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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指1958 年至1960年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无视客观规律，听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对不同意见一概以“右倾”“右派”予以打压，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是各行各业的“大跃进”。在工业上，典型的是全民“大炼钢铁”，农村则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似乎共产主义很快就可以实现了。而这两个历时约3年的“运动”，使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巨大挫折，并直接导致波及全国的打饥荒。

除所谓“反右派斗争”55万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中，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群众因为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或执行不力，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各种处分和打击，上至省长，下至普通群众。

上有好者，下必趋之。在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的氛围中，违背规律的“大跃进”终于导致经济滑坡和波及全国的大饥荒……

如果说工业上的“大跃进”后来有了明显有效的纠正，而“人民公社”则只纠正了一些“共产”过激的因素，一直维持到毛去世及改革开放，才彻底终结。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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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起草中共党内指示，当时未公开发表）

应学俊阅读札记：不可忘记的“夹边沟”（系列图文/视频）（另见：中国文艺创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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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作者：高王凌来源：原载“中国新闻周刊”/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2004年已发布本站编辑转发

（点击这里到：上篇：大跃进时期）

这一部分的内容，将主要集中于1959—1961年，包括“继续跃进”、“三年困难”，以及这一时期的农民反应。

“战争”已到了如此惨烈的地步，农民为了求得生存，使用了除起义造反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手段，它使这一反抗带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也显得格外正义和悲壮。由于种种原因，本文不可能全面描述出这三年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有关大饥荒的情况），资料的缺乏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从本项研究的主题出发，最重要的可能不在这里，而是努力探索农民在各个方面的反应，哪怕它仍不够全面。

在前一个部分我们曾强调 1958 年的特殊意义,确实,由于“纠偏”的存在,“大跃进”这几年的历史似乎被割断了。但在读过本章之后,不难看出, 1958 年和 1959—1961 年这两个时期,其实还是一段历史。

如同前一部分，本文首先叙述这一段历史的简要过程和主要事件，然后再依次讨论农村情况和农民反应。

一、继续跃进和三年困难

1）庐山会议和“反右倾”

1958年，共产党企图在农村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为了迅速向“理想社会”过渡，另一方面则是为经济上的“大跃进”服务。这种组织以“公有”为原则，以行政命令之下人员和物资的集中使用和无偿调拨为方式，以尽量缩小乃至铲除个人权益（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为底里，因而立即演化为“抢产共产”，它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也引起了农民的“坚决抵抗”。“纠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纠偏的目的是纠正偏向，以利再战，并不是要取消“大跃进”。因此，到1959年年中，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后退”,⁽¹⁾ 随后在庐山召开会议，准备由批“左”转为赶快抓 1959 年的“跃进”。⁽²⁾

“纠偏”只是承认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偏向，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因此它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例如对“共产风”的纠正，实际上远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彻底，若干省份连中央的有关指示都没有传达，甚至把它认作“反面材料”；⁽³⁾ 对形势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分歧，如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以为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个尾巴；因此说会前走了四省，是“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情况很好”。⁽⁴⁾

因此无论如何，庐山会议都不可能解决多大的问题。⁽⁵⁾ 正是有鉴于会议不能正视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那些严重的问题，彭德怀写了给毛泽东那封著名的信，从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改变了会议的进程和方向，导致了“反右倾”的出现。（本站注：庐山会议原本是想适当纠左的，是给人发发牢骚提提建议的“神仙会”）

彭德怀的信讲出了许多实际情况，揭露了一些问题，有的还是很尖锐的。其目的在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⁶⁾ 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看做了对他的冒犯，是动摇三面红旗，有损于他的权威和革命理想的实施。⁽⁷⁾ 其实在彭的信中，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写到，如相当多的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不少地区抢着实行“园田化”,加上农村劳力极端不足,全国春播较1957年减少 9000 万亩，以及市场紧张……等等。⁽⁸⁾ 这些绝不是什么“鸡毛蒜皮”或“一个指头”的问题，由此可知，这一事件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大的争论的发生，确是迟早难以避免的。⁽⁹⁾

