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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里展开：关于“大跃进” “大跃进”：是指1958 年至1960年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无视客观规律，听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对不同意见一概以“右倾”“右派”予以打压，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是各行各业的“大跃进”。在工业上，典型的是全民“大炼钢铁”，农村则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似乎共产主义很快就可以实现了。而这两个历时约3年的“运动”，使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巨大挫折，并直接导致波及全国的打饥荒。 除所谓“反右派斗争”55万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中，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群众因为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或执行不力，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各种处分和打击，上至省长，下至普通群众。 上有好者，下必趋之。在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的氛围中，违背规律的“大跃进”终于导致经济滑坡和波及全国的大饥荒…… 如果说工业上的“大跃进”后来有了明显有效的纠正，而“人民公社”则只纠正了一些“共产”过激的因素，一直维持到毛去世及改革开放，才彻底终结。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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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作者：高王凌   来源：原载“中国新闻周刊”/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2004年已发布   本站编辑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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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瞎指挥的又一个结果是：1958年有大量的粮食没有收上来，烂在了地里。

生产“国营化”的另一典型例证，就是“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种树种草）的推行，它使各省提出的1959年生产计划，粮食种植面积要比1958年减少4亿亩左右,占 20% 以上。⁽⁵⁴⁾

在农产品的处理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高征购”了。

“浮夸风”盛行的结果，全国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许多，征购任务也被相应地加大了。如在安徽凤阳，1958年实产粮食1.5亿斤，上报4亿斤。公社一级浮夸盛行，向上汇报数字都是层层估，级级糊，以孬报好，以少报多，没有报有，弄虚做假，欺上压下。报实受批评，报假受表扬，也大大助长了假报瞎吹。⁽⁵⁵⁾ 山西太谷的扬家庄大队，1958年粮食产量满共打了80万斤，在上级的压力下，多报了一倍（160万斤）还不行，报到180万才通过了。结果征购100万斤（以为你还有80万，还不够？）。

当时大队的主要领导人想,都统购走,是否像市民一样给供应呀？结果卖出了一部分种子。报亩产1000斤的指标，公社书记说∶你敢不敢在前头划一道呀？就变成了10000斤。还要挨批判，说跟不上形势。⁽⁵⁶⁾ 可知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集体经济”的“国营化”，已经达到了极点。

2）农民个人权益被剥夺，在当时也是极为广泛的

“共产风”的出现,是又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性质（或它的过渡性）以及军事组织的性质所决定的，它所涉及的，决不仅仅是社、队几级，而是及于农民的许多个人权益。按照作为标准的“卫星公社简章”，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地、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人民日报》随即发表社论，称其“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⁵⁷⁾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说，不久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上实行共产主义。⁽⁵⁸⁾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怎样规定，房屋和生活物资私有的规定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⁵⁹⁾

据档案记载，安徽凤阳的“共产风”一直未停，刮的范围很广，如土地、房屋、粮食、劳力、耕畜、农具以至家禽、锅、碗、瓢、勺等。甚至强占民房，撵人搬家，不搬就把人家的东西往外扔。有的人家被逼得东逃西窜，有的一家大小十几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县委要求，几天内实现“车子化”，下边没有木料,只好扒社员的房子,用私人的木料，搞房前屋后的树木。有些地方组织了“挖掘潜力专业队”,村村查，户户搜。公开扬言：“什么是你的，只有一口牙是你的”。手持铁棍一根，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开始主要是搜查粮食，以后就查到什么，吃什么，看中什么，拿什么。为了大炼钢铁,县里提出了“家家挖潜力，人人献钢铁”的口号，有人把剪刀、铁锅也献了出来。⁽⁶⁰⁾

在山西太谷，“共产”可能从1958年春天就开始了。如拗四件,金银铜铁锡，献四宝,珠宝玉器药；比地主分浮财还利害,“熬鹰”，非献出来不可。平调东西，私人房子队里想拆就拆了。说今夜就到共产主义了，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有人把衣服都穿在身上，外边套件烂的，要不就怕共产了。

食堂也是强迫命令的，说灭老鼠窝，实际是搜粮食，拿铁条捅这捅那，怕有粮不来食堂吃饭；破房和庙宇都拆了给食堂烧柴了。说小孩子也要集中，统一管理，不认父母；七八岁的都集中到管区，管不过来，又分散回来。⁽⁶¹⁾ 河南“卫星公社简章”规定：为建立公墓，可迁移现有的坟墓；居民点可以合并，社员原有的砖瓦木料，可根据需要拆用；⁽⁶²⁾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也规定了孩子寄宿和领回的问题，⁽⁶³⁾ 但这些都成为各地模仿的楷模，并且越办越走样。如在凤阳，扒房并庄现象严重之极，曾有7个大队的25个村庄无人居住，有的队5个村并成一个，男女老少分四处居住。据说小庄并大庄像跑鬼子反一样，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流离失所。⁽⁶⁴⁾

一些地方男女分开居住,⁽⁶⁵⁾ 有的地方宣布即将进入共产主义，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据说“这条还得请示上级”。⁽⁶⁶⁾ 这些当然与“消灭家庭”的想法不无关联，也是实行“三化”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一个结果。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被说成是按需分配的因素，主要是指在公共食堂吃饭或吃粮不要钱，工资部分算是按劳分配。实际上，由于收入低，绝大多数公社除了保障社员按低标准吃饭以外，发不了多少工资。例如在最早进行共产主义实验的徐水,在全县范围实行了“十五包”（包括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等），工资只发了两次，就继续不下去了。

