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螺丝钉”、“***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和“做党的驯服工具”，文革更使创新精神扼杀到极点，林彪提出“中国又八亿人口，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八亿人只须一个脑袋思考就够了,还谈什么“创新”？专家、学者前必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定性语，他们除了不断否定自己作践自己，积极表现接受“世界观的改造”、“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还敢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创新”？……政治运动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封建传统加上“革命”紧箍咒，“听话”教育成了孩子成长的全部要求，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父母与小孩子分手时的叮嘱语几乎都是“乖，听话……”；而真正需要的民主与法治教育倒是很少很少。耶鲁大学的校长就说：“中国学生‘太听话’了。中国的学生一般不敢对老师说‘不’，美国学生虽然也很尊重老师，但会和老师争论。”在如此“听话、顺民教育”的民族文化熏陶下如果还能有点创新精神，那只能是凤毛麟角了。
3.民主意识的淡薄和“官本位”文化扼杀创新精神 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开始解放了一点，但总是磕磕绊绊——意识形态是要求绝对“一元化”的，民主政治方面的“创新”——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如不得到上级首肯，即使出现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或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或被“叫停”（当然也许不会像文革及以前那样遭到批判或逮捕，这也是进步）。由于中国特有的某种“几项原则”和民主的缺乏，导致官本位意识在我国极其浓厚，“听话”教育及由此产生的“唯上、唯书”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在学术领域也须“唯领导或权威的马头是瞻”——领导不赞成的学术观点是比较难以出头的，“爱出风头、标新立异”是批评有与领导、权威持不同学术观点者的惯用语；对此类“标新立异”者，领导可以不派你去参加学术会议，不让你的课题立项，让你活活“闷死”。民间俗语“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就是对中国官本位文化和现实的生动写照。笔者多次帮别人写过工作或经验总结，口授的第一条经验一般都是“领导重视”。在官本位的现实和文化中，民主、法治、平等、自由这些“创新”所必须的环境元素是无立足之地的，“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就更加难以生存了——而“创新”恰恰就是与众不同的“新、异”。
钱老在他最后的“谈话”中说：“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钱老所说的学术民主、挑战权威的一类令人振奋的场面，正是“创新”所需要的土壤，而在中国现有文化和制度下无法出现是必然的，除非中国的文化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有根本的改变。
● 锻造中华民族创新精神：首要任务和必由之路
培养民族的创新精神，改变钱老以及一切有良知的教育、科技工作者所担忧的现状，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教育异化问题(经济主义、功利主义)、人文精神的缺失和价值观的扭曲问题、应试教育僵而不死的问题、官本位和迷信、屈从权威问题等等，本文也无法包容得了对诸多问题的阐释。
但是,在诸多矛盾中可以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使次要矛盾迎刃而解应当是正确的方法论，这主要矛盾或曰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在政治和学术研究领域进一步强化民主意识，在大力倡导民主与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改革有悖于此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以达到强化教育的个性化、多元化的目的，并使学术民主、学术平等的争鸣得到自由和尊重并成为常态，使鼓励个人创造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用制度使教育功利主义失去市场。
在此基础上，民族的创新精神才有可能得以锻造——除此，还可能有什么别的途径吗？
而在大环境即创新精神得以滋养的“土壤”问题解决以后，学校教育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享誉世界的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的“六大解放”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是啊，一个被束缚和压制的人如何能有创新精神呢？而如果能重读杜威，则也许启示会更多，因为陶行知毕竟曾是杜威的学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