【本站补充视频资料：1959 年纪事之三：“神仙会”上风云突变（彭德怀蒙冤）】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随后在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中，一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批判和受到组织处分。据 1962 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运动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如果把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也包括在内，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远远超出了“右派”的人数）。这些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提出批评意见的人。⁽¹⁰⁾

【本站补充资料：1、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 2、图文网页：大饥荒年代的清醒者——张恺帆之蒙冤往事】

2）继续“跃进”（大跃进的第二回合）

庐山会议的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时重新吹响了“跃进”的号角。彭德怀在当年的笔记中曾写道∶“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事情的发展竟完全证实了他的忧虑。⁽¹¹⁾

继续“跃进”首先表现在高指标上，其中尤以钢铁“一马当先”，其次则是粮食、煤炭等。钢，在1958年仅生产了800万吨，为北戴河会议确定指标的75%。拟定1959年计划时，钢由3000万吨的高起点，逐步压缩，减至1800万吨，4月调至1650万，5月压到1300万吨。实际产量达到1387万吨。

1960 年的计划，由于受到“反右倾”的影响，许多人头脑再度发热，指标无法调整，由庐山会议的1840万吨，到1960年初，修改为三本帐，即1840万吨，2040万吨，2200万吨；要求确保完成第二本帐，争取实现第三本帐。钢产量一变，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全国又掀起了保钢、保煤、保运输的“跃进”高潮，造成经济生活的更大危机。当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1961年计划生产钢2010万吨，1961年6月调低到1100万吨（估计至多能完成850万吨）。所以说三年大炼钢铁,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重工业的“单兵突进”,使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¹²⁾

粮食，原公布1958年产量7500亿斤，庐山会议修改为5000亿斤；1959年指标也由10500亿斤，调为5500亿斤，当年实际产粮3400亿斤（虚报为5400亿斤）。1960年指标，庐山会议确定为6500亿斤，以后减至6000亿斤，实际产粮仅2870亿斤。1961年计划产粮3900亿斤，后调高为4100亿斤，当时预计只能生产2700亿斤。⁽¹³⁾

尽管到1960年中央同意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即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但直到 1962 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认识，“西楼会议”下了退够的决心之后，才真正开始扎扎实实的全面调整，“八字方针”方落到了实处。⁽¹⁴⁾

庐山会议之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之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城市人民公社等等。由于各种“大办”，庐山会议前有所收敛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平调范围，从土地、粮食、房屋、生产工具、劳力以至生活家具，无所不有；平调单位，省、地、县、公社和生产队，一级比一级利害。⁽¹⁵⁾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发生“共产风”的主要契机，如果说是“一大二公”和平均分配，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三级所有体制后还继续刮“共产风”，主要契机则是急于过渡。因为它没有改变原有三四年、五六年或更多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观点，而且强调“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于不断壮大社一级经济。所以会后不久，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不少地方就开始制定过渡的规划。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提出了限期（八年）过渡的要求。会后各省开始试点，有的要求“六零年试办，六一年大办，六二年渡完”，并产生迟早要过渡，因此“早过渡比晚过渡好”，以及平调“没有什么”的思想。⁽¹⁶⁾

据1961年8月统计，几年以来全国平调物资折款总值为250亿元。如按当时乡村人口计，平均每人49元（1961年农民平均消费水平仅为68元）。⁽¹⁷⁾

1960年11月中央指示彻底纠正“五风”，在所附湖北省有关报告中指出，“共产风”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刮，而且越来越严重。据湖南某地统计，如果以三年来平调这个公社农民的财富总额为100，则各时期所占的比重是∶公社成立前为 6%，公社建立到第二次郑州会议前为48%，1959年其余时间为20%，1960年为26%，也就是庐山会议以后约占平调总量一半。⁽¹⁸⁾

