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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研究】

高干右派——反右中的“党内战场”

作者：林蕴晖 教授 （国防大学政工教研室教授、博导；《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总编辑）

作者：林蕴晖教授 资料来源：共识网、爱思想等  本站编辑转载  （本页浏览：人次）

（点击这里：承上页）

从当时公布的材料来看，被打倒对象的所谓“罪行”，主要分以下几类：

（一）对1955年农业合作化反右倾持反对意见

安徽省委指责李世农：反对省委的反右倾决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诬蔑省委提出反右倾之后，下面“搞得很糟”。说1957年大放大鸣期间，李世农公然攻击省委的反右倾方针，否定反右成绩，叫嚣“反右发生了偏差,省委要负主要责任”,讲反右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个“老公式”。还散播“合作化后，已经没有两条道路斗争”，现在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今后斗争只是 “新旧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自己阶级的志愿”等等反动谬论，企图以此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19]。

（二）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急躁冒进，侵犯中农利益

广西区党委批判陈再励等，从1956年6月中共广西省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开始，就打着“反冒进”、“反主观主义”的旗帜，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到1957年6月，中央宣布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20]时，他们在党内会议上，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工作成绩，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线错误”，要求“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错误”。指责陈再励“这一右派集团攻击的首要目标，是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上半年的农业合作化和伴随而来的农业生产高潮。”“根本否定广大农民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迫切要求，把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说成是“强迫出来的”。“竭力攻击合作社，把合作社的生产说得一团糟，说合作社“只顾集体，不顾个人”，要求无限制地发展社员家庭副业，藉以瓦解合作社的集体生产，使农民从合作化的道路上倒退回去。”^[21]

甘肃省委批判孙殿才说^[22]：

1956 年，是我省大变革、大跃进、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一年。但是这个右派集团，不仅闭起眼晴否认这个事实，而且诬蔑我们的工作是“一团糟”，是“今不如昔”。孙殿才视察银川、吴忠地区时，只听地主、富农和一些右派份子的反映，代表那些人把合作化诬蔑得一无是处，甚至造谣说:“银川种了六万亩棉花，百分之九十没有希望”,“京祖一零七（水稻良种）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复种的庄稼都没结籽”. 说社员“没钱买油盐洋火，几家点一盏灯”,“拉双轮双铧犁，把妇女们身体搞坏了”。这个集团的其他成员说：“500万亩水地是600条人命换来的”.“增产26亿斤是省委虚报成绩”，讽刺省委对1956 年工作的估价是“阿Q精神”,“秃子头上没毛，还怕人家说光”。

这个右派集团不仅百般反对社会主义，而且极力保护资本主义。在羊群入社问题上，孙殿才、陈成义等拼命反对省委的意见，硬说羊群不是“生产资料”，而是“生活资料”。孙殿才在视察银川、吴忠途中，到处指责下边羊群入社搞得太快了，折价太低了，自留量太少了，分红比例太低了。并且命令县、区党委限时给有些地主、富农退回羊子。他主张“三、四十只以下的羊群不入社”,入社时“三百只以下的户自留百分之五，三百只以上的户自留百分之十”,
“不论大小，平均折价绵羊每只十二元，山羊每只八元”（高于当时一般折价一倍多）。对于分红比例，他认为应该由三七分（私三社七）、四六分提高到对半分。

1957年春，银川地区的单干户有所谓“不卖粮、不交公粮、不出义务工、不开会、不挖渠、不买公债、不交水利费、不管国家大事”等八大自由，梁大钧对此不仅不加过问，而且不同意省委进行批判。对于有引起群众的捣贩统购物资行为，也不予制止，并且提倡私人跑运输，做买卖。在他的“社开大片、队开中片、社员开小片”和“胶轮小车拴一辆，挣下钱来归自己”的口号鼓舞下，资本主义在银川专区一度自由泛滥。有些社员私人开荒十多亩，有些社员拆了房子买胶轮车，以致1957年银川专区有14万亩水地、18万亩山地未种上，有些地方甚至麦子熟了无人收割。农业社的生产受了很大影响。

