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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韦君宜 来源：《思痛录》及(网络) 本站转帖：2005/08/19 （本页浏览:人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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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当代人的悲剧（续）
后来，他也下了干校。去干校时他已经是59 岁，原来有心绞痛，可仍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弄得心绞痛越来越厉害，到了隔天痛一次的地步。但是，这些他也都没有告诉我，是在他临死前病重昏迷之后，我开始整理他的日记，才发现的。
我们隔绝了几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过那种难堪的日子的，只是在每年春节时，我们才能到武汉或信阳相聚三天，两个都瘦得像人架子似的。在林彪坠地的那一年春节，我们在武汉见面，他抱着满怀的希望，说这一下毛主席可该把那些专会吹捧的坏人识破了，老实人该有出头之日了。
在陈毅同志逝世的时候，他偷偷写了几首痛悼陈毅同志的诗，他写道：“总是戴尧天，奸宄终授首,历史亦有情,誉声满众口。”见到报上登载毛主席和张茜同志握手的照片,他掉着眼泪笑,说: “这一来,陈老总死可瞑目了。‘二月逆流’的案子要翻,这几年颠倒的是非该颠倒过来了。”
他坚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个别坏人打进党内干的.与党无干。他的根据主要是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曾亲手对他的一首诗作过批示,他的那首诗中把毛主席说成“平民”,毛主席说没有问题。1943年整风审干,他和许多于部遭到“抢救”,打成特务，而毛主席一经发现错误，就亲自在台上举手行礼道歉，所以当前的坏事情总会变，毛主席总是英明的。他把这些话再三嘱咐儿女。
他告诉我，已经允许他参加十八级以上干部的会议了，大约“解放”有希望了。
后来，由周总理下令，让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回到北京。他回到家里，成天就看当时上海《朝霞》上发的东西和已被砸烂改造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的书。这时候我已经下决心脱离这个已遭砸烂的文艺界，对这些东西一本不看。他却称之为“时兴书”,买了一大堆。大约也是想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新“精神”吧。
1973 年初，我也由干校回来了。下放边疆的女儿探亲回来,“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幼小的男孩子也已长大，全家重新团聚在郊区永定门外小小的两间屋里。但是，他所盼望的“解放”，却仍旧是遥遥无期。前几年的希望，看起来还是要付之东流。
这时候，过去曾造过他反的女儿已经经过了几年艰苦的农村生活，看尽了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坏事，也明白了在中学时期怀抱的那种红卫兵式的革命思想有多么荒谬，弄了一脑子问题。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性狂潮已过，群众没人再造反了，只剩下“四人帮”那几个头目在那里作威作福的时候，周围眼见耳闻的种种荒诞事情，使任何人也不能不考虑考虑了。而在机关单位里，却正是必须每天上班说假话，不说就不行的时候。
于是，我们家也只好像别的家庭一样，上班“政治学习”，天天照报纸瞎说，晚上回家才是过真正的政治生活。每天吃过晚饭，父母子女坐在一起，讨论时局和一些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这个“家庭政治小组会”总要开到10 点钟才散。这时候，我们自己作过“政治排队”，最“左”的是他, 其次是女儿，再次是儿子，最“右”的是我。但是不管左右，大家能坐在一起讨论了，这就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一开始，他还是抱住了他的信念不放。女儿问他：“怎么把国家给弄成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不对呀？”他就连忙警告：“可不能这么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怎么可以说这话！”女儿也就首肯，认为一个干部子弟的阶级感情就该表现在这里（所以她才能排第二位）。说他是“左派”，就是因为他总是把形势发展往好处估计，认为不久就要转好；而我总是往坏处估计，因为我实在看不出好转的迹象来。我当然也并不愿意自己的估计实现，但是可惜得很，以后的事实却总是证明我“不幸而言中”，事情越发展越坏。