事后毛泽东说：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了。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以为右倾压下去了,“共产风”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利害。反右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有天灾又有人祸,我们工作上的错误,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调劳动力过多。⁽¹⁹⁾

3）三年困难

正如“大跃进”在时间上是指 1958—1960 年，“三年困难”主要是指 1959—1961 年，但它的定义并不十分明确。从一般认识来说，它主要是指农产品的提供和人民生活这一方面而言。　　

从 1959 年始，农业生产连年下降，例如粮食产量1958年估计为4000亿斤，比1957年增加 2.5% （当时以为有7500亿斤）；1959年下降为3400亿斤，1960年为2870亿斤，年平均递减15%，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1961年有所回升，产粮2950亿斤。⁽²⁰⁾ 在1960年，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回到1951年即建国初的水平（油料作物仅及1951年的一半）。在主要农产品严重减产的同时，征购量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58年为1175亿斤，1959年1348亿斤，1960年1021亿斤，分别占总产量的29%、40%和36%。粮食库存量，到1960年末降至573亿斤，比1955年减少29%。出现了严重的全国性的粮食危机。⁽²¹⁾

大跃进的损失，又不仅在于农业和粮食，而是及于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轻工业生产的下降，以及山林大破坏等等，据统计，大跃进期间的损失共约1200亿元，人均近200元。⁽²²⁾

造成生产严重下降的原因，在农业方面，据说主要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摧残，没有心思生产，生产力遭到破坏，劳力外流，农具损坏，疾病流行，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芜。例如，1958年秋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11000万亩）；1959年约有30%的春播地缺少底肥，全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17400万亩；1960年比去年少播冬小麦8300万亩，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板茬下种和未施底肥，或下种量偏低和下种失期。至于1959—1960年的自然灾害（成灾面积55200万亩）等,与各种人为因素相比,只能说是一个较为次要的原因。⁽²³⁾ （【补充-本站编辑】当今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对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述和评）

大跃进时期,粮食征购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与1957年比较，1958－1960年分别增加了197亿斤、342亿斤和61亿斤；而农业销售量增加很少，它们分别增加51、104和103亿斤。农村粮食的输出量，分别为708、799和520亿斤；与1957年比较，1958和1959年分别增加147和238亿，1960年减少42亿斤。

粮食进出口，1958—1960 年分别出口 65、95、20 亿斤，较前几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直到1961年才开始进口（94亿斤）。粮食库存，1958—1959年基本持平（略低于1957年水平），所谓挖库存若干，皆因出口所致；1960年挖库存较多（176亿斤），主要用于国内需要（以上皆为贸易粮）。⁽²⁴⁾

在三年困难以前的5年，全国乡村人口平均粮食消费量为 396 斤（不计自留地粮），由于以上种种原因，1959—1961年依次下降为366、312和308斤，平均330斤，减少了17%，因为取消了自留地，农民口粮实际下降的幅度较之更大。如以1960年与1957年比较，全国人均年度口粮减少了182斤。⁽²⁵⁾ 上述情况，到1962年才开始好转。

根据现有人口统计,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比上年增加 2.22% ,已较前几年增长率为低。1959年为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1961年为65859万，累计减少135万人。不过，以上这几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是不真实的。如据《当代中国的人口》披露,1959年数字是浮夸风盛行之下有意多报的结果；1960年人口减少实际比 1000 万还要多（也不可能是整整减少1000万人）；1961年人口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少1351万人，这样三年累计减少数则为 1486 万人。如果考虑进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这与前几年相比也有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当有数千万之多。⁽²⁶⁾ 另据对农业劳动力的一项统计,1961年比之1957年,农业劳力即减少了2000万个。⁽²⁷⁾ 【本站补充视频资料：林蕴晖教授主讲：三年“困难时期” 】

