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教育理论/教育随笔>应学俊:对“钱学森拷问中国教育”的拷问 P.2.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 本站时政评论目录
对“钱学森拷问中国教育”的拷问 ■ 应学俊 |
原创撰稿:应学俊(本站)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 2009年12月 编辑发布 |
(点击这里:承前页) |
西南联大在抗日炮火中却意外获得了思想学术的相对自由,立志振兴中华的创新型杰出人才的成长有了最基本的土壤和水份。否则,我们无以解释炮火中迁徙不定、生存和科研环境极差的西南联大何以成为中国杰出人才的重要摇篮。
“西南联大现象”再次告诉我们:思想学术的创新与繁荣,需要允许“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和机制,思想学术的自由不能被钳制。培养杰出人才,并非一定要高楼大厦。
3、长期政治上的压制,形成了“听话、顺从”教育的社会文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1950年代初有过“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如钱学森等这样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海外学成归国,这才奠定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基础。但很快知识分子刚刚活跃的思维和积极性就被“反右运动”的开展横扫得荡然无存,55万多右派中大多是知识分子、技术人才——也可以说是更有些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罪性”断语使他们万马齐喑,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创造”,而是自我的“思想改造”。
如不是当时主管科学院的张劲夫冒死给中央和毛泽东打报告,让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不参加整风、鸣放和反右运动,以确保科研攻关的继续,保护了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中国的两弹一星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才能研制出来。而即便如此,文革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曾经有过怎样的干扰,以致生生让日本抢在我国之前发射成功,人造卫星的攻关团队中10多人包括领头的科学家赵九章因不堪文革中莫须有的政治迫害而自杀身亡,这些现在一般是不大提及的。(附:人造卫星之父赵九章、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之死)——当“不听话”“独立思想”成为罪名时,当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荡然无存时,还侈谈什么“创新”?
也许有人会说,我国在航天技术方面成就还是赫然的,这说明什么?其实很简单,这正是因为给了这些自然科学家相对自由和施展的空间,对一些科学家给予了特殊的保护——因为他们正在研制着执政党所需要的“大国重器”。而同时,我们可别忘了,如钱学森这样的老一辈自然科学家中,有多少是没到“西方”留过学的呢?他们有几位是纯“中国制造”的呢?
而在社科领域,一次次的“整风”和各种政治运动,已经使许多作家、学者不知怎样思想和写作了,还谈什么“创新”?(参阅:【视频】命运:建国初期的“文艺整风”记忆)
“创新”——需要人的个性彰显,需要思想和学术的自由、平等。而这些,现在是稀缺的。在现行体制下,人们需要的是磨平棱角,思想一统,要“看齐”,不得“标新立异”。学校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教学内容不可越雷池一步,“老祖宗”时时管着你。据说,现在某些大学增加了课堂上的监控摄像头……
就整个社会来说,由于政治上的禁锢和压制导致创新精神荡然无存,这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提倡的是“做革命的螺丝钉”、“***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和“做**驯服工具”。想创新吗?胡风给中央写了有关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问题的信(所谓30万言书),因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稍有龃龉,竟被打成“反党集团、国民党特务”且波及全国,大挖“胡风分子”;文学创作无疑属于创新的大范畴,然解放初的两部并未涉及当朝政治的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即遭到圣上钦点大力批判;写小说吗?描写抗日斗争反扫荡的《腹地》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禁书”,作者从此陷入无休止的检讨挨批,毛甚至指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谁还敢随便思想?谁还敢标新或是立异?至于文革中将所有文革前的文学作品几乎批判殆尽,全国的创作只听一位“旗手”的耳提面命,这些大约就不用细说了,而且那些最有可能创新的“学术权威”统统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铁帽子。当文字狱、钳口术盛行,还可能有创新吗?谁还敢“冒尖”呢?当时全国八亿人口,只需要一个脑袋思想足矣——林彪的话当时宣传栏、墙壁上到处可见:“八亿人口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呜呼,创新!
