛盾愈来愈深,大大小小武斗不止,混乱局面更趋严重。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认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三支两军”遗留问题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
【本站注】“文革”中解放军的“支左”（后发展为“三支两军”）固然是毛泽东提出的，但起因却是源于安徽省省会的“夺权”,关于此，在毛泽东给林彪的批示中写得明明白白——但有意思的是，恰恰这次“夺权”后来又被中央否定了，这是另一个话题。可参阅这篇研究文章：《刘炳峰：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前前后后》
【另参阅】点击：浏览本站《中国“文革”大事记》相关条目。
- 1 月： 芜湖造反派赴外地支援“造反”，发生流血冲突
为了发动芜湖周边地区的“文革”及“夺权”，芜湖“市造会”派出大批人员，先后赴安徽广德、青阳、马鞍山等地支援当地造反派，但由于各地造反派都已有了不同的派别，故与当地群众及有关群众组织发生流血冲突，先后酿成“广德事件”和“青阳事件”。
- 2 月： 芜湖“二·二”夺权事件，导致群众组织严重分裂，形成势不两立的两派
据芜湖方志记述：2月2日，芜湖市发生“二•二”夺权事件。上午 9 时许，“市造会” 100 多人分成几路，包围了市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市监委，欲实施“夺权”。但市委各部门都坚持未交出公章，对如此“夺权”的合理合法性表示怀疑（地委各部委的公章大多已被造反派收缴）。这种以夺取公章为目标的“夺权”行动，最终草草收场。
但“二•二”夺权事件，成为芜湖造反派分裂的导火索与文斗向武斗转化的转折点。
2月18日，芜湖召开“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誓师大会”。大会在皖南大学东操场召开，约 4 万人参加了大会。会上，驻芜部队、造反派、革命干部代表相继登台发言，声讨“二•二”夺权的反革命逆流，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大会还发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本站评注】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解放军的明确“支左”表态性行动。无疑，解放军如此“支左”表态，肯定给另一派群众组织带来巨大压力——即便另一派群众组织有缺点、错误，但他们毕竟是“群众”。然而，解放军也是按毛氏中央指示去做的，毛说“人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可是，孰左孰右，标准何在？毛还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眼下如何判断？也太为难解放军了。其实，最后还是毛氏中央表态为准。此为后话。
- “三筹处”成立，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已然形成，强弱态势显然
2 月 26 日，芜湖市“无产阶级造反派三结合夺权筹备处”（简称“三筹处”）举行成立大会。“三筹处”自称是按照《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的要求建立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与“市造会”分庭抗礼，明显对立。但是，解放军驻芜陆海空部队全体革命军人给大会发来贺信。这似乎证明了其“合法”性和“正统”地位。如此，两派严重对立，强弱态势亦很显然。
2月28日，三筹处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有100多个造反派组织 3 万多人参加。参加大会的还有驻芜陆海空三军，各县来芜出席水利工作会议的代表等也参加了大会。
- 1967 年3 月: 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并未实现）
3月13日，芜湖市中小学师生代表举行“复课闹革命”座谈会。5月16日下午，全市中小学师生3万多人在市体育场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但随着武斗的升级，“复课闹革命”就成为“闹革命、武斗”为主了——尤其在中学、中专学校。真正算得上“复课”，还是在武斗基本平息以后。
3 月24日，“红卫兵芜湖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简称“红革司”）。
- 中央否定1月26日部分造反派对安徽省委等党政机关的“夺权”
3月27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决定》共 9 条。认为：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一系列的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决定，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经过中央批准，严禁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作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个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
4月1日，中央又下达 5 条内容与《九条》相似的中共中央文件，称为《五条》,将中央《关于安徽文体的决定》转发全国，要求按此执行。
其后，芜湖再掀造反风潮。原先受到压制的一派群众组织，似乎又有了“尚方宝剑”，可以“翻身”了。
其实，武斗和“文革”的混乱、造反派的矛盾以及最终如何解决并实现了所谓“大联合”的，在“大事记”中很难反映出来。“大事记”毕竟不是调查报告，更不是报告文学。但从《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等文件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其背后所包含的丰富信息。
点击这里展开：浏览上述“中央文件”具体内容（粗体字为本站所加）——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安徽省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代表、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
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筠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坚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办事，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执行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批转的《重要通告》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不要包办代替。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中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于左派组织，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要争取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对于真正的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依法处理。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
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作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个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通缉、乱逮捕的错误作法。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要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和各项政策，不准一派革命组织去攻击另一革命组织。立即停止以对“一·二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的错误宣传。报纸如不能正常出版，可暂出新华社的电讯稿。省广播电台也按同样原则办理。