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从1958年就开始了。

如前所述,1959年初发生了严重的春荒。据说,1959年初河南豫东五县及开封地区已饿死数万人。⁽²⁸⁾

4月，毛泽东批转了名为《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的文件。不久又了解到，河南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河北春荒停止发展,但还未从根本上缓和下来；山东农民外流已经停止,浮肿病开始下降,一些地区春荒还在发展。⁽²⁹⁾ 这时，许多省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甚至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湖北、甘肃、云南等省比较严重，广东、山东有的地方还发现了抢粮事件。⁽³⁰⁾ 随即在若干地区发生了夏荒。

到7月份，全国 6 个月的存粮只有 310 亿斤。⁽³¹⁾

但是在庐山会议上，粮食问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毛泽东文稿》中看，会后也不再见有类似的反映（而只有“跃进”的报告）。⁽³²⁾ 事后,毛泽东说,农村问题，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³³⁾ 但到这时,严重的事件已经发生──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这个冬天，可能正是饿死人最多的一个时期。【本站补充：请参阅人民网载文：《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图）》 | 另一链接】

二、农村境况和农民反应

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最突出的就是粮食和“共产风”问题。

庐山会议以后，“共产风”不但没有制止，比 1958 年刮得还利害。1960年初广东发现，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和“共产风”的错误；山东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中共中央指出，类似的问题，各地都有，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³⁴⁾ 10 月指出，这一问题在不少地方至今没有解决。在转发的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两年以来,“共产风”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到工作队进村，有的队还在收自留地。刮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基层，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刮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无所不刮。其中仅刮个人的，就有农具35000件，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0件。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什么事情或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

公社化以来，某管理区全区性的“共产风”就有25次，最严重的是1959年，刮了19次。经粗略计算，每人平均损失50元左右，多的达到100元，相当于一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上的瞎指挥，也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公社干部生怕把权力交下去，自己就没有事干，或者就会天下大乱，因而采取了“一刀切”统一指挥的办法，全公社统一行动，要干什么都干什么。在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有的队把种子都卖光了。⁽³⁵⁾

在其后发出的材料中说，沔阳县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共产风”始终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严重。省、县、社、队四级，共圈占土地30000亩，占用社员房屋4400 栋，拆毁房屋 8200 栋，刮大中小农具84900件，各种家具170000件，砖瓦1887万块，调骡马700多头，生猪17900头，粮食119万斤，其中无物可兑部分，共折款276万元。⁽³⁶⁾

报告指出，刮共产风、瞎指挥、购过头粮、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动不动就圈占土地、调走耕牛、拆毁房屋、没收家具，生产不能作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饭很成问题，这样干法，叫群众那有心思搞生产？那有心思爱护公物、提高工效和细收细打？结果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与1957或1958年比较，一般都减少20－30%，严重的达到50%以上。⁽³⁷⁾

由此可见，“共产风”不仅是为了抢先过渡，也是发展社有企业的需要。它不仅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也成为一个现实的考虑，否则社有企业就不能“无中生有”，有了也不可能充实。简言之，不“共产”，人力物力资源从哪里来？大办快上如何办到？“优越性”又从何而来？另一方面，它又是人民公社体制“好管理好领导”的必然产物，两者一而二，二而一。对这样一套体制，恐怕不能称为什么“工业方式”，而毋宁说是“官僚式”、“极权式”和“军营式”的。因此要想反掉“共产风”，就不能不痛下决心。这才有了中共中央在1960年11月连续发出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和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从此以后，以“共产风”为首的“五风”才得以制止，但它在中国大陆上反复蹂躏，已有两年之久了。

在山西太谷，“共产风”相当严重，从1958年5月以来，大风刮过两次（1958年秋公社化后，1959年反右倾整风后），小风不断，边纠边刮，纠了又刮，几乎每一个运动，每一项工作，每一条战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在不同的刮共产风。最主要的有十个方面：

