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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读·

凌志军：人民公社制度的“大同思想”渊源

作者：凌志军   信息来源：共识网/凌志军著《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沉浮》   本站编辑转载

（本页浏览：人次）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在5月下旬出版了薄一波撰写的一本书，《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作者说，他曾参与了经济方面的一些领导工作，所以对中央若干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和执行情况有所了解。还说，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失误比较多，付出了很大代价”，他“将尽量告诉读者，这些失误是怎样发生的”，以使我们今后的建设能够“以史为鉴”。出版社方面为此书的出版刊登广告，宣布他们“隆重推出”的这本书，是一本“重要著作”，书的内容不仅史料翔实，而且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站注】薄一波此书上下册，最初分别于1991年5月和1993年7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以后有几次再版，最近的再版似乎在2008年。作者这里说的“5月”为1991年。）

在我们党以往所经历的决策与事件中，人民公社的兴起与失败，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页。因为这个发生在农村里面的故事，并不仅仅为农民所独有。它所凭借的政治原则和行政逻辑，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大政的要旨所在。这在薄一波的书中，已有专门章节详加描述，读之不禁掩卷长思，心中积郁，不吐不快。

人民公社的故事，发生在世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乃由一个最庞大的政党所创造。它包含了有史以来最美好的理想，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至少3000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的各种疾病，另外约3000万人则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未能诞生。它是20世纪中国人死于饥荒以及战胜饥荒的最重要的史篇，其兴起至结束的全部过程为27年，也即1958—1984年，但它的序幕已经持续了2800百年。

这是一个“大同王国”总失败的记录。

人民公社之全部历史与“大同”概念联系在一起，这在它的诞生之际已有明显征兆。

1958年盛夏，我们的国家就好像是一座深陷理想狂热之中的圣地，这种狂热气氛的中心则为河北省徐水县。8月4日，毛泽东的专列开进这个地方，万民景仰，遂将梦想当作事实。第二天徐水即宣布了向共产主义的“进军”。248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为一个“人民公社”，自耕农民也即成为公社社员。这一情节后来被载入史册，作为人民公社历史的开端，广为转述。但是，其中一个细节却为大多数史家忽视：当日由京城赴徐水主持人民公社之开创者，有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若干官员，他们奉命在身边携有《大同书》一卷，用作公社思想的指导。

这一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背后有着大历史的逻辑。

“大同”这一概念的最早出现，大约是在《礼记》中。后来则有儒家标榜“天下为公”,亦是继承这一典型表述，与“天下为家”之“小康”境界相对照。这样看来，这一思想的渊源，即在我们的国家中也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不过，以“大同”为宗旨而对未来社会的制度加以全面的设计，当以这本《大同书》为代表。

此书系近代思想家康有为所作。他在1884年执笔,1902年杀青，成书十部。各部名录如下：

甲部：入世界观众苦； 乙部：去国界合大地； 丙部：去级界平民族； 丁部：去种界同人类； 戊部：去形界保独立；	己部：去家界为天民； 庚部：去产界公生业； 辛部：去乱界治太平； 壬部：去类界爱众生； 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我们由此可对作者的思想轮廓及用心良苦有一个大体的印象。如此彻底的革旧鼎新之论，在当日实为惊世骇俗。书成之后，作者十年秘不示众，生前只将其中甲乙两部公开印行，时为1913年。全书直到193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时作者已去世8年。又23年后共产党的官员们携带在身边的，也是这一版本。

在党的领袖毛泽东心中，《大同书》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有着事实方面的根据。

毛泽东之阅读康有为的《大同书》，至少可以追溯到1917年他在24岁的时候。这一年他有一信寄至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黎锦熙，其中即热烈地响应“大同”。他说到孔子以“太平世”为其所望，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还说“大同”之世，也是我辈所望。这种将历史的进步分为三世的方法，正是康氏《大同书》所依之基本逻辑。然而更加要紧的事实在于，毛泽东的心中自此便时时萦绕着对于新社会的期望。所以他先是策划“工读同志会”，邀几朋友于岳麓山中从事半耕半读，继之又希望能够在山中建立一个功能及制度更加齐备的“新村”。他写道：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他的这一“新村”计划，发表于1919年第12期《湖南教育月刊》，题为《学生之工作》。毛泽东时为26岁。将这一计划与《大同书》加以对照，可知两者的关联至为清晰。

