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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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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民日报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本站编辑转载 (本页浏览: 人次) |
【本站按】1957年4月末,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全国政协以鼓励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为主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指出: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士商量,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评,以利于我们党整风,否则对我们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自己,此点请你们注意。——此后中央统战部先后主持召开了民主党派及其他党外民主人士13场“座谈会”,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与共产党“肝胆相照”。 而6月8日,毛泽东则起草并下发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当然,很多人还蒙在鼓里,还在响应号召“提意见”……(鼠标置于每个小标题处,可显示相应介绍和说明) |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15日下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
马寅初(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由于周恩来力保,仅挨斗争批判而未被打成“右派”。 |
※ 马寅初的发言: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学校党委制不能退出学校 |
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谈,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寅初认为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他还以北京大学为例,他说: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他还说: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
谈到这里,他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马寅初还回顾了解放前北京大学的情况,他说:我在那里教了十六年书,那时先生讲课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一年的功课不讲完,也无人过问,考试出几个题目,也不来监考,学生考试等于是抄书。现在不同了,教学改革已基本完成,有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这都是党委制的好处。有人说:从前“肃反”、“三反”时,共产党员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马寅初认为: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样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更大了。
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曾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就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马寅初得出结论说: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但是,马寅初同时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他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还谈到:过去学校里的老教授上不了台,现在,一批评就翻过来了,说青年助教是教条主义,不相信他们,甚至连苏联专家也不相信;老教授事情又多得很,要进行科学研究、带研究生,有些人还要脱产编书,哪里有功夫去上课,将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大了。不但在北京大学如此,在上海更成问题,过去说向工人阶级学习,现在说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甚至还有人说:工商界定息要定二十年,这种倾向不好。谈到这里,马寅初再次说到:所以墙要从两方面拆,单拆一面是不行的。共产党整风就是拆“墙”,虽然现在新党员增加了,这些新党员整风恐怕不及经过斗争的老党员来得容易,但是,他们有英明的领导,还是可以整的。各民主党派,如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整风,虽然没有共产党容易,但是,他们有组织机构,也还容易整,我们无党派民主人士连个机构也没有,像汪洋大海一样,谁去整呢?被整的是谁呢?谁说话最有威信,可以使被整的人信服呢?怎么整法呢?也就是怎么拆墙呢?都是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会后,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要记者加上这样一段:所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党派我在二年前就主张取消,但是,兄弟党不同意,现在我希望青年别加进去,这班老头儿死光,无党派这个党派也没有了,否则要“长期共存”,就更糟糕了。
陈铭枢(1889-1965),民主革命家、北伐将领。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铁四军的元老。曾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行政院长。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铭枢心直口快,直言敢谏,在“整风”转为“反右”后被打成右派。1965年郁郁而终。 |
※ 陈铭枢说:民革没有“墙”可拆 |
陈铭枢在马寅初发言后补充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学校中的党委制如果取消的话,就要加强统战工作,就更有必要在有领导下的民主这个原则下组织校务委员会。至于互相拆墙的问题,他说民革方面是没有什么墙可拆的。他还说,机关中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因此,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沈雁冰(茅盾),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入党),著名作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左翼文艺奠基人之一。1949年后曾官至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沈雁冰(茅盾)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虽不算太尖锐,但也是1949年以来“最直言”的一次。但即便如此,据茅盾的儿子韦韬记述,这次座谈会后“有关方面”及时暗示茅盾的发言有错误,“要汲取教训”;另据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中记述,在内部排队中茅盾还是因此被定为“中右嫌疑”。 茅盾侥幸躲过“反右”这一劫,是要感谢“组织”的,因为就在这一天,领袖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在党内传达。 195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表发表茅盾“反右”的文章《“放”“鸣”和“批判”》,茅盾开篇立意表明“批判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此后,茅盾还发表了批判其他“右派”的文章。 茅盾在“反右”中“过激反应”,在文革中因其革命老资格(1921年入党,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受到“组织”暗示和保护,他谨小慎微,未受到冲击,但《人民日报》已公开点名批判他的小说《林家铺子》了…… 《茅盾人格》中有这样的文字:“而今评价茅盾当时的政治品格,我们固然可以谴责他明哲保身的私心,但要作更为本质更为宏观的历史评价,我们只能归咎于极左思潮和执政权力在这特定时代的畸形结合。历史似乎和这一代精英开了一个大玩笑!……”茅盾晚年随着年事已高,在政治风浪中有所感悟,逐步淡出政治。(详见左侧链接第2条:《茅盾在“反右”中》) |
※ 沈雁冰说: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是互为因果互相关联的 |
沈雁冰就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做了发言,他认为:这三者实在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因为你既包办一切,任何事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画诺,那他就被造成为官僚主义。又如:由于宗派主义者,常常又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结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要强迫别人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所有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于缺乏民主,开展民主是消除这三个坏东西的对症药。
沈雁冰还说:统战工作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统战部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并没有减少各方面的宗派主义。其原因何在呢?就人事安排来说,事实证明:党外人士得到安排以后,宗派主义并不减少,甚至有了新的滋长,并且,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滋长、培养了一批官僚主义者。例如:不少专家就因为安排给他们的兼职太多了,以至于忙于“三会”(冗长的会议、宴会、晚会),不务正业,不得不做个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者。他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挂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如果我是个壮丁,还可以力求“上进”,左手执笔,右手掌印,无奈我又不是,而且底子又差,三、四小时连续的会议,到后来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沈雁冰还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甚至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就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接着,沈雁冰谈到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的表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特征是:只抓小事,事必躬亲,而昧于全局形势;只顾到眼前的,没有考虑到将来,这是昧于全局的必然结果;忙于油、盐、酱、醋的安排,忽略了思想领导,这在文教部门尤为显著。这种官僚主义最可怕,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沈雁冰认为:这个时期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沈雁冰最后说:总而言之,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要是个思想问题,要从思想上解决,然而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情况还不够,你尽管了解某一业务的情况,知道专家们的意见分歧,但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就会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因此,沈雁冰期望在整风中,切实检查一下所有的各种方式的学习制度,包括政治思想的和业务的,彻底改变那些徒然耗费时间的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沈雁冰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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