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近 2 年腥风血雨的武斗、乱斗之“天下大乱”，至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夺权”完成，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基层各单位自然也经历了所谓“夺权斗争”过程)。

毛氏中央，向“夺权”成功的省、自治区逐一发出“贺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为每一省或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均配发一篇相关社论。毛指示：“造反派”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叫“革命委员会”，替代原来的各地党委和政府；革命委员会的组成由“造反派、军代表、革命干部”三结合,而这里“革命干部”的标准,必然是经过造反派及毛氏中央审查证明确实“一贯忠于毛及毛思想路线”的人（未曾与刘、邓等有思想观点牵连），如此，毛曾经担心的党内外各级、各地对毛氏“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极左路线“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自然已清洗殆尽。直至毛去世、“文革”终结后，“革命委员会”才成为历史名词而消失，各地重新恢复党委、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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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注】陶铸的罪名是“保皇派”，亦即对打倒一大批开国功臣、老革命家有异议，至少没有积极去做，想“保”他们；而“五一六”红卫兵组织，大多为高干子女，文革之初非常积极，但最后发现“文革”竟然是对准他们父辈这批老革命的，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毛的运动目的和手段，而认为冲在前面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有问题，提出了一些反“中央文革”的口号，且活动能量不小。这就是批陶铸与打击“五一六”红卫兵组织的内在联系。

“五一六”红卫兵如此打乱毛战略部署，毛不答应了。毛做此批示,显然是为清洗异己扫清障碍。没有毛的批示，谁也不敢对“红卫兵”采取压制行动。现在好了，有毛的批示，“五一六”红卫兵组织成了官方确定的“非法组织、反革命组织”，北京及全国各地奉命大抓“五一六”分子，也造成了许多冤案。当然，几年以后，毛最终还是对他们网开一面。

其实，不仅仅“五一六”红卫兵组织，即便后来遍及全国的各群文革组织，只要是“保”某地区中央认定为“走资派”的人（当然，既然群众组织保他，也必然认定他没有错误，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例如造反派要揪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另一派组织就奋力“保”之，喊出的口号是“许世友，老子今天保定了！”于是发生两派武斗……）。可是，当某派群众组织被“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保皇派”,那么不论武斗还是最终“夺权”,必输无疑,如若坚持观点并参加武斗，则会遭到“支左”解放军的压制，直至围剿。广西、青海等许多省、自治区都发生过此类事件。

陶铸被突然打倒，受到“中央文革”指使的残酷的“群众斗争”和迫害，于1969 年11月30日在其秘密囚禁地安徽合肥受尽折磨和凌虐，含冤去世，死后用代号作姓名秘密火化。（刘少奇、彭德怀等等后来也是如此下场）

▲ 参见视频资料：【我的中国心】陶 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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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史料一】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相关史料二】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 | 参阅：1967 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武斗虽遍及全国各地，但从规模及死伤人数、动用武器种类而言，程度自然有所不同。“文革”结束后，中央曾组建“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于1978年6月～1979年8月展开调查工作，文革档案虽未全部解密，但有一些当时已公开的文件可以查考（如当时就曾公开出版过为数不多的如《广西文革大事记》等专题调查书籍）。据并非完整统计，“武斗”规模大、后果最严重的大约涉及如下省、区：广西、青海、武汉、四川、黑龙江、内蒙古、陕西、安徽、云南、湖南、新疆等地。（可能挂一漏万）

我们没有理由说毛泽东主张“武斗”，毛也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甚至也批评过造反派斗“走资派”时一些伤及人身的过激举动。但是，毛的讲话会因时因势而变，有时是自相矛盾的。有一条是肯定的，在文革开始至“夺权”完成，毛乐于看到“天下大乱”是他多次表示的愿望，从其言论中看出，毛对武斗致人死伤“并不在意”很显然；而到了“夺权”阶段，毛对“武斗”已显得非常宽容，甚至直言要“支持和武装左派革命群众”（见视频：重庆武斗纪事）。例如：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周恩来和武汉部队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你们要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毛夸奖造反派“钢工总”修工事很好。为回答林彪提出的抢枪问题，8月4日，在给江青的信中毛主要强调二点：一是武装左派；二是群众专政。（《王力反思录》）（本站注：而后各地都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发给证件，公开的着装是工人服、柳条安全帽、手执统一制作红白相间的木棍）

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由“支左”的军队为造反组织发放的枪支及造反组织用各种方式抢夺、自制的枪支已达百万之多（某些装甲车、火炮另计）,足以武装一支正规百万大军！（见“中国网/图文”）

有趣的是，江青也几乎同时鼓吹“文攻武卫”口号，这给武斗提供了“合理化”说辞，江青此言，可谓与毛夫唱妇随。1967年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二七公社”造反派代表时说：“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有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于是，各地的“武斗”指挥部门，一下都改成了“文攻武卫指挥部”……