1）1958年春季大搞水利，夏季植树造林，无偿调动劳力，并发动干部、社员投资水利建设公债。

2）大搞电气化，积资献宝运动，计有金、银、铜、铁、锡、珠宝、玉器、药、砖瓦木料石、箱、柜、棉布等，无所不包。

3）公社化后，搞食堂、“五化”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有的认为已经到了共产主义，有的实行“天下人民是一家”，吃饭不要钱，有的实行“十大”包干、“八大”包干的供给制，有的实行男女老少分住分吃，说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大家大伙的”。

4）学校大集中，“五化”硬成套，提出七天突击、三天扫尾的口号。

5）大讲卫生，大除四害，并在1958年和59年冬季两次大拆民房，大建新村。

6）1958年深翻土地和59年秋冬大搞万亩丰产方、万头猪场，调劳力、土地、干部、猪羊。

7）在反右倾整风之后，借发展社营经济，大肆平调管区企事业现款、劳力、牲畜、工具。

8）抢过渡，急过渡，盲目扩大管理区。……据统计，1958－60年省专县社四级共平调劳动力760万个，土地1万多亩，肥料99万担，车辆3000多辆，大小农具43000件，粮食132万斤，日常用具42000件，灶具26000件,瓜果菜113万斤,款项599444元,占用民房343691间,拆房屋1377间，……共折款8164637元。其中1959年4月以前占49%，1960年4月以前占30%，以后占21%。省、专、县几级单位和公社、管区，分别占16%、28%、26%、18%和12%。⁽³⁸⁾ 据说大队平调多为实物，公社平调多为现金，县以上平调多为劳动力和物资。⁽³⁹⁾ 但是平调退赔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在“问题订证”、“作价合款”、“如何兑现”几个环节上，通常都存在“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需经过与“富裕中农”的斗争，才能把问题确定下来。也有些东西并未退赔（如幼儿园和食堂占用的房屋），有的则要到以后“逐步归还”。⁽⁴⁰⁾

在安徽凤阳，“共产风”也一直未停。据1961年初的一项统计，全县一平二调的财物共折款732万元，人均27元。结果公社化以后，生产连年下降。如凤淮大队三年来粮食产量从157万斤下降到59万斤，总收入从38万元下降到7万元，人均收入从79元下降到4.4元。武店大队的分值也年年降低，1958年社员人均收入37.7元,到1960年降到4.6元,每个劳动日仅值 0.05 元。社员说，“当社员不如老母鸡值钱”。1960年凤阳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但由于种种原因，粮食产量仅有9900万斤，比1957年下降了64%，生猪下降44%。⁽⁴¹⁾

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高指标、高估产和高征购。

1957年丰收，凤阳实收产量为2亿斤，1958年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1959年更提高到12亿斤，超过上年实产量的6倍。连年减产的实际情况，却被说成是增产，1958、59年产量都虚估为4亿斤。高估产的结果是高征购，特别是1959年，总产只有10960万斤，仅够全县口粮，却征购了5974万斤。结果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两个多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造成了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⁴²⁾

人口非正常死亡是从 1958 年冬开始的。

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是全县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却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规定各公社每天粮食入库数字，一天报告三次，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斗得不狠就是“右倾”。有的公社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层层开会，一直开40多天。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搜查粮食的局面。直到1961年中，查粮翻粮仍没有停止，严重的地方普遍查翻。不少大队口粮标准每天只有2两或3两粮食。⁽⁴³⁾

从 1959－1960 年，凤阳335698名农村人口中，外流的有 1 万多人，发病的有10万人（主要是浮肿、营养不良、子宫下垂和闭经），死亡现象更为惊人，两年死掉6万多人，占人口总数的 17.7% 。有两个公社有 1/4 以上人口死亡，全县死绝 8000 户，死跑而空的村庄 27 个。同时，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 60 多起。群众说：“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还可以跑，今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从1958年冬，各级党委就成立了“农民外流劝阻站”，配备干部和民兵，竭力杜绝农民外流。⁽⁴⁴⁾