在河北省，人民公社分三类情况∶一是吃饭都没有保证，要国家救济的；二是能管吃饭，但发不出工资的；三是能发一点工资的。所以说在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中，真正按劳分配的部分微乎其微。⁽⁶⁷⁾ 在山西太谷，扬家庄的一名壮劳力58年年终仅分红7.5元钱。当时认为是共产主义了，吃国家，吃大锅饭。村里开着两个灶，各取所需。外村人路过也吃，而且是挑着吃。走到哪吃到哪，五里地一个饭铺（好象毛泽东专门讲到的《三国志·张鲁传》中所说的情况）。但到过年春天就闹饥荒了。⁽⁶⁸⁾

在安徽凤阳，公社化后认为要拿工资了，有的地方一个多月没记工分。群众批评平均主义是“六个一样”∶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用的一样，住的一样，做的一样，照顾一样；“五不分”：干不干，照吃饭——好坏不分，多劳不能多得──强弱不分，规定每人三碗饭──大小不分，小农具、小菜园、野鸭集中归队，社员占用公家东西──公私不分。社员分配越来越低（有的队从1958年—1960年平均收入由37元下降到10元、5 元,每个劳动日值仅5分钱）,而集体扣留部分越来越大（占到 70% 以上）。⁽⁶⁹⁾ “平均主义”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经济方面，除生产下降以外，“苦干三年”口号的提出等也从很早即决定了集体积累的增加。⁽⁷⁰⁾

1959 年2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农产品“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农民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以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毛泽东的这番话──特别是“平分主义、抢产共产”──可以说正点到了人民公社问题的实质。为此他又指出，这是人民公社现在存在的一个大家还不认识的相当严重的矛盾，必须迅速加以解决。⁽⁷¹⁾

如果说“一平二调”主要涉及的是社队的财产，与社员关系还比较小,如果说一开始许多社员尚抱有侥幸心理，想吃“国家饭”的话，经过对个人财产、权益的剥夺，经过1958年秋后的分配，他们开始清醒过来了。但谁也没有料到,粮食问题已悄悄地上升为一个严重问题,成为对他们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胁。

3）粮食问题和粮食危机

1958 年还未形成像以后那样大的灾难，但粮食问题和危机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时已经出现了。

如前所述，毛在《高潮》按语中曾提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⁷²⁾ 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尽够吃。⁽⁷³⁾ 在大跃进之前，对粮产的增加即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 　

1958 年大跃进发动以后，6月14日毛在河南封丘视察时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等等。⁽⁷⁴⁾ 8月上旬在河北省徐水，听说该县今年要打11亿斤粮食，说：你们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指示应考虑生产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毛在安国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还称赞了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园田化的口号。⁽⁷⁵⁾

7月底农业部发表公报，夏粮总产量达到 1101 亿斤，比上年增长 69% 。对农业大跃进似乎作出了数量上的论证。《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夏粮大丰收说明，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不久又提出∶我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于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⁷⁶⁾

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三制”的设想，即耕地的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植树种草。⁽⁷⁷⁾

9月份刘少奇视察江苏，在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的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又说：“这是农业经济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希望各地好好算一算帐，认真研究一下”。⁽⁷⁸⁾

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在农业生产上采取重大措施，特别是耕作园地化，是保证高额增产最有效的措施。它是耕作制度的革命，是实行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耕作制度的重大步骤。⁽⁷⁹⁾ 在这种高度乐观情绪的支配之下，各省提出的1959年种植计划，粮食播种面积将缩减到15亿亩以内，比1958年减少4亿亩左右，占 20% 以上。⁽⁸⁰⁾

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到1972年,争取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并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上来。⁽⁸¹⁾ 9月份毛几次表示，过去粮食增产很慢,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达到一万五千亿斤）。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⁸²⁾

10月，西安农业会议报告，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8千亿斤是肯定的，1万亿斤是可能的。12月初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认为这一估计水分大，打了个折扣。因此会议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那一粮食年度的征购任务，基本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⁸³⁾ 实际上这些都远远超出了粮食产量的实际数字。 　

10月下旬，由于1958年农产品收购和调运工作完成得不好，若干城市和工矿区的供应已显得紧张，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紧急指示》，在全国农村掀起了一场高征购运动。

与上年同期比较,1958年7—10月的4个月中,粮食征购数量减少440万吨，销售和出口增加 260 万吨,10月底粮食库存减少好几百万吨，许多地区纷纷要求调入粮食。为此，12月初再次要求各地抓紧粮食收购调运工作。由于任务定得过高，1958年全年粮食收购计划并没有完成（大约只完成了 76% ），但是这年的实际征购量已高达1175亿斤（由此看来1958年的计划征购量约为150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14亿斤（增加22%）。⁽⁸⁴⁾ 这时在农产品供应上已出现问题。如毛在11月武昌会议上说：大城市里头，猪肉也没得吃了，粮食也没得吃了，猪肉也不能出口了。⁽⁸⁵⁾

