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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孙中山《国事遗嘱》随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应学俊 · |
| 作者：应学俊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编辑发布 （本页浏览：人次/续博客点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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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历来是将“共和”作为与帝制、专制相对立的概念提出的，而民主、宪政、法治、平等、自由、自治等，则是其解释“共和”使用最多的概念。那么，举世首肯之孙氏革命的“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以及“共和”之真正理想实现了吗？——也许实现了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也难说大部！——现在是否依然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发展着？百姓心知，天亦知！然笔者还知，当下仍然有一些“理论家”被所谓主流媒体吹捧着公然“反民主”，公然宣称“民主不适合中国”（如宋鲁郑之类）——而此类言论及其有趣之处，恰恰在于几乎与当年袁世凯反民主共和之奇谈怪论如出一辙！难道历史真的在轮回？难道袁世凯们真的阴魂不散且时时向我们投来狡黠的揶揄？
三、人毕竟不是“神”，伟人犯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毛领袖自称一生只做了两件事，其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其二就是发动文革。（有点奇怪，为何抗击日寇侵略不在其中？）
现在看来，毛自己所言之两件事起码做错了一件，那就是“发动文革”——故其一生思想和实践的正确率姑且也就剩下50%了。
同样，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孙中山也难免犯错。犯错其一，便是为了民主共和大业尽快取得决定性胜利，轻信了袁世凯的承诺（当然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尴尬）；犯错其二，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有点饥不择食——他忘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古训——同意中共跨党加入国民党，又在未对苏联革命认真考察的情况下，决定“联俄”。
吾等其实并无资格以“事后诸葛亮”之态批评孙中山当时决策，但历史确实证明孙中山错了——孙中山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国家）“共同奋斗”，早先对日本有所求助，当时即联俄；而事实是，苏联及苏共并非这样的民族或国家，他们对内专制集权，杀戮不同意见者，对外傲视他国的沙皇式霸权主义价值观历史性地顽固，终于在孙中山死后直至当代中苏分裂一系列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迫使蒋介石同意外蒙独立而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等等等等，无须一一历数；而苏共游走于孙中山、中共及后来的蒋政权之间，耍尽手腕，一切皆为苏俄一己之利而谋划。
孙中山的另一伟大之处，是对自己的错误不大讳言的，他若活得更长久一些，一定也会承认这一失误，就像他生前已经承认轻信袁世凯等军阀承诺的错误一样。
毋庸讳言，国民党与中共是“道不同”的——前者信仰三民主义及“共和”理念，后者信仰马列阶级斗争及所谓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一切私有制。仅以“土改”而言，从国民党1949年去台湾后不久，开始实施贯彻三民主义之“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来看，其策略是分步、渐进而温和的，甚至可以说是科学的，并无“阶级斗争”，更无流血——即从减租减息开始，发展到以“国有、省有”土地所有权逐步“放领、转移”给缺地或无地农民（农民以长达数10年时间以农作物收获为实物逐步廉价“赎买”，最终成为自己的私有土地），台湾政府还征购地主的土地，用以“放领、转移”给贫穷缺地农民，最终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做法，是完全符合孙中山当年构想的，带来了台湾的振兴和发展。
而中共的“土改”则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的，即所谓“打土豪、分田地”，不仅无偿剥夺了大小“地主、富农”的土地，还剥夺了他们的房产等其它用品，如此尚不够，还给地主、富农戴上“帽子”成为被“专政”和斗争的对象，成为准“贱民”，且这“帽子”一戴就是近30年，直至文革终结……可农民分到手的土地，没过两三年又统统上交了“合作社、人民公社”成了“集体所有”，至今亦然，农民倒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此算“耕者有其田”吗？