（六）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八·二六”、“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整风，双方都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要正常的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逮捕于得水、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
（八）压制“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应支持省市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别要支持较早站出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干部。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可在派往公安厅的军代表的领导下，由各革命组织（包括公安厅真正的革命干部）组成专案小组，进行专门调查。参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专案小组。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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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评注】毛泽东在“文革”之初，为了达到“发动群众”掀起“文革”的目的，极端反对“派工作组”领导运动,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甚至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看来，毛是搞错了，真的搞错了，为了急于把“群众”运动起来，话说过头了。“群众”教育不了自己，他们相互打得不亦乐乎，最终还是要靠毛氏中央来“教育”的，甚至还不够，还要加上“枪杆子”——军事管制。这可比刘少奇的所谓“工作组”厉害不知多少倍了。此所谓“豆腐一碗，一碗豆腐”——一句话，必须“听话”。
看来，“造反派"的“夺权”，并不是都能像上海王洪文那样顺当，也未必都能获得毛及中央发给的“贺电”。“夺”得不对，请你重来，一直要“夺”到毛所希望的那样才行，不听话？——军事管制。
芜湖从此陷入无休止的群众组织派性冲突，武斗流血事件不断发生，血与火逐渐完全蒙住了人们的眼睛和理性。最后,还是毛氏中央下文件“教育”群众,一锤定音,解决问题。那也是后话了。
- 原先似乎受压制的一派群众组织再度“崛起”，与“三筹处”矛盾日趋白热化
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固然不是处理芜湖问题的，但后来中央将此决定转发全国，要求遵照其精神贯彻执行，这就使这份文件有了“普适性”。比如，党政机关一般干部，原先囿于身份以及组织纪律等，成立造反组织较少，但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明文指出：“压制‘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应支持省市机关干部起来革命”。这一《决定》中还明确指出“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中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可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什么是真正的“造反派”什么是“保守、保皇派”？并无概念界定，也无标准，难以执行）。但“放手发动群众”依然在这一《决定》中被强调。在这样的情势下，芜湖市的机关干部也纷纷成立造反组织。群众组织再度林立，山头突起。
芜湖方志记述了如下事件——
▲ 4月18日，“芜湖革命干部造反联络部”成立（简称“干联部”）。4月22日，“芜湖市党政干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成立（简称“干联站”）。至6月初，机关、工交、文卫、财贸、郊区等5个口相继成立“干联站”。
▲ 4月17日，“芜湖中等学校统一行动指挥部”成立(简称“统动”)。这一组织以电校“敢死团”为龙头，后来的实践中表现为全市中等学校学生统一的武斗组织。
▲ 5月3日，“芜湖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成立（简称“联总”）。“联总”成立后，恢复与重建了基层造反派组织，形成了几个大系统，成为与“三筹处”对立一派的全市性群众组织联盟。
芜湖方志记述，主要有——
“芜湖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派第一司令部”（简称“工交一司”），辖河南地区；“工交二司”辖赭山地区；“工交三司”辖中心地区，主要有最负盛名的“硬骨头”、“芜纺总部”、“造船一司”、“长航联络部”等造反派组织；“工交四司”辖四褐山地区；
“二轻工业系统革联部”；“芜湖工农十月革命造反委员会”（即“十月革命总部”）；“芜湖土方工程联合造反委员会”（简称“土联”）；“弋江地区革联部”，“北门地区革联部”，“专直机关革联部”，“市直机关革联部”；“芜湖革命干部造反联络部”；“农民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简称“农革联”），辖郊区；
“芜湖市红卫兵第三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皖大红总革命到底联络部”（简称“皖大革联部”）；“芜湖饮服公司三•二七兵团”（简称“财贸三•二七”）；“芜湖中学教师革联部”，“芜湖小学教师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小教司令部”或“小教司”）；
“芜湖文艺界革命造反指挥部”（简称“文艺界指挥部”或“文指部”）；“公安机关革联部”，“芜湖法院血战团”；“红色造反司令部”；“芜湖群众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芜群指”）等。
同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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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4月20日，皖南大学两派规模宏大的“大辩论”。这是皖南大学红卫兵组织就芜湖“文革”以及“夺权”中的具体问题展擂台式大辨论（后有北京、沈阳来芜串联的大学红卫兵参加）。当晚，皖大红总“革联部”（又称“P 派”）与“皖大红总”（又称“G派”）在市体育场展开唇枪舌战大辩论，到场的人（包括市民）将体育场塞得水泄不通。“大辩论”很快发展到人身攻击、辱骂及肢体冲突，两派对立矛盾更深。
- 芜湖发电厂发生“人民民主党案”
芜湖方志记述：1967年5月31日，芜湖电厂出现了“一切权利归人民民主党”的标语。接着，厂内又出现六七起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反标，后查明，都是未成年人所作。但在当时作为一个大案进行侦察追查，牵连了21人。由于使用了拷打、逼供的方式，迫使其中19人承认作案，致使1人自杀身亡，1人被打成重伤，1人因病延医死亡。
- 芜湖进入“武斗”内战阶段
▲ 芜湖方志记述：1967年6月1日，芜湖市“统动”举行大游行，摆开武斗架势。“统动”游行时沿街高呼“上揪下扫，左右开弓，好得很”的口号，为大规模武斗制造舆论，摆开了大规模武斗的架势。
▲ 芜湖方志记述：6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 “六六”《通令》，其主要内容是严禁武斗。芜湖“联总”、“三筹处”两大全市性造反派组织联盟当日在全市大规模宣传“六六”《通令》——而实际上，就在“宣传”的游行时，武斗事件不断发生，酿成一系列血案。芜湖市陷入大动乱。
【本站注】许多事件的具体情节，大事记中是无法展现的。
▲ 应天常：清明时节忆“文革”死囚袁家骧【芜湖/口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