其实问题在农村早已出现，从毛泽东文稿来看（春季“通常的”闹粮不计），1958年秋天得知，安徽灵璧县由于自然灾害、强行旱改稻等原因，已饿死500多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河北邯郸专区由于不关心群众生活，伤寒疫病普遍流行（波及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死亡 39000 余人）。毛都做了批示,为云南事件还写了“一个教训”一文,说：“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显得相当重视。⁽⁸⁶⁾ 11月间，在武昌会议上提出是否应适当收缩粮食征购任务。⁽⁸⁷⁾

到1959 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 2517 万。城市蔬菜定量供应按两计，据说北京居民有个时期一天只能吃到一二两菜。广东一些地方已发现饿肿人（10930 人）和饿死人（134 人）的现象。⁽⁸⁸⁾ 在稍后的庐山会议上，提到了今年的“大春荒”；河南在去年曾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春节时几万人浮肿，人均口粮一斤；湖北今春500万人日均几两粮，吃稀饭，已死了 1500 人，15万人浮肿；四川普遍吃稀饭，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荤；甘肃严重缺粮，公社食堂都吃面糊煮土豆；湖南一些地方每餐只有二三两米；山东济宁专区严重饥荒等。⁽⁸⁹⁾ 这些是当时已汇报上来的情况，由此看来，问题实际上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毛又提出,关于粮食问题,应“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制,一万年还是如此。大反浪费。”并说:今后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已“解决”了。⁽⁹¹⁾ 这就和1958年对粮食或说粮政问题的态度有了很大的一个区别。

应该指出，1958年“高征购”的发生，并不是什么计划或预期的结果，而是随着大跃进和浮夸风而出现的。——既使征购任务数字高达1500亿斤，与当时报告的粮食产量（7500亿斤）相比，还是一个较低的数值（约占 20% ），从帐面上看，给农民留下的余裕还是较大的。早先统购统销的提出，也是粮食紧张的一个产物，在主观愿望里还是希望随着粮情的好转，逐步提高农民的口粮水准。例如1957年4月，毛泽东曾说：统购统销不搞不行，多搞也不行，明年准备除经济作物区以外，大多数合作社的粮、油、肉由合作社自理；⁽⁹²⁾ 1958年12月，中央曾批准“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三～五百斤储备粮”的意见。⁽⁹³⁾

5月份，中央警卫团干部队反映山东缺粮，在座谈会后，谭震林报告说，粮食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1000斤粮食∶口粮600斤，余粮100斤等等。⁽⁹⁴⁾ 8月份毛在安国还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⁹⁵⁾ 可见并不是要一味地“高征购”到底，把粮食全部统管起来。

但是到1959年初，毛却要求制订一个“严格”的粮食管理制度，而且是“一万年”不变，这看似不经意间的一个改变，却对当时的粮食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就是当时毛仍认为农村并不真正缺粮，例如说农民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的产品，若没有产品，如何来瞒？所以他说∶“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⁹⁶⁾ 2月份广东省委有一份关于瞒产私分的报告说，雷南县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毛对该报告极为重视,并向全国做了批转。⁽⁹⁷⁾ 因此决定还是由国家尽可能地把粮食管理和控制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终于引致了大饥荒的“淬然爆发”。

许多人认为，大饥荒是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1959年以后才发生的，实际上，许多农村在1958年的冬季或59年初就没粮了。

如上所述，在1958年这一年里就已经发生了饿死人和疾疫流行的现象。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许多人的“觉醒”，并不是在饿死人之后（如1959年），而是在1958年就开始了。这正是我们重视1958年和把它单独划分出来的原因之一。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许多事情，离开了1958年就不可能说清。

当然，这一时期的问题也有高度复杂的一面，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11月曾说：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并表示他最怕犯冒险主义错误了。⁽⁹⁸⁾

到1959年3月又说：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的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希望也避免破坏。⁽⁹⁹⁾ 结果却不幸而言中，这场大灾难竟在不久之后就全面爆发了。

在上述情况之下，出现农民的“反抗”或“坚决抵抗”，岂不就是很自然的？

三、农民反应

1958年底，由于感到人民公社中存在一些问题，大跃进进入了所谓纠偏阶段。

如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批评了废除商品、货币，搞统一调配劳动力、资金和产品的主张，指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对农产品实行无偿调拨，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

武昌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以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并决定从1958年12月至59年4月，用5个月的时间进行整社。对农村的生产规划、分配状况、生活福利、经营管理、财务工作、组织领导，做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检查。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各省相继召开了规模达千人左右的6级干部会议，许多县召开了5级干部会议，进一步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和管理体制；并就毛泽东发出的3封党内通信，讨论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¹⁰⁰⁾

各地在整社中，对1958年人民公社提出了许多意见，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字资料。本节将以这类资料为主干（当然也不排除其他资料包括农民的口述史料），讨论这一时期的农民反应。

在山西，省委于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召开了有5000多人参加的6级干部会议。会后太谷县召开了县、社、管区、生产队、作业组5级干部和500多农民，总共7500余人参加的大会。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和省委会议的精神，讨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问题，以大鸣大放的民主方式开展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上而下的自我检查，形成了一个人人自我检查，个个分担责任的局面。参加会议的有贫、下中农，也有富裕中农，还有几百个观潮派、算帐派和右倾情绪比较严重者，据说除阶级敌人外，把各种人的代表都请来了。会议宣布了不戴帽子,言者无罪,允许保留意见的几条规定,因此放得彻底，检讨得深刻。⁽¹⁰¹⁾

