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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思 想 的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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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 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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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博客中国”网站 （2013.3.31） 本站转载：2018.12.17 （浏览数: 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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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建思想的中国。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中国的革命和改革是没有思想灵魂的，是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向的，是没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理论和实践始终是处在分裂和矛盾之中，贯彻行动的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理论纲领和指导思想都是策略性话语。中国的未来前途取决于重建思想的中国，取决于建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取决于建立符合人类正义的价值导向。
第一，要建立思想生产的正常机制。
建立思想生产的正常机制就是建立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制度，彻底终止国家控制思想生产体制，放弃思想生产的国家标准，实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的分离，允许思想生产者的自由讨论、写作和出版，保证思想生产和传播的独立性，按学术自由尺度建立思想生产的国家资助制度，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建立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制度，中国的思想才能繁荣，才能成为文明大国和思想大国。
第二，建立思想市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对中国有过一个忠告，“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思想市场意味着思想产品必须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流通和传播，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思想市场的开放是思想繁荣的首要条件。从市场角度来认识思想的传播，首先是要破除权力的观念，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的天然敌人，是权力的批判者和定位者，依靠权力推广的思想虽然在专制时期能够获得其一定的待遇和荣誉，但是这样的思想绝无可能获得持续流传的生命力，理论的自信不是通过外在的权力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于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其次，思想市场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思想传播，只有那些满足了人民精神需求和价值关怀的思想才会对人民的行动和行为产生实际的影响力，而那些违背人们正常需求的思想，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
第三，思想市场意味着思想的充分交换，是不同思想的互相开放，是建构多元思想体系，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产品的多元性和创新性，是思想繁荣的唯一源泉。
第四，建立中国主体性思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觉得建立中国主体性思想不是要脱离世界文明的大道，更不是要背离普世价值，而是在世界文明和普世价值基础上，建立起面向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中国话语体系。这是我一直在关注的问题，这次提供给专家的两本杂志，在里面我提出来一个中国史观的概念。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主体性思想实际上包括着四个维度——
第一，它要以中国史观为指导思想。所谓中国史观，就是说以中国区别于欧洲的历史特质和历史经验，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历史尺度，重新发现和编撰长期被欧洲历史遮蔽的中国历史，建立起区别于欧洲史观的中国史观。
第二，中国主体性思想必须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依据。
第三，以中国现实的问题意识为导向。
第四，以实现人类普遍正义和幸福为目标。
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主体性思想的四个维度。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并不成熟，还需要继续深化。
执政党长期以来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思想生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它统治合法性的一个主要基础，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一套说法在人民群众中是没有任何市场的，在实际中也发挥不出任何效用。他们继续使用这套话语，是因为运用这套话语能够维持他们权力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的问题。作为民间思想来讲，我们对这套话语的抵抗和批判，主要还是基于西方的知识体系，不管是自由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也好，都是属于一套知识体系。
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能否走出这对立的两极。我所理解的秋风的宪政儒学，是不是想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就是第三条道路，介于西方和官方对立的两极之中，走出第三条道路。这在方法上我认为是可取的，但是要运用这套话语来充分地解释中国问题，我认为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对于我们学者来说，中国的思想现状摆在那里，问题或许已经愈来愈清楚了，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独立的有价值的思想产品的生产，取决于思想者之间自由和开放的讨论，充分地交换意见，以此共同促进中国的思想进步。█
附：我对专家评议意见的回应
各位学兄的批评很到位，我这篇文章要把它做好的确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或者问题，就是雷颐兄包括也夫都提到的，如何理解中国的自主性？如何理解中国主体性思想和西方话语的关系？
我也意识到，如果离开西方现在这套话语，包括概念，那你就没法说话，思想就没法言说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比如我的文章里面提到建构中国史观，有没有一个中国史观或者有没有一个欧洲史观？这是需要辨析的。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就批评我是国家主义叙事，是国家主义这一套话语。中国这两千年的发展，的确是国家主导，这个我觉得不能否认。这种国家主导的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我是对这种国家主义现象进行研究的。但是你说这是不是国家主义？这恐怕还是两个概念。西方完全是另外一种叙事，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宪政、民主、自由，都是来源于西方的思想，来源于它们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现在把它说成是一个普世价值，要置于中国的语境，这里的确还面临着一系列极其困难的话语转换。
刚才张曙光老师也讲到了，比如秋风这一套说法，跨越两千年，你又把这个东西挖出来了，认为这是中国主体性的东西，恐怕也缺少说服力。我提出的中国主体性思想或中国史观仍然是一个抽象的说法，怎样进行知识性的填充和经验性的总结，我现在也不好说。如果说唯一的知识性来源只能到秋风那里去找，显然就显得荒谬了。我们现有的知识构成、积累就是这些，要不就是西方的，要不就是儒家的，除了这些思想资源，找不到别的思想资源能够填充进来，这是当前思想生产的一个大困惑，也是我在文章里试图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不是没有意识到，我提出的离开西方的思想拐杖不能前行一步，对我来讲也同样如此，我也丢不掉这个拐杖，就像大家都在批评我一样，我所讲的这些东西，程序正义也好，工具理性也好，都是西方的韦伯的概念。怎么把这些概念转化为中国的语言或表达，至少是形式化建构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然，更大的问题，我认为还是也夫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些理论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 实问题？这大概是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如果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那么我觉得这个理论没有生命力。
我们检索这一百年里所引进的所有思想，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些理论的有效性究竟何在？面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主义，我们还是有一个标准，就是它们对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我们还不能说对自由主义充满一个乐观的预期，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局限性一方面是我们体制所打压的，另一方面，是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建构本身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提出了一些思考，就是说自由主义本身需要完成哪种转型或者话语转换才能够有效地回应我们现实中的问题？所以，我倒是倾向于也夫刚才对我这样一个评价，我实际上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还不在于我们中国缺少思想，或者缺少大思想家。我认为中国有很多思想家，在座的各位我觉得都达到了这种水平。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们现有制度的一个批判。这些年来，我努力发扬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传统，着眼于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批判。这个权力结构既没有制度约束，也没有法律约束，更没有道德约 束。我们再进一步看的话，它没有思想，没有信仰，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关怀。如此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中国太危险了。我的问题意识就在里，并不是纯粹考察我们学界没有完成什么任务，或者说西方这套话语体系不能有效地用来论说中国问题，而是说中国的革命、改革 和整个制度安排，的确是没有理论规范，没有纲领，没有价值关怀，没有方向，纯粹是用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策略主义的办法来对待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我文章的重点还是在于对制度弊端的批判，挖掘这个制度弊端的各种各样的根源，既有它制度上的根源，也有思想上的根源。
201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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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8年12月17日发布 / 2020-06-04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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