当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几乎成为社会生活全部的时候,这就更加强化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封建传统加上“革命”紧箍咒,“听话”教育成了孩子成长的全部要求: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父母与小孩子分手时叮嘱语几乎都是“乖,听话……”;而真正需要的鼓励创造以及民主与法治教育、公民教育倒是很少很少。耶鲁大学的校长就说:“中国学生‘太听话’了。中国的学生一般不敢对老师说‘不’,美国学生虽然也很尊重老师,但会和老师争论。”在如此“听话、顺民教育”的民族文化熏陶下如果还能有点创新精神,那只能是凤毛麟角了。
3、民主意识的淡薄和“官本位”文化扼杀创新精神 “文革”终结以后,思想开始解放了一些,但总是磕磕绊绊——意识形态是要求绝对“一元化”的,民主政治方面的“创新”——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如不得到上级首肯,即使出现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或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或被“叫停”(当然也许不会像文革及以前那样遭到批判或逮捕,这也是进步)。由于中国特有的某“四项基本原则”和民主的缺乏,导致官本位意识在我国极其浓厚,“听话”教育及由此产生的“唯上、唯书”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在学术领域也须“唯领导或权威的马头是瞻”——领导不赞成的学术观点是比较难以出头的,“爱出风头、标新立异”是批评有与领导、权威持不同学术观点者的惯用语;对此类“标新立异”者,领导可以不派你去参加学术会议,不让你的课题立项,让你活活“闷死”——这种现象就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了。
没有学术民主及平等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环境,没有鼓励创新亦即鼓励标新立异的氛围和机制,休谈培养钱老所说的“冒尖”创新型人才。现在与“文革”及之前相比自然进步得天壤之别,但距离真正能够培育“创新”的环境和土壤,还相去甚远——何况我们的改革实践常常或左或右摇摆不定,有时甚至进一步退两步。
4、个性泯灭和教育价值取向的扭曲、异化,导致创新精神成为稀有 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每个人的生理、心理个性也是没有相同的,因此,多元是绝对的,统一只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教育制度也应当是多元而平等的,应当具有相当的包容性。
如美国以及其它某些国家,各个州、省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教育法规都是有所不同的,而这恰恰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而我国则是非常讲究大一统的国家,教材是全国统一的,高考是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也基本是全国统一的;教育的价值取向则是“听话、看齐”和“升学率、就业率、升官发财”的功利主义(古语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实际表现就是“应试教育”;承认个性的“扬长教育”根本没有,“补短教育”几乎成为教育的全部(以适应各种统考的需要)——而这些都与“创新”无缘,却能使人的、地域的个性泯灭——更不用说新中国前30年是绝对强调“集体主义”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抹杀个人创造,名曰“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追求名利”,实质扼杀创新精神和实践。
钱老在他最后的“谈话”中说:“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钱老所说的学术民主、挑战权威的一类令人振奋的场面,正是“创新”所需要的土壤,而在中国现有文化和制度下无法出现是必然的,除非中国的文化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有根本的改变。
● 锻造中华民族创新精神:首要任务和必由之路
我们知道了创新精神和杰出人才是怎么丢失的,自然就能知道怎么把它找回来。
经济体制改革,使每个人都有了创业的权利和相对的自由,这无异于给人“松绑”,于是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性,于是有了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就。但如何实现钱老遗言中所描述的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术民主和创新氛围,以使我们的学校里能“冒出”更多富于创新精神和能力的“杰出人才”?这就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所能奏效的了。
培养民族的创新精神,改变钱老以及一切有良知的教育、科技工作者所担忧的现状,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就教育论教育往往必陷入误区——除了文化因素、政治体制因素,还有诸如:教育异化问题(教育经济主义、功利主义)、人文精神的缺失和价值观的扭曲问题,在上述弊端存在的情况下应试教育僵而不死的问题、官本位和迷信问题等等,本文自然无法包容对诸多问题的阐释。
但是,在诸多矛盾中应当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使次要矛盾迎刃而解应当是正确的方法论,这主要矛盾或曰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在政治和学术研究领域进一步强化民主意识,在大力倡导民主与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改革有悖于此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以达到强化教育的个性化、多元化的目的,并使学术民主、学术平等和争鸣得到自由和尊重并成为常态,使鼓励个人创造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用制度使教育功利主义失去市场。让学术归于学术,政治和官僚不要干预或尽可能少点干预。
在此基础上,民族的创新精神才有可能得以锻造——除此,还可能有什么别的途径吗?
而在大环境即创新精神得以滋养的“土壤”问题解决以后,学校教育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享誉世界的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的“六大解放”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是啊,一个被束缚和压制的人或一个民族,如何能有创新精神呢?而如果能重读杜威,则也许启示会更多,因为陶行知毕竟曾是杜威的学生。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钱老所言至此,倒是意味深长,入木三分,有点振聋发聩了。□
(2009年12月 / 2016年6月修订)
【延伸阅读】 |
![]() |
|
对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呼吁的文章早已有之,汗牛充栋,这里稍举几例——
|
||
(本站 2009-12 编辑发布 / 2016-11-04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