会上针对人民公社的各种具体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

例如在生产的指挥方面，人们提出∶“去年生产一会一样，上级不考虑下边情况，不结合实际，庄稼眼看收到手，非挖天顺渠不可”；过分的集中调动，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植树丢下了麦收，深翻、炼钢影响了秋收；公社化以后管区一点权利也没有了，请个假都要去公社；“上级安排工作不看季节，去年麦收正忙时，硬叫搞美化环境，到处画画写标语，许多人七、八天上不了地”；发展养猪事业，不分气候，大伏天运仔猪，几乎全部病死；十月里强调种麦子,干部有意见不敢提；公社职权过大,统得过死,有十不自由：布置生产、安排工作、吃粮、经济、说话、工具、劳动不自由；1958年秋季“县级不求实际太官僚，乡级任务观点太官僚，管区怕受批评就强迫命令太官僚，队长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乱抓乱干更官僚”；把小黑豆种成大黑豆，结果是长了豆荚空壳子，立秋还种金黄后（玉米），不管能收不能收；社里领导太盲目，不看条件推广新农具，深耕犁使不得，推车安了轴承不如原来的，扇车上改轮，三架车不如一个轮子的价值，浪费了钱又浪费了劳力，社员一肚子气没处说；全县等齐划一统一行动，任务布置很繁重，工作每日几变动，粮食堆的猪羊吃，不叫碾场叫种麦，过了一夜又变化，不叫种麦要秋耕；工作规划乱，生产安排乱，劳动组织乱，财政手续乱，社员思想乱，组织制度乱，收入分配乱，农具使用乱；过去被限制得死巴巴的，所有制不知谁有，通过这次会议，大家对这一状况的改变和权力的下放，感到特别满意（尽管这一问题尚远未解决）。⁽¹⁰²⁾

在劳力的调拨方面，人们提意见说：为什么去年就要秋收，还要大抽劳力去搞钢铁、修水库和深翻土地呢？大兵团作战深翻地，效果不大质量低，“提起深翻土地，真正叫人呕气。光顾人多热闹，不管地里活计。大搞兵团作战，庄稼丢了一地。地也没有翻好，沟沟圪洞满地，……留下一半不管，到底有利无利”？把人抽上到任村翻地，到了任村到西贾，到了西贾又到朝阳，出去五、六天，只动弹了两天；“深翻地，调劳力,白天要下黑夜走,群众听了很发愁，大人哭，小孩叫，工作组说：要的就是这气魄”！每次都要年轻人，年龄稍大还不行，只有劳力170个，一下就调走了71；因此在山西各地，劳力问题成为当时三个最突出的问题之一。⁽¹⁰³⁾

在“共产风”方面，人们反映说：干部认为公社化就是共产主义，一切要“归公”；成立食堂时，撵人搬房子，说∶“啥是你的，都是公社的”，把群众的铁锅用火柱砸碎；“上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我们是一愁二怕三紧张”；一些队里的羊儿，公社赶上走了，卖了一千多元，队里一文钱没得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买辆皮车，公社白白赶上走了；胶皮大车公社用了半年，没给一分钱（归还管区后，9 辆车 6 天就赚了一千元）；会议结束时，由县退给公社和公社退给管区的款就有320余万元，粮食163万斤；所以供给制后，谁也不动了，甚么也是公社的，想拿甚给拿甚，人们不敢吭气；把好好的小农具卖了废铁，把新大绳用刀割开二毛一斤卖了烂货；许多社员不爱护公共财务，认为那是大家的，管不管、坏不坏，与我没有多大关系；不少地方出现了挥霍浪费财产，甚至乱杀猪羊、损毁生活资料的现象。⁽¹⁰⁴⁾

对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人们反映说∶跃进一年，一年多还不见工资；领导上说话不顶话，说正月十五分红，到三月十五也未分；实行等级工资制后，劳动效率普遍降低，“头级歇二级游，三级四级顶牲口，五级六级不见面，受不受三块钱，够不够一斤粮”；“开春说的按劳分，社员们干劲百倍增，劳动起来更有劲，为的是秋后多分红”，结果是“按劳分配不执行，多赚少赚一律平，社员知道了这风声，在家装病不出门”；“评工制度全打倒，记的工分全取消，按等评级发工资，劳动一年和尚的帽”；“一年发了11块，穿不上衣裳买不起鞋”；去年做了几百个工，“秋天一下子给抹了个净光”；咱们打了多少小麦不给吃，都让公社白白拉上走了，后来来了个供给制，给了3块钱，说劳动日不分红了，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了；劳动不劳动，个个有一份，动弹不动弹，一天三顿饭，吃饭人多了，劳动的少了；群众把平均主义总结了五大危害∶“一害报酬一拉平，强弱好坏不分明。二害劳力乱调动，顾了西来丢了东。三害群众思想乱，白天黑夜怕共产。四害群众不满意，一切财产不爱惜。五害劳动泄了气，群众要和党脱离”。⁽¹⁰⁵⁾