（三）对1956年农村闹社风潮的处理，反对用专政的办法，主张要照顾农民利益

河南揭发潘复生的问题，主要是1956 年农业合作社高级化以后农村出现闹社风潮，潘不赞成用专政的办法，主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指责潘在1957年6月25 日公开发布的“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其基本精神，是鼓励和支持了富裕中农退社、闹社的资本主义思想；片面地提倡和奖励私人开荒、植树、繁殖耕畜、大量养猪,扩大自留地,提高粮食留量标准,发展个人家庭副业,强调开放自由市场等，企图以发展私有经济,损害社会主义经济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并上纲为“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合作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右派里外呼应向党进攻”；“欺骗中央，与中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将潘定性“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隐藏在党内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23]。

（四）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中违反民族政策

青海省委批判孙作宾的“罪行”，列举的主要事实是：“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对畜牧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要“采取别的方法，不走合作化的道路而解决牧业区的私有制”，直接与党中央确定的“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稳步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正确方针相抗衡。”指责孙作宾“利用1956 年中央指示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乘机向党进攻。在1957 年初由孙主持的本省民族统战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中，大做其反党文章；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一口否定党在青海地区几年来所取得的人所共知的伟大成绩，别有用心的专找缺点和“阴暗面”，到处煽风点火。孙作宾俨然以“统战专家”“少数民族的救星”自居，污蔑省委“不管大事”，“不管民族政策”，企图推翻省委领导。”^[24]

（五）对总路线、大跃进持有不同意见

辽宁省委揭发批判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是在“大跃进”的高潮时期──1958年10月间进行的。指责王铮等人反对党中央的工会工作方针，有“严重的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反动思想”。“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对水、肥、土、种、密加田间管理的重大方针执行不力”。在成都会议之后,“公开反对中央的工农业并举方针”。“不执行中央发展工业的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只抓大的、洋的，不抓小的、土的，使我省地方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25]

10 月31日，《辽宁日报》发表题为《插红旗，拔白旗，开展全省翻身运动》的社论说:为什么在全国轰轰烈烈大跃进中，辽宁仅有一般进步而没有大跃进？为什么各种条件都很好而不能争得上游？当然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是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他们抗拒中央某些重大方针政策，反对和抵制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若干基本点，反对大、中、小结合，反对工农业并举，不执行毛主席的农业“宪法”。“这是一场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尖锐斗争，拔掉了他们这面大白旗，插起了共产主义的红旗，取得了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将对辽宁省的各项建设事业发生深远的影响, 为辽宁省翻身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由上可见，相当多数被打成右派、反党份子的主要“罪行”，是由1955 年夏季反对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引起省委内部的意见分歧。由于1956年春到1957年夏，中共中央针对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发展引起的混乱，曾着力解决农业合作化引起的农民与合作社、合作社与合作社、农民和国家、合作社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调整了若干与农民（牧民）利益相关的政策，使党内对反右倾持不同意见的一方重新占了上风。

但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把因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有意见的人，视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并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6年坚持按《论十大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方针行事的领导人，就被认为是一直在向党开“顶风船”了。沙文汉、李世农、孙殿才、孙作宾、潘复生等正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省级领导人。广西的陈再励等人想以中央处理广西饿死人事件为契机,藉以纠正省委领导工作中“左”倾错误,显然又与正在批“反冒进”,发动“大跃进”的大气候不合。辽宁省委对王铮等人的批判，更是为了给辽宁不旺的“大跃进”之火添上一把“柴”。

上述表明，1958年的“大跃进”,正是伴随着对党内持正确意见的领导人进行不断打击而发动起来的。对1958 年中共党内一大批省级领导人被打成右派,当年《人民日报》发表曾希圣在省委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时，编者写了如下按语^[26]：