关于他自己的结论，他原来认为只是造反派的胡搞，而吴传启大概是混进来的国民党；后来认为最多再多加上关锋，中央是不会知道的。所以，在那一段，他成天写申诉信、控告信，复写、重抄，到处去送,自己寄,托人送，还打听到“门路”,到国务院门口树林子里等信访处的人出来,送给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一切领导都告到了。但无论怎么申诉，都等于石沉大海，而他却总不死心,还是跑，还是打听。几时又开组织工作会议了，关于划敌我做结论的“杠杠”又有什么改变了，他便拿自己去和那些“杠杠”进行核对，然后再写信，说明自己够不上“杠杠”。所有这些，足足进行了六年！
六年来，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又重新点燃起希望，然后又摧毁……这是一个能磨碎任何人的精神的石磨子啊！
六年来，他就在这个磨子缝里活着。我自己算是“解放”了，虽然工作不顺心，总比他强些，我感到无论过去怎样，现在我也得同情他，决不可以在家庭里显示出自己在政治上比他“优越”，那会真正伤他心的。
于是，凡我能去参加某些会议听到某些“精神”的时候，回来就和他谈谈。这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别的消息来源，我每次和他谈，他总是拿出笔记本来严肃工整地记录，我说：“这不是原文，也没有什么重要。”他不管，还是记。我明白了，他是把我嘴里这些话当做党的声音的，没有了这些，他就没有了必需的精神生活，尽管已经翻天覆地，他这一点还和十年前一样。
在这样越来越坏的政治环境下，我们的“家庭政治小组会”从一般地议论发展到互相提供情况热烈争论。他这个“左派”，对于自己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只有忧心、着急，这时候，和他同病相怜的许多老同志除了已进监狱的之外，都在家里挂着等结论，这时便兴起了一种新风气，大家互相来往起来了，这叫“三看干部”。大家互相一“串联”，就知道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惨剧。有好多我们所熟悉的从少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学、老同事，被活活逼死了，打死了。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和面容,一个个我们完全清楚的历史情况，同当时所听到的惨死状况连在一起,怎能不叫人毛骨悚然？连贺老总如何死去的消息也是这时才听到的。还有些同志的罪名完全是被别人编造出来的, 可就硬是变着法儿不给解决，叫他们一年一年地虚耗年华，搞垮身体，直到白了头发。
这些事实太无情了，太可怕了，杨述不得不发出疑问：“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想方设法地非把我们都打垮不可呢?”他已经没法再相信这是国民党混进来搞的了,国民党决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在北京住了20 年，他从没有像这时候这样频繁地出去找朋友。大家的遭遇都一样——人人头上都有一顶可怕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之类的帽子。要按过去的习惯，杨述是从来不大和已经“定性”的人们来往的，要来往，也只是讲些勉励改造之类的话。他那样做不只是为了怕沾边，而是他真的认为党既然给这个人定了性，我们就不应当再去公然表示支持同情，顶多是劝他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为了他这样的看法，我们俩也曾吵过架。但是，这时候他却自动去找这些人了，而且还向我发表过一句感想：“真奇怪，过去一个人出了问题，戴了帽子，就被孤立起来了,自己也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现在怎么风气大变？不管戴多大帽子，开除党籍，大家还是来来往往满不在乎！好像是非标准改了。”的确，就连我们家，在“文革”头一两年，真是谁也不敢上门，连自己的弟妹也都不敢再来。但是到了这个时期，却又都恢复了来往。杨述自己则每逢听到一个老朋友从监狱里放出，必连忙赶去看望，也不问自己是否会拖累人家或人家是否会拖累自己。
对于那些“批林批孔”的文章，起初他还说：“批孔是对的，我年轻时就赞成批孔，还写过一篇《孔夫子什么东西》呢。”他毫不了解这时所谓“批孔”后面的阴谋和背景，还老老实实去看那罗思鼎的文章，以为罗思鼎是上海什么大学的老教授，回忆自己怎么会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后来报上那些文章越讲越不像话，直闹到把中国两三千年来的一切政治家、文学家……一概划分成儒、法两大家，而且出现了什么“法家战友”这种怪头衔的时候，他也不能不说：“这简直成了延续三千年的两大政党。全世界从来也没有。”
再到看了有的“论文”把李商隐的无题诗也说成“法家战斗作品”的时候，这个老实人终于不能不正式向我表示：“这种文章真是胡说！”再不看了。