“共产”还“共”到了个人头上，如炼钢铁砸了铁锅，大积肥拆掉民房，人们反映说∶“一切财产交公家，见了干部把他怕，共产党领导真是好，穷的富的都斗了”；“房子不由自己占，三番五次搬地方。公社没有招待所，只好搬出腾下房，另找地方安了家。住了不到七、八天，公社扩建又要占，无奈又把家来搬。自找关系落了户，房东又想要房钱。现在提起所有权，一肚子怨气憋的慌”；收购废铁时让3天收购9万斤，只好把群众的铁锅砸碎，还搜查群众，假说是检查卫生，进群众家翻箱倒柜，“又搜钢、又搜铁、又搜粮”，三结合；有人自留地里几棵留作寿材的柳树，公社化以来就折在社里，个人什么权都没有了，说是“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大家的”；某管区不和群众商量，就将150间房子让食堂占了；事后由上面退还给个人的物资，计有住房5500间，小农具2万多件，猪羊等家畜3500多只，日用家具（主要是灶具）4万多件；以致有人说∶“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五光政策”。⁽¹⁰⁶⁾

在运动中，个人人身的权益也遭到了侵害，如普遍反映只管生产不管生活；说∶“大跃进以来，人不值钱了”；“对妇女不关心，起半夜睡五更，一说劳动就跃进，得了许多月经病”；大兵团作战时社员病了，汇报上来乡长说:“打仗还怕死人，死几个不要紧”；子洪淹死了两个人，从乡里到县里，反映几次没人答理；大战钢铁时，有人对外来民工随便砍树、偷东西提了意见，就劳改了三个月；某村把有病的人送到水库，没几天就死了；强迫孕妇上地造成流产，不出勤不给饭吃；有的社把不好好劳动的农民组成跃进队（实际是劳改队）,有的因劳动过度死了人；深翻地时，公社书记无故把一个走亲戚的妇女的一篮子馍馍没收了，把两个行路人和一个烧五七的妇女强制劳动了半天；还有军阀主义,捆人、吊人，逼小孩劳动等。⁽¹⁰⁷⁾

此外，还存在农忙季节集中睡觉，吃饭睡觉地头化，男女分开集中，小孩送幼儿园（有的因此病死）等现象，都使群众意见很大。⁽¹⁰⁸⁾

在粮食问题上群众意见更大，反映说∶全管区每人平均只有383斤，统购任务已完成，还把我们的粮食往外调，现在拿红薯干顶粮吃；“历来说定产三年不动，结果去年来了个保证产量，也不知道征多少，至现在还欠国家任务8万斤，而库存只有13万”；“我村麦子比1957年增加了30万斤，要是以管区分配，我们的生活要大提高，可是现在连口粮也来不了”；

“自从入了人民公社，每日起来常受饿，……打下粮食吃不上，每天只吃斤二两。明里做，夜里收，打下粮食不管够。搬瓮子翻箱子，找寻粮食闹吃的”；

“天长夜短两顿饭，斤三两粮怎么办”；“一天只给斤三两，一顿就都吃了光”；“一天一人十四两，吃的肚里空落落”；

“人民公社化，有时说大话，对着社员说，吃穿都不怕，一切供给制，劳动军事化，群众开口骂，说话不顶话，钱儿花不上，粮食斤二两……

1958年麦子丰收，整整吃了一麦秋。秋后吃饭变了样，早晨喝的稀溜溜，晌午两个窝窝头，晚上肚里咕噜噜；“照现在一天喝两顿,尿上一泡就完了”；“一天吃两顿稀的,社会主义好在什么地方?”“今后要想多打粮，政府必须加口粮”，要求改吃三顿饭。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还有，58年粮食有“三大遭遇”：夜战收割扔一地,往回拉路上丢失，场里鸡吃猪吃，下雨生芽，打场不净，偷喂牲口，食堂浪费,外调数不清楚,大批霉烂,入食堂吃；“本来产量特别高,十成粮食七成收”……有的牲口一连好几天没有料吃；“留的饲料实在少,一天喂的一把把,牲口饿成瘦干巴，吃不上，肚子空，拉上犁儿走不动……⁽¹⁰⁹⁾

粮食问题成为会议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有人主张口粮问题一定得国家给解决，也有人不同意；有的管区算帐说，只要能发动好社员，还能够拿出4000斤粮食；有的检查了认为家贫难管妻，一管就肚饥，粮食没底子，生产不能干，而产生了隐瞒粮食的思想，并交出粮食一万斤；有的队说出隐瞒16000斤，有的队隐瞒了过年分余小麦700斤；有的地方农民“自愿”报出存粮，据说某村一夜就报出2300斤；有的准备从马料里解决42000斤，种子中解决10000斤……还有的采取了一两粮掺三两糠碾成炒面的办法，把一两粮吃成四两；有的提出挖掘漏洞的10条门路：社员小块园地收回的粮食，开小块荒地收入的粮食，社员拾回来的，社员旧存的，社员猪饲料地收的粮食，自留地内粮食，存在家里的零星粮食等等；有的提出，压缩饲料和秋田种子，卖粮应当面付款……⁽¹¹⁰⁾