两党理念及后来实践的如此不同，孙中山如果没有英年早逝，与中共在革命理念和实践上的分歧、冲突也必然在所难免，更不用说还有要命的“宪政”和什么“X权分立”；而更重要的是，中共认为孙氏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资产阶级”又是中共“革命”之对象，必最终消灭之，这就几乎无法调和了……所以，我们无法说孙中山当初接受苏共建议同意中共跨党加入国民党是正确决策——而时隔两年的事实证明中共和国民党的确走不到一起，还是以决裂和流血告终。孙中山错了。以后虽有第二次基于抗战的“国共合作”，但一俟抗战结束，还是兵戎相见（无论谁是谁非），百姓再次遭受战火蹂躏，生灵涂炭——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理念、价值观信仰之水火不容。
历史再次证明，在中国，在对民主、自由、平等具体内涵没有共识的前提下，“道不同不相与谋”——实在是对客观规律很好的概括。
四、有没有孙中山《致苏联遗书》？
遗嘱之争，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古代宫廷大戏里关于先王遗诏之谜或皇子“矫诏篡位”的故事屡见不鲜。直至当代，也还是有“你办事，我放心”以及“按既定方针办”还是“照过去方针办”的真假遗言之争。其实，争来争去，已经不是在“争”遗嘱真伪的事实本身，而是在争在世或当朝人物及行为孰为“正统”而已。
孙中山究竟有没有《致苏联遗书》？史界至今存在争议。如今我们可以搜索到孙中山《国事遗嘱》《家事遗嘱》手迹图片，唯《致苏联遗嘱》的原件图片难以见到，偶有所见，也难辨真伪。其实，没有档案的完全解密，此类争论毫无意义。如若子虚乌有，则无话可说；即便真有《致苏联遗嘱》，也就是证明孙中山确曾信任苏共，或的确有过“联俄容共”之说——但若将此说成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因为其中一个“民”字也没有；而“扶助农工”也无甚新意，因为“三民主义”中，起码“民权、民生”之主体正是普通百姓，工农岂不在其中？如此看来，孙氏《致苏联遗书》的真伪有无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历史和逻辑已经证明了一切。
五、几句结语
通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共和”思想的核心，我们不能不佩服其对中国政治、民生多艰之原因洞若观火。
某些人用所谓实现了“国力强盛”和“崛起”来否定“三民主义”及“共和”思想的价值，那是太过一叶障目的幼稚了——原因很简单：希特勒德国当初还要如何“强盛”？前苏联国力曾经还要多么“强盛”？而如此“强盛”给他的国民带来幸福了吗？没有，因为他们并不信仰“主权在民”，他们信仰的是自己即真理的化身，是“人民的大救星”和主宰——这一点，袁世凯与他们有共识。终于，他们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强盛”的大国却无以为继，垮塌起来又呼啦啦那般迅速！
面对蕞尔小国日本屡屡打败专制的大清帝国，甚至战胜仍在专制中的沙俄，大清王朝头脑稍稍清楚些的官员也开始认识到，民主宪政在产生权力制衡的同时必解放生产力(当下中国所谓“改革开放”导致的经济发展，何尝不是稍稍还“民主自由”权力于民获得生产力一定程度的解放所致？)，故能迅速强盛而战胜专制独裁国家，老佛爷也不得不有限地搞起了“预备立宪”以及“政左经右”的小改小革，但“大清祖制”是绝对不能动的。可正由于其假立宪是小修小补，专制癌肿依然在繁殖和发展，所以最后还是断送了“大清江山”。此即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证明了孙中山的论断是正确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1945年也说过差不多类似的话：“现在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遗憾的是当他进到中南海以后就很少这么想了，想得最多的却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所以，以貌似“国力强盛（GDP）”来否定或替代民主、自由、共和的价值，实在太幼稚太搞笑了。别忘了，一个已潜伏着癌肿的病人，往往在病兆爆发前照样可以是红光满面甚至“神采奕奕”的——希特勒和前苏联是这样，大清覆灭前洋务运动再兴时也曾一度如此。□
（全文完。点击这里：返回前页）
【附】
笔者在《答“环球”：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一文中据事实如此论述：当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概括时，我们便可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在“自由、民主”（当然包括“言论自由”）方面向前或大或小迈进一步，中国的发展就会迈出历史上惊人的几大步！这便是中国迅速发展令世人瞩目的根和魂——“改革”使国人获得了自主选择劳动方式、劳动致富、生活处所和方式等人身自由，这才使生产力获得了最基本的解放。这才是中国近30年来发展迅速的重要甚至根本的原因。农民获得了这样的自由和稍稍的平等，才有可能自由、自主地选择进城务工或在城乡自主择业创业，没有数亿“农民工”的劳动，一幢幢高楼、一条条高速公路、铁路能如此迅速地从图纸、投资变成现实吗？……
不论我们对中国改革发展冠以怎样的“特色”或“主义”。如果论及中共执政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如何，这便是论据；更何况“自由、民主”原本也是中共写在自己旗帜上公开宣示价值追求的关键词，也是全人类所不懈追求的价值，并非《环球》以冷战思维逻辑所言之“西方道路”。道路、方法途径，并无东西方之分，只有是否符合国家、社会发展规律之正确和错误之分。动辄言说“东方、西方”，不是别有用心，也是愚蠢至极。（本文后被《人民日报》·海外网全文转载。点击这里：可浏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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