后来批《水浒》，我们出版社印了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当时倒也风行一时。我带回家两部，接老例，他对这种“时兴书”总是特别热心，赶快捧读，但是这一次他却翻了翻就扔在一边，说：“后边写得太不好，一百二十回尤其差，干吗要特别多印它啊？看不下去。”他只是认真阅读了我借回的郭老的《十批判书》，叹口气说：“人家这是好几十年前写的啊，现在忽然成了这样，叫老年人心里怎么过得去啊！”他甚至想去看看郭老，安慰他老人家。但是郭老的秘书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有求于郭老，代挡了驾，没有见成。
后来，学部进行“整党”，按老规矩是每人把自己无限上纲一通，便可通过。他这时候已经有点明白，自己的纲即使上得再高，大约也没有可能恢复党的生活了。于是他对我讲：“这次我只讲错误，要我再承认反党，承认叛徒，我誓死不说了。”结果，在整党小组会上，有人又说他的《青春漫语》是反党,质问他为什么不检讨。他回答道:“《青春漫语》是有错误，但是不反党.” 别人就骂他翻案，他气得用手指敲桌子，于是这又变成了他“翻案”的一件大事，为此又批了好多天。一直到“四五运动”前夕，周总理去世。
杨述在重庆和总理有过直接关系，而且被捕时还是总理给保出来的。出来后，在红岩办事处门口，总理当面嘱咐过他：“老老实实在办事处躲着，可别出去跑又闯了祸。”按规定，总理去世，允许总理的旧部去参加辞灵，他合乎这个规定。但是他一再打报告要求，却终于不被允许，甚至连跟着群众去参加追悼会都不行。他哭了。
到“四·五运动”前些天，天安门前的诗和花圈日渐多起来。“四五”的前一周，秩序还好的时候,他决定率领全家（我、儿子、女儿，包括保姆）,一起整顿衣冠到天安门前去行礼致哀。到“四五”的前一天，天安门前已经是人山人海挤不动了，他就和我两个人从邮电局这边挤进去，进去的时候他说：“千万可别遇见学部的人。”可是刚走进去没有多远，就迎面遇见了一位。那人和他点了个头，一语不发，擦身而过。他问我：“这个人会揭发我吗？”我说：“大概不会，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他也许还怕你揭发他哩。”他表示这想法对，放了心。我们一起挤进人丛，看那些诗和那些大花圈、大牌子，一面看一面议论，回来后他在灯下也写了一首诗，次日却没有来得及贴出（后被收进《周总理，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一书）。
在那人心最激动的时候，血洗天安门的消息不断传来。亲友中间有那天恰好在场的,这个说清华那个坏蛋如何被追进人民大会堂,那个说群众如何被打,血水被水龙冲掉……杨述仔细地听着，他的感情一下子从缠绕他近十年的个人结论问题中拔出来了，愤怒地和大家一起议论。
这时，我们的“家庭政治小组会”内容又有了改变。
以前，杨述总是说话比较少，即使说也常是只就我们讲的事情加以评论，而且还常常有带提醒式的评论——“可不要说过了头！”可是，这以后他的话越来越多起来了，他说了许多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事实（早先他在市委，知道的许多事情本来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说过刘少奇同志去天津那次关于资本家的讲话的前前后后，根本不是少奇同志个人的主张；说过彭真同志从中央开会回市里怎样立即传达，要求执行，因此市委才老是深夜开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完全是冤枉；说过所谓“畅观楼反党事件”的实情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马南邨写的“健忘症”并非指向中央，他亲耳听邓拓说过的……反正说过好多好多。尤其是关于迟群等人评价的突然改变，使这个老实人怎么也无法想通。怎么起先明明传达过“迟群是一霸”,没过多久，忽然变成了“反对迟群就是反对毛主席”？
他在我们的“家庭政治小组会”上详细介绍情况，因为迟群就是他们学部工宣队的头头，所以学部的人都是亲眼看见的。迟群有一阵垂头丧气地回清华去了，还曾招待学部全体人员去清华参观过一次，以拉拢群众，连被审查对象也可以去。那次迟群身穿劳动服，手持劳动工具，和颜悦色地出来招呼大家（杨述这次没有去，听人家说，迟这次的和蔼是空前的）。可是转眼之间空气变了，迟群立即又恶狠狠地回来整人。不但整别人，连他们工宣队内部的人给他提了意见，也被打成了“投降派”，贴了满墙满院的大字报。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杨述多次在我们的家庭讨论会上搔着脑袋提出这个问题，他的思路显然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我们开始认真讨论江青究竟是个什么人，他不再按老例说她也许是个特务打进来了，他说:“这个女人不要说没有到过工厂农村工作，就连机关科室工作也没有真干过，就是个太太！竟让这样的人领导全国，实在不能想像。”他的话匣子一打开，真使我觉得惊异。逼啊，真是逼得石头也要说话了。