从以上情况看来，除少数地方以外,⁽¹¹¹⁾ 缺粮是相当严重的（如上述140个管区仍缺粮上千万斤）。缺粮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高征购（如在上述情况下还在强调完成征购任务），其次1958年的粮食消费也比较高，例如有些地方到1959年初还吃到一斤四两，尽管这已不能称为“放开肚皮吃饭”，但在以后的集体化时期却是很难达到的（当时有人强调只有一斤六两一天才够吃饱,⁽¹¹²⁾ 这倒和实际需求很接近）。

对于人们提出的问题，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但有些并没有真正解决，有些是拖延了下来，粮食问题即是其中争议很大的一个。当时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反对瞒产私分的斗争,造成了农民的严重不满。⁽¹¹³⁾ 在太谷，领导也一再追问有没有存粮，使下面“又背上了一个包袱”。⁽¹¹⁴⁾ 根据已报出的情况来看，太谷的瞒产私分并不算很严重（有的队或是管区才隐瞒了上万斤粮食）,而在各地“动员”、追查的结果,报出的“余粮”数量也很少，往往一个村（甚至一个管区）不过几千斤。特别是为解决缺粮问题而提出的几项措施，已经和饥荒年代没有什么区别，可惜它们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针对上述各种问题，群众编了许多顺口溜，除前面已引述的，还有——

“十不满”：一不满把强劳力调走和浪费劳力，二不满不等价交换，三不满实行劳动评级，四不满丢了粮食，五不满做假报告，六不满强迫命令，不走群众路线，七不满只管生产不管生活，八不满干部说话不算话，九不满工具改革改的多用的少，重数不重量，十不满动不动就处分人；

“十多十少四没有”：“批评指责多，体贴关怀少，布置任务多，检查帮助少，农具丢的多，购置修理少，老弱残病多，青年壮年少，脱产干部多，参加劳动少，平均分配多，按劳付酬少，报纸杂志多，阅读的人少，提的意见多，解决的问题少，打的粮食多，社员吃的少，公社权利多，大队权利少”；“一没权，二没钱，三没劳力，四没好房间”；

“入了公社全心全意，社员干劲惊天动地，……秋天分配来了个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有些妇女是装神养病，伤害了群众的生产情绪，远地近地谁都不去，请假不和干部联系”；

“十不该”：“一不该大跃进缺乏计划，二不该大积肥拆掉民房，三不该植树造林烂了麦子，四不该种麦子不求质量，五不该深翻地扔了庄稼，六不该强种麦误了打场，七不该修土铁路丢了白菜棉花，八不该集中睡觉一户分成几家，九不该假报成绩受到表扬，十不该妇女深翻地带上娃娃”；

“共产党领导真是好，内里的奸臣也不少，不顾收秋深翻地，奸臣出了坏主意，社内的劳力到处调，粮食扔的也不少，今年怎么把生产搞，大人一斤小孩少，……哪里大人能吃饱，牲口饲料减的多，……牲口受饿不说话，人民受制上级把权力霸，一切财产交公家，见了干部把他怕；共产党领导真是好，穷的富的都斗了，起器钱卖了铜，六月份电气化点电灯，电灯现在不见面，句句话来把人骗”；

“劳动不记工，一律要拉平；那时大跃进，我先闹不同；粮食不收打，拉夫很严重；有心提意见，害怕大辩论；共产主义都有份，再提意见不顶用；算了吧！这时我就装了病，那有心思再劳动”；

“十不该”：“不该乱放卫星，夜间把小学生全部集中；不该虚夸假报，老实人受了批评；不该没计划把口粮调尽又调……；不该把基层民兵集中，不干活串门，吃饭还放卫星；不该深翻地把棉花踏平，不见人只见灯，浪费灯油几千斤；不该下命令叫老人小孩病人都出阵；不该推翻固定不记工分；不该全公社打乱平分；不该说现在共产主义已经实行”；

平均主义的危害：

…… ……

“五消极”∶劳动消极、工作消极、建设社会主义消极、计划措施消极、爱护公共财产消极。

“九月里来公社化，分配粮款平均下，不说你村和我村，一律财产归了公，分粮分款大平均，社员思想打不通，冬季来了大发款，每人平均整六元，有劳无劳都来领，拿上钱儿两个心，二流懒汉高了兴，……劳力多的大反映，下地生产没干劲，一年生产为了啥，因此社员尽装病，青年人拄上长拐棍，老年人病的不能动，妇女经常有月经病，地里经常不见人，生产队长食堂蹲，管区干部满街寻”。

有的大字报上写道：

“去年公社化时，把人们闹的心慌意乱的，劳动一天也不得歇心，又是男人集中男人呀！女人集中女人呀！有人说，要把娃娃们集中往太谷送呀，我一听这话，嘴里不敢骂心里就偷偷的骂，共产党这是什么政策呀，和老婆娃娃也不让见面了，回家吃饭连锅也没有了，这不是活活要人命吗？老实说吧！我在去年冬天就装了病，一冬天也没劳动了一天，今年春天劳动也是勉强的，不是为了吃14两，也不劳动他狗日的。”⁽¹¹⁵⁾ 表现出人们对1958年“公社化”和“共产”的愤懑之情。

在这种情况之下，1958和1959年的生产自然要受到很大影响，如得知平均分配以后，许多社员在家装病，三请五请不出门；减收多的是一般属于劳力多人口少的户，生产上的主力军，他们劳动情绪消沉，休息多干活少，不满地说：“共产党没良心了，说的是按劳分配，实际是谁苦战苦了谁”；