【另见本站补充视频资料：林蕴晖教授主讲：3年“困难时期” 】

据说，1958年受灾后，断粮断炊现象日渐增多。1959年元月调查，某些社3／4的户断了炊，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许多人到外县讨饭。人们开始吃干菜，把山芋叶、芝麻叶、腊菜叶和胡罗卜缨等全收藏起来，烘、晒、晾、炒，做为代食品，粮菜混吃，低标准，瓜菜代。到了1959年秋季，问题更严重了，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1959－1960年冬春，有30%以上的人发病，5万人死亡。1960年秋，消灭了夏季传染病后，浮肿病陆续发展到各乡。丢弃小孩的很多。全县 17.7% 的房屋倒塌了,有29个村庄的房屋扒、拆、倒光……⁽⁴⁵⁾

【另参见本站补充视频资料：1960 年纪事：北京的食品供应】

1960年夏天在安徽亳县,作家陈登科写道,工作队连夜向省里要钱、要粮，长在地里的绿豆和高粱,还没等到成熟就已吃光。一个原有40户人家的村庄,1959年冬去掉十分之三,60年春又去掉十分之六。只一冬一春把好好一个村庄破坏光，院墙倒了，院子里长起蒿子,房子垮下,屋里也长起蒿子,整个村庄全长起这种驴尾蒿。人们好似在蒿子棵里钻来绕去，其实就是社员昨天的房屋大院。⁽⁴⁶⁾

在山西太谷，春起大人们到地里去挖野菜，小孩挖不动，就去寻野草吃，趴在地上，象羊儿一样地啃……⁽⁴⁷⁾ 在河南信阳地区，农民十室九空，家贫如洗，一个县死亡人口就有 10 万左右，因而被称之为“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⁴⁸⁾

随着农民“产权”和人身权益的被剥夺，和人民公社制度的极权化，干部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实际上，所谓“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强半都是针对干部行为而发的。有的地方问题十分严重，把群众当做奴隶，认为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捆绑吊打、扣留关押、扣粮扣饭、罚劳役等,甚至把社员打死、处死。有的私设劳改队,关押外流社员,抓住偷青的小孩、妇女，就毒刑吊打⁽⁴⁹⁾ ——以致 1961 年中央试拟“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其中有两项规定：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⁵⁰⁾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一些什么反应呢？

如前所述，1958 年“共产风”刮起之后，农民就不怎么干活了。如一律拉平的做法，使许多社员偷懒不去劳动。当时总结归纳有二不高：社员生产情绪不髙、干部工作责任性不高；四不清：收的、打的、扬的、扫的不清；十多：粮食糟蹋多、仓库损耗多、不干活的多、投机取巧的多、私分瞒产的多、农具随便丢失的多、牲畜不加爱护的多、窝工浪费时间的多；七不干：人不到齐不干、报酬不一样不干、吃的不一样不干、牲畜农具不一样不干、干部不到不干、轻重活不平均不干、土地远近不一样不干。总之,是“不干”了。⁽⁵¹⁾

然而这类问题始终没有得以解决，如一直有反映说:“实行公社化，不分你我他，人都是公家的，一碗稀饭是自己的,谁还烦鸟神,想办法搞生产？”有的社员说：“多劳不能多得,谁还愿意干！”到饥荒来临之后，生产更处于停止状态，如到地里生产睡觉的多、外流的多等等；1960年的大兵团作战中，有的大队的社员仅6里路就走了3天，消极对抗。⁽⁵²⁾ ——后来纠正“共产风”时，有的农民指出，过去就是把人“都弄得糊糊涂涂不想劳动”。⁽⁵³⁾