1966年8月21日，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但又说：“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1967年7月30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在谈到各地“武斗”混乱局势时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见引文出处）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有关省、区领导时说：“……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我们从毛诸如此类的讲话中既看不到对“武斗”的严厉批评，自然也不能妄说毛对此欣赏。各种意蕴，可从下面有关研究文章和历史讲座视频所披露的史实中看出更多，各位看官自己判断。

随着“武斗”内战的升级，全国的大动乱越来越猛烈。毛开始更多动用军队,解放军从“支左”发展为“三支两军”——中共官方大事记记述：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人民解放军先后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有二百八十多万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4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

【本站注】即便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内战还是到1968年“夺权”基本完成后，才逐渐停息，但遗留下太多问题成为历史包袱、历史旧账，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难以愈合的血的创伤，“武斗”内战之惨烈罄竹难书，是一部血淋淋的自相残杀历史。数百万武斗死难者、被流弹打死的无辜民众，至今无名无份，无法评说，若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何尝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可如今，那些冤魂仍无归宿，四处游荡……

【历史讲座视频】中央党史研究室卜伟华教授讲座：“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与武斗

【党史博览】1969 年毛泽东：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 真枪真炮

【搜狐·历史】1967 年毛泽东谈武斗：打死几个人没什么了不起（另一链接）

【凤凰卫视·冷暖人生】墓园（重庆“红卫兵墓园”） | 红卫兵墓园——复仇者

【凤凰/纪录片】“我是杀人犯”——一个红卫兵杀人犯的自我救赎

【腾飞中国60年纪事】重庆武斗 | 武汉“7·20”事件

【共识网】文革中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工人武装的尝试

【中国网/图文】江青与“文攻武卫”

【1980年摄反映文革武斗的故事片】《枫》（值得一看，再现武斗惨烈场面，并非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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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支工、支农”：其形式一般是由解放军指战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简称“军宣队”，队长称“军代表”）进驻一些工厂、企业和农村的县委政府机关、基层公社，维持秩序，恢复和督促生产，也制止一般派性武斗，但原则自然还是“支左”。

关于“军训”：在中央明确要求全国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以后，为了维护基本秩序，中央又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军训”由此而来。“三支两军”固然对稳定全国局势是有益的，但因为明确要求“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使得军队陷于“文革”派性斗争和矛盾的漩涡，进退失据，有良知的部队首长、士兵则左右为难，难以自拔，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至今难有定论，也伤害了军民关系和情感，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效果（参见上一条大事记）。

在毛去世、“文革”终结后，“军训”曾一度停止。到1989年6月那场“风波”以后，“军训”措施再度开启，并形成惯例至今——只不过现在“军训”，学生须交适当费用，并统一着装，在文革中自然没有这类要求；而且，现在的军训，在一些地区已经不再由驻军担任，而由地方人武部门与教育机关联合，成立“军训基地”或曰“青少年综合社会实践基地”担任，有的似乎有了一些“产业化”的色彩。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之所以敢于放手并鼓动全国大乱，乱中“夺权”——无疑，缘于他牢牢掌控着军队，亦即枪杆子，再加上把“无限忠于”之个人崇拜推向极端，“运动群众”之手段炉火纯青，使毛权威达到历史上“天子”不可撼动的巅峰。所以，当他认为不能再乱的地区、部门，一句“军管”，挥出“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便可解决问题。

▲ 【可参阅地方案例性资料】江苏省政府地方志：“三支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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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共官方大事记记载：2月11日和16日　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大批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有资料记述：这场争辩、斗争的激烈，已到了拍桌子、摔茶杯的地步。

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16 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是绝对不允许对“文革”有任何指责的。毛18 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本站注：天子发脾气了，老臣们也只有蔫了……谁敢说皇上的不是？在这20多天里，实际上是老帅们接受毛支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反攻倒算式批判斗争）。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这就是毛对老帅们的反制）。

随即，党报党刊连篇累牍大批所谓“二月逆流”（实际上就是反击所有对“文革”的异议）。各地也大抓所谓“二月逆流”的“小爬虫、干将”（即对“文革”有不同意见者），在干部和群众中又造成大批冤案。直到林彪事件以后，毛才对涉及所谓“二月逆流”的同僚们稍稍网开一面（并未正式平反，只是不再提及此事罢了）。

【本站评注】而“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毛掌控，江青执“帅印”，一切决议、文件均须毛画圈才可生效，这就实现了名副其实的独裁统治、独掌乾坤——这就是毛对老帅们所谓“二月逆流”的反制）。文革后，党史和“文革”史研究，将这一事件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笔者认为倒是名副其实的。

▲ 【视频资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革的“二月抗争”