有的反映说∶“公社分配平均，吃粮分款相同，每人发款三元，吃粮只多一斤，劳动积极泄气，……装病在家不动，有的腿上抹酱，有的拄上拐杖，如不赶快纠正，今年生产没劲”……

……

广东新会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有人把“三化”叫做∶“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也普遍下降。基层干部受到影响也消极起来，甚至随波逐流，对59年的更大跃进缺乏信心。这一报告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批给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研究。

在全国许多地方，备耕工作重视不够，肥料准备不足，耕畜养护不好，生产责任制不明确，劳力安排不当，都势将影响1959年的生产。⁽¹¹⁸⁾ 不少地方发生了宰杀和不再养牲畜、禽畜的严重现象，如山东耕牛死了1／4，广东不养猪了等等。⁽¹¹⁹⁾ 表明这些已是全国性的现象。

总的来说，农民对1958年是怎么一个看法呢？

在他们看来：1958年9月公社化以后是 99% 的缺点，东西也不分你我乱拿；公社化俨然就是“共产主义”，一切应归公了；公社化搞食堂，干部假借查卫生的名义到处搜寻粮食，致使群众害了怕，觉得社会变了样；上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下面是“一愁二怕三紧张”；群众思想混乱，害怕共产……⁽¹²⁰⁾

1958年的事实，实际上已经教育了农民，使他们有所觉醒，认识到“集体经济”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并开始和共产党离心。

无疑，1958年农民仍是被动的，和几年前的集体化一样；他们的反应，也是在仓促之间做出，是很质直的。

例如，在公社化中，全国各地有不少人公开反对并社，反对刮“共产风”，⁽¹²¹⁾ 公社化后不难看到,这个制度（或农民所说的“社会”）不管要发展到哪里，现在就已在“平分”、“共产”，“剥夺”农民了，并使他们面临有严重饥荒的危险。所以，农民开始了他们的“反抗”和“坚决抵抗”（毛泽东语）。

这一反抗的最主要方式，可能就是“怠工”，或“变相罢工”，不生产，或是不多生产，它表现为出勤率和劳动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为造成的田地荒芜，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出现这种现象有着多重的原因，如在农村经济高度“国营化”的情况下，农民产生有依靠国家和依赖上面的思想（在国家“共”他的产的同时，他们可能还在梦想“共”国家和别人的产）。

另一方面，产权和生产指挥权的丧失，多劳不能多得（或者不劳少劳也一样得），以及产品被无休止地调出，都可能使他产生对生产不再负责的思想，觉得干不干反正就是那么回事。这一时期农民的再一个反抗方式，就是瞒产私分。从1959年初的情况看来，这时的瞒产私分是相当普遍的，但与三年困难时期比较，问题的严重程度可能还没有以后那样严峻。其实，无论是怠工、不生产，还是瞒产私分，都是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共同特点,两者的区别,恐怕不过一个是匆促应战,一个已构成为某种“行为方式”罢了。

但无论怎样，1958年政府和农民显然已站在对立的双方，也可以说已“正式开战”。而在以后三年中“两军对垒”的结果，却是惨不堪言。首先，是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点击观看视频：1959年的“粮食”：上要征购 下要瞒产）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本文《下篇：三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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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历史文献索引】(54～121)

54 据估计，1958年有10％左右的农作物未收回，《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36，另说，失收的损失约占10％到20％，见《庐山会议实录》，页107；“三三制”的情况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06；实际减种1160万公顷，见《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0。 55 《乡村三十年》，页181—182。 56 游墨则、李来富的谈话，1994年9月。 57 薄一波，页74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95。 58 杜虹：《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出版社，北京，1998，页369。 59 薄一波，页762。 60 《乡村三十年》，页178—181、165。 61 胡二娃、李来富，杨臭小，高继忠等人的谈话，1994年9月。箱箱柜柜，收归公有，以及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有了”，大约都是徐水的经验，《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56。据1959年谭震林说∶1958年的毛病，第一是刮“共产风”把桌椅板凳、簪子、耳环、银元、房屋、牲畜直到鸡鸭都共了。这股风是武汉会议煞的车，见董保存∶《谭震林外转》，作家出版社，北京，1992。 62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99—100。 63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21。 64 《乡村三十年》，页181。

