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本站评论＞应学俊：评宋鲁郑“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 P.1. | | 您好！今天是： | |
 |
|
| 近 期 评 论 |
点击：更多评论
评宋鲁郑“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 应学俊 · |
| 作者：应学俊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编辑发布 （本页浏览：人次） |
【提纲】 |
近几年，宋鲁郑先生格外“蹿红”。演讲视频、文章书籍铺天盖地，强势官媒推波助澜，“四月网”等网站更是不遗余力隆重推送。而宋氏说来道去，就是力挺“中国模式”、“制度优势”、“民主不适合中国”等等，而对如何革除弊端，推动改革纵深发展，以使国家进步获得可持续动力，则是绝口不提。
在宋鲁郑演讲或某些文章开头，劈头第一招，就是他常挂在嘴边说烂了的话：“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接下来便是“任何民族都有其文化和传统基因的。这种基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中国来说，传统上就反对竞争性的政治集团博弈。强调的是和谐，君子不争。”再接下来，层层剥笋，就剥到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实用主义的再现。简言之,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最高权力传承的典范则是‘禅让制’”
 |
——笔者读此深感：宋氏无异在说：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冥冥之中它已为13亿中国人决定了现在的一切，而且还“决定着未来”，还有什么改革的？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你们就好好珍惜享用吧。而“中国模式”中的制度模式是优秀的，几近匹敌世界，正给世界提供国家发展的模式和经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宋鲁郑甚至不惜用传说中的中国五千年前上古时期似乎发生过的所谓“禅让”来比喻当下国家领导人更替的方法，以说明“文化是制度之母”——在他来说自然属“溢美”而非批判，大约宋氏认为这是他发掘出来的“中华文化”宝贝——然而笔者却深感诧异，因为这简直无异于抹黑执政党——“禅让”者，“让位”也，可执政党一再宣示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和“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这种“禅让”属于“先进文化”？那现在所谓选举就全是假模假式而实际是高层“禅让”？这让那些认真参加“投下神圣一票”的“人民代表”或“党员代表们”情何以堪？执政党同意此说吗？而更重要的是，专家撰文明确指出历史上的“禅让”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呜呼！先不论对错，宋鲁郑的宏大命题却用一个似有非有的“传说”作为论据？这更无法不让人齿冷了。
纵观宋氏上述言论，宣扬“文化是制度之母”其用意是显然的。而本文，就来说叨说叨这个劳什子“西谚所云”和宋氏的阐释。
诚然，宋氏鼓吹的“文化是制度之母”亦即“文化决定论”并非宋氏首创，它是一个国内外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而颇为尴尬的命题而已。姑且暂不说宋氏观点正误，单看其所用论据，以一个并无定论存在争议的命题作为自己兜底论点的兜底佐证，何况还是出处不详的“西谚所云”，还有中国上古时期的什么“传说”——论据尚且靠不住站不稳，又如何得以立论？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一次讲话中也说过“文化是制度之母”这样的话，但只要看过温总理这次讲话全文的朋友都知道，温总理是在强调社会道德文化建设、强调诚信和讲真话的重要性时引述了一下而已，与宋鲁郑所言的中心及阐释毫不沾边，可以说是两码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读。而本文所论，是侧重对宋鲁郑引用这句话时所做的阐释和所持的基本观点。
一、“文化”是什么东西？它是从哪里来的？
世界上关于文化的成文定义多达150多条。宋鲁郑并未界定他所用文化的概念内涵。所以笔者不得不姑且界定一下本文所用的“文化”：所谓“文化”，一般是指一定地域一个或几个共同生活的民族数百上千年积淀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文学艺术、风俗礼仪习惯、衣食住行、宗教信仰、历史、法律制度、科学技术等；一般认为“文化”属于精神范畴的“软件”。广义的泛文化界定就不赘述了。——宋氏的“西谚所云”似乎是把“制度”从“文化”中扒拉出去了，故本文也只得沿用。
“文化”的确有一定传承性，也会深刻影响一个国家、民族以致一个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这并无争议。
但我们不可忘记，“文化”除了具有历史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但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属性，那就是创造的、动态的发展变化性。“文化”不是从天而降的神物，也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图腾，说到底，文化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逐渐产生、形成的，离开人，就没有所谓“文化”的存在，这大约无须争议。有怎样人以及怎样的社会实践，就会产生怎样的文化；而产生出的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实践；而实践必然是在发展、变化中的，于是“文化”又被改造甚至裂变——如此而已。文化与社会大众实践的这种辩证关系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正如宋鲁郑曾说“中华民族强调灵活变通，但缺乏规则意识”——此说没错，但这难道不正恰恰是中国数千年不施法治而封建人治泛滥的制度性结果吗？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推进依法治国，“规则意识”难道不正在社会大众中逐步强化和形成？如果说“文化是制度之母”，我们是不是应该叫停“依法治国”继续实施“人治”以“吻合”我们的所谓“缺乏规则意识”的“文化”呢？
