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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思 想 的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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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 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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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博客中国”网站 （2013.3.31） 本站转载：2018.12.17 （浏览数: 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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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执政党对思想界的左右之争采取了左右不靠的立场。执政党内部从上世纪1980年代一直存在着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到了1990年代以后，这两派的争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左、右之争。这是从政策导向上加以判断，和社会上的左右之分是有重合之处的。比如说邓时期的改革，江时期的全面开放，社会上的评价都认为是右的做法，后来胡的这一套国进民退都被认为是带有左的色彩。但是他们在理论上的立场都是一致的，都是偏左的，在策略上采取了左右不靠的做法，在必要的时候对左右采取共同打压的立场，主要是为了达到一种理论平衡。
如何来看待执政党对理论的态度呢？我认为从根本上来看，这是执政党没有思想的一种表现，没有真正和实践相一致的指导思想，继续执行了一条从毛时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这是改革最终无法深入进行下去的一个重大思想障碍。
明确思想导向，意味着改革需要在理论上做出明确承诺的，即要向哪个方面发展，按哪种价值观来确定改革的路径和政策，说到底，是要对社会发展的公理或普世价值明确表态的，而不能是采取模糊的、模棱两可的实用主义态度。也就是说，没有思想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了，现在是需要确立具有明确指导思想的改革。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还看不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前景，现在所讲的一些话仍然是含糊其辞，“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究竟是一条什么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纲领拿出来，让大家去判断。现在所有人都在猜，左派在猜，右派也在猜，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到现在还不知道。如果说在理论上、在思想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我想这个改革的路径一定是不清楚的。
四、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
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这涉及到我们对学界思想状态的一个评价，我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讲。
1、 改革以来的思想状态。
改革以来的思想状态我用三句话来概括：1980年代的思想，1990年代的学术，最近10年的主义。三句话大概概括了改革以来三个10年的思想生产、传播和作用。这三句话也不是我的一个发明，1990年代就有一个说法，思想家退场，学术家出场，这大致可以描述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一个区别。当然需要明确的是，何为思想？何为学术？1980年代的思想指的是哪些思想？
我的看法是，1980年代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是用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旧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什么是新的马克思主义呢？就是当时所讲的人道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革新,1980年代思想的另一脉就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那套话语，还是西方那套话语。就是说，我们1980年代的思想，主要的两个大的产品，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一个是自由主义的重新引进和诠释，它们仍然都是西方的思想，不是来自我们本土经验的理论提炼和创造。这是我们在评价1980年代思想的时候，需要做出的一个最基本的估计，就是说在当时，整个学术界的思想生产，充其量就是在这两个领域，我看不出还有在哪些领域里面具有区别于这两个领域的思想生产。
1990年代思想生产，主要是以学术化的方式来进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好像李泽厚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思想家退场，学问家出场。这种学术化方式的主要标志是各个专业学科的繁荣，启蒙的宏大叙事不再被继续追捧，代之以专业化的研究，在经济学、历史、法学等领域均有重要成果出现。因为我是在哲学领域，对哲学比较关心。在哲学领域，原来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是不同的哲学教科书的改写或重写。而到了1990年代，西方的各个哲学流派均被引进到中国，每隔三、五年，都能看到一些新名词、新人物出现在中国的哲学刊物上。儒学在此期间也有了重新振兴的机会，原来的反传统又被传统反了过来，形成了儒学前所未有的繁荣。那么，我们是不是的确可以这样理解，1990年代是一个学术繁荣的年代，至少和1980年代的学术相比，1990年代的学术从表面上来看的确呈现出一个普遍繁荣、全面开花的局面。