点击这里展开：本页其余注释—— 65 《乡村三十年》，页170。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公刘随总政、总参、总后、海政、空政五大单位遣送到太谷郭堡水库工地劳动，就见到男女隔离，“男的归一堆，女的另归一堆”的新鲜古怪的集体生活（《荆棘路》，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页216）。他以为这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事，其实太平天国就实行过。 66 薄一波，页755。 67 薄一波，页760—761、751。 68 胡二娃等人的谈话，1994年9月。 69 《乡村三十年》，页172—175。 70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6、74；收入减少的原因是∶积累多了一些，它比上年增加了2倍左右，达到15—20％。副业特别是家庭副业收入减少。浪费相当大，如1958年农产物估计有10％左右未收回，冬季粮食浪费不少等，见同书，页136。 7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61—62、66—67、69—70。 72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北京，页675。 73 薄一波，页68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69。 74 《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85。 75 薄一波，页73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6。 76 《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87—188。 77 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7日、30日。 78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64；又见《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93。 79 《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95—196。 80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06。 81 薄一波，页69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页505。 8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页380、394、432。 83 薄一波，页689。 84 《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1—162。 85 薄一波，页814。 8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页436、530、584—586；到10月10日止，据说云南全省累计发病38.8万多人（肿病），死亡39172人，云南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室、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编《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第四卷，页319。 8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页554，毛在武昌会议讲话提纲中写道∶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是否泼冷水？是否机会主义？一定要有可观可能性。过了明年六月再看。 88 薄一波，页71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15。 89 《庐山会议实录》，页20、28—29、71、94、96、111等。 90 薄一波，页820—821。又，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也指出，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庐山会议实录》，页106。 9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64、73。 92 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93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08。 9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页249－250。 95 薄一波，页739。 9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70。 9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52—54，毛批示说∶农村大队小队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这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薄一波，页819。 98 薄一波，页813。 9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87。 100 《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3－16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18－120、125。 101 中共太谷县委文件，59总字第51号，1959年4月24日，太谷县档案∶3－1－58；会议的这种开法，如召集较大规模的会议、要有对立面包括“观潮派”在会上交锋等等，并不是山西或太谷的独创，而是由上面提倡的，参见毛泽东的“党内通信”，《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51、159－160；关于会议，又见页161－162等。另，当时太谷和祁县曾合为一县。 102 太谷县档案∶3－1－58，页2、5、13、14、16、17、25、29、30、34、45、74、78、 136等。 103 太谷县档案∶3－1－58，页3、5、20、24、34、135等；及《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62－163。 104 太谷县档案∶3－1－58，页4、28、52，17、14、91，“中共晋中地委关于整社工作第三次报告”，1959年2月4日，“中共晋中地委关于当前整社工作第四次报告”，1959年3月11日，太谷县档案∶3－1－54。 105 太谷县档案∶3－1－58，页2、3、11－12、17、18、40、48。 106 太谷县档案∶3－1－58，页6、11、12、17、28、33、39、68，91－92、100－101；及《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62。 107 太谷县档案∶3－1－58，页2、13、14、24、25、30、31、33、34、50。 108 太谷县档案∶3－1－58，页33、47、135、138。在建立农业“产业军”的口号下，各地都组建了生产兵团，实行“三化”。结果全公社、全县、甚至全地区、全省的劳动力，都被按专业、年龄以至性别的不同分别组织起来，象野战军一样来回调动。其中以山西尤甚，《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54。 109 太谷县档案∶3－1－58，页4、8、10、11、12、14、24、28、34、40、50、57、60、127、134、135、136。 110 太谷县档案∶3－1－58，页3、29、55－56、57、60、61、64－65、68、70、71、77、100；据说一些地方“去年解决粮食问题时，群众存粮已经挖净，今年就得向国家要，别无其他办法”，见“关于太谷东观人民公社乔家堡管理区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报告”，1959年4月，太谷县档案∶3－1－54。 111 例如在胡村公社（报告说仅能挖出余粮12万斤）的北阳管区（说能找出粮食5000斤）的一些地方，当时并不是高征购的重点地区，所以粮食并不很缺（报出很少是因为这时谁也不敢多报了），有些地方（如吾村）还瞒了产，所以这些地方是到1959年底才开始挨饿，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如扬家庄等）从59年初就挨饿了，见太谷调查，杨臭小、李来富等人的谈话，1994年9月。 112 太谷县档案∶3－1－58，页61、66。又，在庐山会议上，李先念曾说∶360斤口粮肯定不够，《庐山会议实录》，页116。 113 《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6。 114 太谷县档案∶3－1－58，页71。 115 太谷县档案∶3－1－58，页2、10、11、12、14、16、23、34、130、18。 116 晋中地委∶“关于以算帐为中心的整社试点工作的报告”，太谷县档案∶3－1－54，太谷县档案∶3－1－58，页4、11、12、13、14、19、22、24、26、35、40、45、51、52、88、93、101、127、130、139；大跃进中组织的许多野战连中，有一种是专管“突荒”的，突击锄草等等，据说当时各地荒地不少，胡二娃的谈话，1994年9月。 117 中共晋中地委关于整社工作第三次报告，1959年2月4日，太谷县档案∶3－1－54，及《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66。 118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19－2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27－128、131；据以后的材料反映，广东全省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9月份达到800多万人，比反右倾前约增加一倍；在湖北麻城，整社前后的劳动出勤率相差也将近一倍，工效和劳动态度相差更大，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49、171；在湖南，据说农民“作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四川在整社前后，出勤率相差10－20%，劳动时间相差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见《庐山会议实录》，页39、372，113。 119 在庐山会议上，据陶铸说∶“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750万农户，70%以上养猪，一吃一死，都不养了；李云仲在金县一个生产队调查，去年有猪300多口，今年只剩了9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见《庐山会议实录》，页156、26、48等。 120 太谷县档案∶3－1－58，页128、2、13、27、18、48、65、128、129、3、34、61、 26、28、32、132。江西党校80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也提出∶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庐山会议实录》，页42。 121 《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57，据说，类似情况在各地数不胜数。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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