比如康有为称其“大同”乃是无邦国，毛泽东则说国家与教会、资本家、君主一样，“为天下之恶魔”。康有为指斥家庭有不可避免之公害，必去之方可入“大同”，毛泽东的“新社会”则以“合并若干家庭”为前提。康有为又主张无产界，均贫富。贫者可得公政府恤养，病者可在公医院就医，农家居有公室，食有公厨，好学问者有公共图书可读，欲成才者有公共学校可进，想娱乐者则有公园可去。毛泽东的计划是公共银行、公共消费社、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图书馆、公共剧院和公园。这种对照固然失之机械，但对于一个20多岁的青年来说，并非不可理解。

我们不能同意一种说法，即认为20多岁的毛泽东尚处不成熟的阶段，所以他在那个时候的想法不能代表日后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作为。——实际上，所有历史伟人虽然具有不同特征，早熟则是他们共同的情形。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一个29岁，一个27岁。但是这一部书对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犹如《圣经》对于基督教徒。无数人为之奋斗，直至耄耋老矣，依然信守不渝。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共产主义的伟人身上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毕生的思想轨迹，几乎全部可以在他30岁以前的生活中找到渊源。比如他认定自己在1920年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他在那一年里所阅读过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实只有三部，即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之《阶级斗争》和柯卡普之《社会主义史》。以三本书即能决定一个人毕生的世界观，已经令人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事。他从这三本书中所领会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有四个字，即“阶级斗争”。他此时不过27岁，可是，就是这四个字，为他毕生所求，至死不曾改变，甚至可以凭此使我们的国家在以后60年里地覆天翻。（【本站注】毛对马克思主义还有另4个字的概括与前述“阶级斗争”相呼应：“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此话源于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稿，曾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但以后在正式出版的《毛选》中未收录。尽管如此，在“文革”中这段话被谱成歌曲全国传唱，已成经典，到处皆“造反有理”，毛从未对此提出异议。）

毛泽东在他去世的前夕曾说自己只不过做了两件事情，其一是打垮了蒋介石和建立了新中国，其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可以看作是他给自己毕生所为的一个总结。将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其实就只有“阶级斗争”一个要旨。

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毛泽东穷其毕生精力仅只搞了阶级斗争。实际上，他确曾对于“大同世界”寄予无限期望，并且以自己的热情、胆魄和权力将这个期望付诸实施。

在1949年他建立新政权之时，便已留下明确的迹象。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到达大同的道路”。这表明他并不否认将“大同”作为理想的目标，只是认为共产党较之康有为的高明处，在于可以开辟到达目标的道路。这道路便是他在27岁时即已认定的“阶级斗争”。此后若干年间，毛泽东已60多岁，自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于康有为的著作仍是“经常要看”。到了1958年他在发动人民公社的时候，又曾宣布“前人乌托邦的理想，将在我们的手中实现”。同样的意思康有为在60年前说“孔子之太平世，佛之莲花世界，达尔文之乌托邦，实境而非空想焉”的时候，即已有过清晰的表述。

（未完，点击这里：紧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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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注】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一次在回忆中说：“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你是支那第一人’——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康在1949年曾力劝傅作义避免让战火毁坏北京古都，毛盛赞。1949年后，康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文革”前，康同璧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某演出，毛看到后，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当时康同璧正专注于节目单。当她认清来者，即欲起身。毛微笑着用手按住了她的肩膀，示意其不须起立。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文革”中康虽未受冲击，但老境颓然，去世后还是身在国外的儿子回国才办理了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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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6-08-20 发布 / 2019-01-02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