到了毛主席去世之后，他和我们继续讨论政治，他认为毛主席毕竟是个功劳极大的人，后来一些事做错了，但是他不能忘记这位青年时代就给自己指路的人。他自己在家写诗悼念毛主席，诗末尾有这样两句：“玻璃帐里无言语，分道扬镳惜未成。”觉得他老人家躺在玻璃棺材里未必闭得上眼睛吧，对于自己弄成的这种局面，恐怕只有无话可说了。对于他老人家，他的主要感觉是惋惜。
那次悼念的规模那么大，瞻仰遗容时不但我能去,连由他带进革命队伍的他的弟弟、弟媳、妹妹，我们的女儿、女婿都去了，却只有他仍不被允许去。这次他气得简直发了狂，失去了忍耐的能力，在家里骂道:“我革命几十年究竟犯了什么罪？我已经成了贱民了吗？连街道老太太、小姑娘都不如了吗？”他又写信，只此一条，要求去瞻仰遗容，但是仍然被拒绝了。
由此，他的愤怒代替了悲伤。在毛主席刚刚去世几天之后，他就要求外出疗养。
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干部也知道杨述不可能定成敌我矛盾，但是上边没有批，没法正式改结论，在下边就对他宽松一点了，他要求工作，就让他到一个研究所里看看稿；他要求自费出去疗养，就也予以同意。“四人帮”倒台的时候，他正在上海，忽听这个喜讯，他高兴得跟着群众走上街头，那年他63 岁了，又有病。在万众欢腾中间他整挤了一晚。喊口号，跳脚，而且还口占诗二首，其中有两句就是“一片欢腾人海里，老夫聊发旧时狂”，这是真情实景。
他本来可以马上回来工作了,那时候精神体力都还过得去。但是还不行。多年的冤假错案积压如山，他的问题由于是过去的“中央”画过圈的,别人无权去动，就又拖了两年。这两年才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四人帮”统治时得下的心血管病转化成了脑血管病——脑血栓。这个病是最忌气恼忧烦的，可是一些同难难友陆续得到解放了，只有他还是挂着，老是挂着。他心急得要死。他万万想不到“四人帮”已经垮了，却还不能把他们定的“案”完全否定。这可超出他的思想所能承受的程度。但还是继续拖啊，拖啊！他终于像蜡烛一样，燃烧尽了。到1978 年11月，才好不容易算得到了结论——整整12 年，受了无法言说的折磨虐待，组织上也花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所得结果是一句：“维持原有结论”。好比绕地球一周回到了原地。
这简直像开玩笑，但是我们这个人间就是有这样残酷的玩笑。杨述为了这一句话，把自己的生命赔了进去。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反复发作，脑子已经不好用，步履也艰难了。这时即使想再叫他工作，他也已不能再工作了。就这样，他终于抵挡不住死神的召唤。
为什么？不为任何具体的东西。实际是他只为了要向党证明自己的纯洁，自己的忠心。为了希望党承认他这一点，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活。而我们那些年频频搞运动，就偏偏常要蹂躏这样一些人的孩子似的心。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索性一概打倒，随便歪歪嘴，批一句话，就把这些人弃之如敝屣，不以为意。好像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不论怎么对待人，也不怕人们和他们的思想能插翅飞出天外去。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年轻的后来者觉得,这里完全不重视忠诚，忠诚信仰只会换来乱批乱斗和无穷尽的精神虐待,这叫后来者在抉择道路的时候怎么会不瞻顾徘徊啊！这局面，才使我们终于不能不幡然改图，不只搞掉“四人帮”，而且必须认识到搞运动整人的做法必须改变。自然，这是题外的话。
他死前的一年半，还挣扎着写些短小的悼文，还去参加听报告，听会，还去要求工作。但是，他已经说不出几句意见来了。过去的“宣传家”姿态完全消失，要叫新认识他的人来看，这人大概不过是个老废物。而他自己还不肯承认，还老和我计议能做什么工作，到哪里去工作，至昏倒的前一天还对我说过：“大夫说过我还能好。”我知道这已不可能，也没有安慰他使他宽心，我们的家庭政治讨论会已经无法举行——他即使在家里也发不了言了。我也就不再同他多谈。
他的突然去世才使我感到，自己在最后的时间里实际上也是在虐待他，我自己也同样有罪，虐待了这个老实人。号啕痛哭悔恨锥心都己无济于事。在稍稍静下来之后我才来回想这个老实人的一生——一个真正的悲剧，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
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
为什么我们这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
人们常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间有一条沟，不能互相了解。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
你能不承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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