到21世纪，思想之争、学术之争，普遍沦为了主义之争，这是大家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思想和学术重新意识形态化。各种主义大量涌现，最具影响力的主义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古典主义、儒家宪政主义。在这些主义中，对中国现实发生实际影响的，主要就是左右之争、左右对决。所谓的左右这两个概念，已经完全离开了思想与学术的划分，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冲突，现在已经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冲突的两个主要对立的领域，彼此的界限非常清楚，一讲话就可以判断出来，你是左的还是右的。在微博世界，那些大V们，界限也非常明确，而且水火不相容，这是最近10年在中国所出现的一个现象。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生产和近10年来的主义之争，导致的是没有思想的学术和意识形态。为什么？这可以从学术生产机制和学术的内在思想要素上来加以判断。
2、改革以来学术生产的主要机制。
1990年代的学术生产，绝大部分都被置于国家学术生产机制之中，是被权力所控制的学术生产。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学者好像都还没有被控制住，是少数幸存者。国家控制的主要方式是大学的官僚化和权力化，所有出版机构都没有任何独立性，学术或知识的生产是有国家标准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思想产品是绝不可能进入正常的出版渠道的。国家大规模地对体制内的学术生产进行资助，通过各种国家课题，基本垄断了学术生产的主体。那些大学教授、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均被国家规定的各种课题一网打尽。凡是符合国家规定进行学术生产的人，均能获得程度不同的利益，这是国家和学术进行交换的基本机制。在国家财力充分增长的基础上，国家对思想和学术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历代历朝都没有这种情况，整个国家的学术生产完全被权力所腐蚀，最终沦为意识形态所统治的工具，这是思想和学术的国家生产。
另一方面，在国家绝对控制思想和学术生产的同时，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为学术的生产开辟出一个新的渠道，即市场化导向的学术生产。这是在体制之外的，其中也产生过一些好的思想或学术产品，但是市场化导向的学术生产依旧没有能够彻底摆脱权力控制，资本的图利要求也决定它不可能采取和权力相抗衡的立场，它只能通过一些策略的、变通的方式来寻求学术产品的出版，稍微改变了1990年代的学术生态。和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民间学术机构的出现，包括天则所这样的机构，由于长期没有权力与资本的支持，其学术生产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处在负增长状态。很多学术机构难以为继，好像已经自生自灭了。
权力主导下的学术生产机制，怎么可能生产出具有独立性质的思想产品？那些在体制边缘地带或体制外生存的思想者和知识人，也不可能彻底逃脱体制性控制，他要么停止思想生产，要么按照思想的国家生产标准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以符合国家出版标准。1990年代的学术繁荣，完全是一种虚假繁荣，它掩盖的是思想的短缺。
3、学术生产的思想空心化。
首先，权力支配下的学术生产，因为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偏好，充其量涉及的是知识的增长和更新，满足于工具性的、方法的、功利的、实用的、技术的进步，没有终极价值关怀和创新性的思想创造，尤其是在国家资助下所产生的那些学术成果，绝大部分是学术垃圾，根本无助于中国的思想进步，反而是在不断地破坏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和价值信仰。
学术生产思想空心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当前的主义之争，实质并不是中国自己的主义之争，而是西方思想在中国之争。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打架，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在中国打架。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是借助于西方的思想资源，来对中国问题进行论述，离开了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和方法论，很多人都不会说话了。中国的主义之争，没有中国的主体性，离开西方的思想拐杖，许多中国学者都无法前行一步。
第三，秋风先生所关注的儒学的重新崛起，看起来是最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重构，但是目前仍然看不到它是否能够主导中国思想主流，它有关宪政化的叙事和政治化的倾向，究竟能在现实中发挥何种影响，尚有待观察。我觉得，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秋风的宪政儒学，充其量还没有超过康有为对今文经学的重新理解。
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与没有思想的革命和没有思想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反映出一个没有思想的中国。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思想生产和传播，在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全面衰落之后，一方面是完全来源于西方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完全受制于权力体系，沦落为实用主义的工具，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遮羞布。全面反思中国近百年来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最后必然导向一个问题：能否重建思想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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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8年12月17日发布 / 2020-06-04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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