▲ 【中国网】1967年2月11日：“二月逆流”（官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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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这是历史捉弄人，还是人捉弄历史？（当然，今天看来，《修养》不论观点内容，抑或历史作用，也不是没有可分析和批评的地方，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曾有毛同僚感慨毛之为人，说毛常常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过的话会不认账。君不见，毛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一例，而如今毛批《修养》不能不说又是一例了。批判刘少奇，连早在1939年被毛首肯的文章都要批倒批臭，这无疑是要兜底否定和整垮刘少奇了，进而清洗所有曾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邓等有类似思想观点、有牵连的对毛极左路线“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可现在重读毛批《修养》的那些论调，难道不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一样非常可笑？

在毛号令下，批刘邓——尤其是批刘继续升温。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当时虽实际上“靠边站”了，但毕竟尚未最后正式处分、撤职，故在报刊上刘少奇的代名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污蔑和指鹿为马，提出申诉意见，毛置之不理，不予回复。

据中共官方大事记记载：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本站注】国人皆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的著作，曾被号召认真学习；现中共喉舌、党中央机关刊物发表如此文章，对百姓来说，与公开点名已无二致。

▲ 历史资料：【凤凰大视野】非常电影之《清宫秘史》

▲ 视频资料：【我的中国心】刘少奇 | 1967 年：揪斗刘少奇，全民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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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引自中共官方大事记：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定为“自首叛变”。这些老革命必有部下、战友——于是，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此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宣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

在从中央到地方“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 1930 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把周恩来也以“叛徒”罪名拉下马。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为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本站注】天子发话，林、江等也只好悻悻然作罢。“中央文革”毕竟是毛掌控着的，整谁或不整谁，那是一句话的事儿。但“61人叛徒集团案”毛还是画圈同意了的。如此，刘少奇的“叛徒”罪名也就坐实了，与刘稍有牵扯的人也都在劫难逃，一箭双雕。

此案因为毛最终钦定，所以平反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口述历史/视频】“61人叛徒集团”冤案（曾彦修讲述） | 另见：网易视频《往事》

【凤凰·历史频道】“六十一人叛徒案”的历史真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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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解放军涌进王力、谢富治驻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拒绝。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判（武汉军区负责人在周围保护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鉴于武汉的局势，当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去上海（群众并不知道毛就在东湖宾馆，更未冲击毛的驻地）。这时“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农民，以及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中央代表团王力等人的行径，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震惊了全国。

随后，这一事件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江青以毛安全受威胁为由，称武汉军区试图“兵变”。但事后当事人之一回忆道：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百万雄师”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毛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不过毋庸讳言，当时肯定捏着一把汗）。这是在文革发展变化高潮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7·20事件”的大致梗概。

7月25日，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组织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实际上两人算逃回北京，武汉军区还是保护了他们的）。江青等授意，在全国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而冲击军事机关的动乱浪潮，中央文革表示大力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26日，哈尔滨市30万军民举行了所谓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并进行了游行示威。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公开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

武汉“7·20”事件既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随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如何挥舞，便可想而知了。毛去世、文革终结后的1978年，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的报告，明确为“七二零事件”中遭受迫害的群众，以及当时同情、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及家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毛在当时、事后如何评说这一事件的？至今鲜见披露，王力、陈再道的回忆录对此皆讳莫如深,似乎面对如此重大事件，毛始终一言不发。我们仅知道：武汉“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未见毛有何不同意的表示；我们还知道，毛一向是支持“造反派”（即“左派”革命群众）的；上海夺权也是王洪文的“工总司”打败所谓“保皇派”的“赤卫队”而成功且受毛泽东赞扬的，王洪文后来还在林彪叛逃后一度登上“副统帅”的宝座。而事实上，这一事件也是直到 1978 年毛去世两年后才予以平反。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事实。武汉“7·20”事件有许多诡异之处，有待档案进一步解密才能最终真相大白。

【视频资料】武汉“7·20”事件

【中国网/图文】震惊：武汉军区指战员冲击毛泽东驻地？

【中共党史网】武汉“7·20”事件与全面内战

【共识网】戴维堤：震惊世界的武汉“七·二零”事件

【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武汉“7·20”事件与王关戚事件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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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成武回忆：外交部被“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非常气愤，认为这些行为是目无中央，目无毛主席。杨成武回忆道：周恩来坚持“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给我一份王力的“8·7”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

杨成武回忆：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的住处。毛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后来，戚本禹缓了一阵没抓，毛主席想“以观后效”；但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这件事对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是个重大打击，“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也再没人敢提了。——这是否正是毛所欲达到的目的？——敲山震虎？

后来种种迹象以及毛的有关批示可看出，毛此次对王关戚的处理，有“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何以至此？毛有何运思？看出王关戚还有更大的“野心”？我们目前尚不得而知。

【附：参考资料一】文革干将“王、关、戚”被抓幕后

【附：参考资料二】“王、关、戚”被打倒之谜

【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武汉“7·20”事件与王关戚事件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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