安徽省委第六次扩大会议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整风运动中的一个巨大胜利。经过这次会议，不只清除了隐藏在安徽党组织内的一窝右派份子……，而且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有力地批判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大大提高了党内的思想水平，端正了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方向。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对于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如何加强党的团结，如何学会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如何掌握整风方法，改进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等等重大问题，都作了很好的论述。

后来的事实证明,凡在这场反对省级领导右倾反党斗争中搞得凶的地方,1958 年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刮得也愈凶，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河南、安徽、广西均是如此。

五、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历史上造成的冤假错案一一做了覆查平反,上述被错定为右派反党的省级领导人也先后被平反昭雪。但这场冤案，不只伤害了被打成右派、反党者本人及其亲属，更因各省层层揪代理人,殃及人数之众更是不计其数。除此有形伤害之外,共产党本身党风造成的扭曲，更是一种难以估量的无形伤害。

在组织上强化一元化领导的情势下，以党代政被公然肯定，各级党委自上而下无一不以第一把手说了算，集体领导徒有虚名，不同意见无人敢提，看颜色、摸气候、说假话成了风气,如此等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尽管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纠正党风问题上作了不小的努力，但历史的惯性，使得余音难消。

老一辈共产党人孙冶方先生，生前曾对沙文汉1956 年在中共浙江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发言有过一番评说^[27]：

他（指：沙文汉──引者注）这个发言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党内民主生活的准则问题。他批评了当时浙江省委内部的民主生活不够……。第二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不管党，使党的领导不能很好发挥作用问题。……沙文汉同志当时提出这两个问题，不仅在当时……，即使把它全文登在今天的报刊上，也不失为切中时弊的好文章。因为沙文汉同志的发言所提的两个问题，是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因为三中全会公报明明指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的集中太多，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又说：“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重温孙冶方这一席评论，使人感到，在党中央不断强调提高执政能力，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不正是需要继续解决好这些问题吗？□

（本文原发于《二十一世纪》2007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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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注释】 

	19.	《关于开除右派份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3月10日；《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7号，页37-39。
	20.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8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广西因饿死人事件中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处分的决定。指出，造成此次严重事件的原因，是省、地、县的一些领导干部漠视群众疾苦，报喜不报忧；忽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积极采取措施，做好救灾中的粮食供应工作；有的干部既不深入了解灾情，又不相信下面干部的反映，甚至批评反映减产和灾情的干部为“右倾”，进行压制。据此决定：撤销陈漫远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撤销郝中士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职务；撤销萧一舟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职务；撤销杨林中共平乐地委书记职务，留党察看一年；撤销何庶民中共平乐地委副书记职务；撤销矫志周中共平乐县委书记职务；撤销王文陆荔浦县委书记职务；给予中共荔浦县委副书记艾治国严重警告处分；给予中共横县县委书记薛秋水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段书香平乐专署副专员职务；给予荔浦县副县长李善本记大过处分。
	21.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大会彻底揭发与批判以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和右派份子徐江萍，《人民日报》，1958年7月15日。
	22.	张仲良：《彻底粉碎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右派集团，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甘肃日报》，1958年8月16日。
	23.	中共河南省委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扩大）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潘复生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参见《河南日报》，1958年7月4日；《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5号，页67-73。
	24.	《中共青海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彻底粉碎了右派份子孙作宾等人的反党阴谋》，见《青海日报》，1958年3月11日。
	25.	《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粉碎了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见《辽宁日报》，1958年10月31日。
	26.	《人民日报》，1958年3月10日；《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7号，页29。
	27.	沙文汉正因为提出这两个问题，被斥责为“反党”。1979年12月27日，孙冶方为沙文汉申诉给党中央写的报告。参见沙文汉著，姜沛南、沙尚之编：《沙文汉诗文选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页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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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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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5 年纪事之十四：冒进——“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

2、1956 年纪事之一：对峙——“冒进”与“反冒进”

3、1956 纪事:毛说“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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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1.07.17 编辑转发 2018-11-28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