这种状况自然极大地影响了生产。例如土地大量荒芜，如1960年山西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草荒现象,6、7 月份全省荒地达到60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1/10 。⁽⁵⁴⁾ 在安徽凤阳，据统计，1959年荒田31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21% ，1960年荒田53万亩，占 38% 。最严重的公社有一半荒田，有的地方荒地连片，甚至6000亩地不立苗，或几里地不种庄稼。插秧失时，种下不管，收割不尽，更是普遍现象。这些都是人为造成的,或是瞎指挥的结果。此外，耕畜、农具大量减少,两年来凤阳全县耕畜减少了37%，剩下的瘦弱不堪,农具则减少了35%，约价值70万元,农具不加管理，损坏、破烂、丢失现象相当普遍。⁽⁵⁵⁾ 从全国看，1957年以来大牲畜头数连续下降，到1961年6月底仅有6618万头，相当于1950年的水平,其中下降最严重的便有山东、河南、河北、甘肃、安徽等省。⁽⁵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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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历史文献索引】(1～56)

1 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二版），页180。又，在庐山会以前不久，毛曾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又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沉重心情5月后才开始好转，同书，页12。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851。
3 如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见薄一波，页914；《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6。
4 《庐山会议实录》，页306、297。
5 如李锐认为∶会前尽管有那些纠“左”的措施和讲话，但依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绝对肯定，仍坚持“以钢为纲”,对公共食堂等仍旧依依不舍,1959年还要继续跃进。因此,庐山会议自然不可能对“大跃进”进行根本调整。后来的实践证明∶高指标不降，“三面红旗”不根本怀疑，实难以从根本上纠“左”,所有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等也难以真正刹住,见《庐山会议实录》,页24—25；又见薄一波,页875。
6 参见薄一波，页853。
7 参见薄一波，页861、866。
8 《庐山会议实录》，页102。
9 《庐山会议实录》，页289、25。
10 薄一波，页870—871；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55；1962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党史研究》1981∶4；而未被平反的当不在其数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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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薄一波，页874；又见《庐山会议实录》，页170、158。
12 薄一波，页873、887—890、893—899。
13 《庐山会议实录》,页315；薄一波,页873、888－890、893—897；《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75—176。1959年的粮食生产指标，薄一波书作5000亿斤。
14 薄一波，页892、899。
15 薄一波，页872—873。
16 薄一波，页764；《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78；关于过渡问题，又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75。
17 薄一波，页76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93。
18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91—393；薄一波，页757—758。
19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56—57。
20 商业部∶《粮食统计资料》，1986，页24。
21 薄一波，页884—885。
22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95；据说公社化以来山林遭到三次大的破坏∶1958年大炼钢铁，1960年县、社、队大办木炭窑，1961年春开始的毁林开荒，并导致“四光”∶砍光、烧光、偷光、开光，见薄一波，页934。
23 见薄一波，页76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03，《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0、183，“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关于冬小麦播种情况的简报”，1960年11月，发展研究所档案∶438。
24 商业部∶《粮食统计资料》，页13—14。
25 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农业出版社，1989，页576；《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84。
26 《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6—9。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官方统计数字不真实的问题，为此书首次指出；不过，原发表1960年与1959年统计数整整相差1000万，已表示出了统计的不实。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当时所谓“正常死亡”人口中的很大部分，实际是被饿致死的，例如在甘肃，“死了人还不敢说是饿死的”，对死人区分正常与非正常死亡，“是很难分清楚的”（《甘肃省农业合作制简史》，《甘肃省农业合作制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8，页24、38）。这样计算的死亡人口，当不下于4000万。