宋鲁郑的谬误，正在于固化和神化了文化，只强调“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传承性以及对社会实践（宋氏所指主要为政治实践）的影响和制约，而无视人们的社会实践对“文化”形态改变的反作用性，这就否定了社会实践变革和创新的可能，无视或否认人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能动性。在法国，宋鲁正还说过：“制度演变要和这个文化传统吻合”。在宋鲁郑那里，最灵动最富有创造力的社会大众——人，成了被“文化”之神功任意摆布命运、任意拿捏的木偶——所作所为要“吻合”亘古不变的“文化”，这岂不笑话？正如世界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皮亚杰就认为：把人创造、积累文明成就的历史过程置于抽象化的地位，人失去对自身实践的主导和控制作用，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自己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之产品（文化）的傀儡和附庸。"文化决定论"的这种逻辑后承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所以笔者认为，宋氏“西谚所云”应当休息去。如果宋氏不承认这一点，就请说说如何用“文化是制度之母”的定律以及他的解读来解释下面的历史事实——
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文化”必然也在不断变化、进步之中
宋氏既然振振有词说“文化是制度之母。你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那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何不像历史传统上农民起义那样直接称帝来个“打天下坐江山”的戏码重演？为何却逆传统文化而动、废帝制，剪长辫、弃马褂、兴宪政，反而使传统文化产生裂变？辛亥革命没有彻底成功，民主宪政也未成功，但帝制确已不复存在，人们头上梳了几百年的辫子没了，长衫马褂变成了中山装和西服，草民见官也不用匍匐在地了……请问，这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人和制度在改变文化？我们的“文化”之母何以导致国人连几千年来被奉为至尊的“奉天承运、君权神授”的皇权文化也抛弃了呢？如果某些人说辛亥革命是“西方民主”惹出来的，不是中华文化的原产出，那么请回答两个问题：其一，中华文化咋就收不住草民忠于皇权的心，也保不住皇帝的龙椅？其二，辛亥革命是否应该彻底否定？是否大家都不该“争”而使故宫里的皇权“千秋万代”？
再请问：香港、台湾与大陆同属中华文化大系，至今共同之处颇多。那么，是什么决定了香港回归前后以及台湾与当今大陆大相径庭的政治制度呢？是“文化之母”孕育出来的吗？难道不首先是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建立了一套制度，并多年积淀、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当今特有的香港“政治文化（价值取向）”？同属中华文化的台湾，且经历了蒋介石一党专政几十年统治，强调大一统的“中华文化”之母怎么却孕育出台湾抛弃一党专政而和平地民主转型？宋氏所言“文化之母”对制度的规定性之“神功”咋在港台不灵验了？宋氏“文化是制度之母”岂不可以休矣？
再放眼世界看一看：前苏联解体前，同一文化的东德、西德，文化相同为何制度迥异？同一文化的南韩、北韩，是什么使它们制度迥异？同为俄罗斯文化，苏联解体前后为何制度迥异？宋鲁郑不是说“文化是制度之母”吗？不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吗？如何说得圆？其实，这一切都证明，“文化”只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它虽然反过来对社会实践发生影响，但绝不是规定人们的社会实践（包括制度存废）“之母”。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参考资料】
① 小布什：人类迄今最伟大的成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腾讯网/摘自《美国民生实录》,【美】姚鸿恩/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7月）
③ 所引宋鲁郑言论，文中大多有链接，互联网上文本、视频比比皆是，在此不一一列出。
④ 宋鲁郑在他相关文章和演讲中（如《宋鲁郑：政改——中国没有榜样》），不止一次提到所谓“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以此作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即“文化决定论”的佐证。但这是非常苍白无力的。埃德蒙·伯克是何人？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固然看不到宋鲁郑标注所引埃德蒙·伯克此言出处，但我们却能了解埃德蒙·伯克其人和他大致的思想体系。靠断章取义摘取一句话做为佐证的做法，那是文革中常用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这里：大致了解一下埃德蒙·伯克。
【相关链接】
 |
||
| （本站 2017-01-12 编辑转发 / 2022-04-24 更新） | ||
 |
友情链接： | 搜索本站更多: |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站长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