27 《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页558。
28 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炎黄春秋》2002：4，页19。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209、226。至于农民的外流，从58年底到59年2月，两三个月来，据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的不完全统计，外流农民约有300万人，原因一是城市招工，主要则是对群众生产、生活安排得不好，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发[59]119号文件，太谷县档案∶3—1—50。
30 《庐山会议实录》，页13、22；关于1958年和1959年初的有关情况，参见第四章第二节。
31 《庐山会议实录》，页164、144。关于全国粮食销量，历年都不超过840亿斤，1958—1959年度销售了1020亿斤，见同书，页60—61。
32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报喜者，见页529、542等。
33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49；这句话大概只能理解为：1960年的严重情况，到当年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4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页312、318。其他一些省份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如浙江在1959年下半年以来，为大办各项社办工业和兴修水利，再次助长了一平二调，其范围之广，超过了公社化初期。1960年初，又大谈创造条件，准备过渡，……见“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报告”，1960年11月20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07。
35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62－366。
36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93－397。另据196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指出，被平调者计有∶生产资料（犁、耙、锄、锨、刀斧、禾桶、晒席、水车、排灌设备、车、船、猪栏等）、生活资料（房屋、家具、锅、碗、刀、灶、炕、床、被、衣、缸、桶等）、牲畜、土地、林木、劳动力、房屋，以及其他财物（屋前屋后的竹木果树、自留地上的作物、家禽家畜、建筑材料、自行车、缝纫机、银行存款等），同上书，页448－449。全国平调总数，据1961年9月估计为250亿元，同上书，页493。
37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67。
38 “太谷县四级扩干会议处理一平二调情况的报告”，1961年2月19日，太谷县档案∶13－1－132。
39 “扬家庄大队平调退赔情况调查”，1961年8月18日，太谷县档案∶3－1－84。
40 晋中地委贯彻农村政策试点工作团∶“关于处理平调问题的报告”，1960年11月1日，太谷县档案∶3－1－73。据1961年1月的一份报告，湖北沔阳通海口公社社员对上次共产风兑现不彻底仍有意见，尽管前时90%的物款已经兑现（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97），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从许多地方情况看，退赔是遭到了各种抵抗的（如硬抗、推拖敷衍、退一点混过去等），见“中央关于转发河南省委、洛阳地委关于政策兑现问题的三个文件的批示”；直到1961年6月，从全国情况“总的来说，退赔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彻底的”，见“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分见发展研究所档案∶ 446、445、455；如云南各级部门平调农民个人和公社集体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累计6亿元以上，到1961年8月退赔了1亿元，真正退到社员家庭的很少，到1962年2月全省共退赔实物和现金1.68亿元，约占应退数的30%，退赔工作到此也即暂告一段，《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第四卷，页101、108－109。
41 《乡村三十年》，页178、180、174－175、187。
42 《乡村三十年》，页188－189。
43 《乡村三十年》，页188－191，又见页192的口粮标准统计表。
44 《乡村三十年》，页194－196。
45 《乡村三十年》，页193－198。
46 陈登科∶《俯仰集》，花城出版社，广州，1984，页80－81。
47 高王凌，1994年太谷调查。
48 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18－422。对信阳事件的这一看法尽管表现出对人民公社问题认识的重大分歧，也表现出它令人忍无可忍的一面；以后的抓“阶级斗争”、“四清”运动，可以说都是由此而来。
49 见《乡村三十年》，页198－203。有关太谷的情况，参见太谷县委三反办公室∶“关于农村三反运动情况及今后意见报告”，1960年10月31日，“关于胡村人民公社贯彻农村政策中初步暴露出的干部作风不纯方面的情况”，1960年11月25日，太谷县档案∶3－1－72、73。
5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页935，不过这两条在后来定稿时被修改了。
51 应该指出，关于农民“不干了”的思想，我是受杜润生的启发，在1994年的一次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
52 《乡村三十年》，页175、180、178、196、184。
53 晋中地委贯彻农村政策试点工作团∶“关于处理平调问题的报告”，1960年11月1日，太谷县档案∶3－1－73。
54 “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1960年10月，太谷县档案∶3－1－63。
55 《乡村三十年》，页186－187，关于瞎指挥造成的荒田和减产见页182、324等。
56 农业部党组∶“关于大牲畜问题的报告”，1961年12月，发展所档案∶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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