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钱理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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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反右”背景研究】

1956、1957 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作者：钱理群 （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

作者：钱理群教授    资料来源：爱思想/中国文学网等      本站编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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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防下一次水灾所建造的大坝，也同样无偿地征用了农民的土地：承担了一切的农民无奈地说：“不得不两人吃一碗饭了”。

从1955～1957年，五公的人口从1912人降到1711人，除有少量外出，老人和病人去世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疲惫不堪、营养不良、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下，虚弱的妇女怀孕率降低，流产率上升”，“导致出生率下降”。

情况到了1957年开始好转，河北在一年之内解散了所有由几个村组成的集体农庄，缩小到一个村；饶阳作为一个穷县，1957年税收负担相对较轻，还得到了补助金，多少弥补了1956年的部分损失。这年春节五公就派了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表演队到邹村庙会进行表演，有二万人赶来参加集市，显示了某种新的活力。但这一年，由于财力的拮据，教育的发展受到影响，300名饶阳初中毕业生只有四分之一升入高中，不满的学生在黑板上写道：“饶阳初中生，白搭九年功；高中没考上，师范不招生；出路只一条，回家把地种；宏愿何处诉，愤恨怎能平。”这大概又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吧。^⑺

因此，这里需要作一点简要的历史回顾。

1、对农业合作化的反映。

我们知道，在建国后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共产党于1951年开始，便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到了1953年，由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便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到1954年，就出现了发展过快的问题，再加上这一年在遭受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却比原计划多征收了100亿斤粮食，这就引起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不安。各地纷纷反映“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滥宰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种情况自然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并作了这样的判断：“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否则生产力就要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还将一位警卫带回的群众来信批给河北省委，该信反映河北安平县的一个村子，在农业合作化中，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的帽子来压群众，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况恐怕不只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⑻

但接着又听到这样的反映：“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对粮食问题“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而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⑼毛泽东又作出这样的判断：“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对后者，薄一波有一个解释：“恰在这时，在党外高层人士中，替农民说话的多了，有的还说了类似1953年梁漱溟先生讲的‘农民苦’一类的话”，而毛泽东恰是“不大爱听‘农民苦’之类的话的。当时他得出这么一个印象：这些讲农民苦的人，自以为代表农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农民，只是不愿搞工业化和社会主义”。^⑽

这里谈到了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冲突。其实梁漱溟只是对用剥夺农民的方式来发展工业化提出不同意见，因而有“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共产党丢了农民”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却勃然大怒，说他是“班门弄斧”：“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⑾——农民出身、又以农民运动起家的毛泽东，天然地认为自己是“代表农民”的，这样的代表权与领导权他是绝不允许他人染指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他又不能不面对农民对他所要引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抗，即所谓“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且有人向他反映：“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⑿而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

在1955年7 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发动了对邓子恢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所代表的“右倾”路线的猛烈批判，指责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⒀于是，1955年下半年，形势骤然起了变化，合作社发展迅猛异常，到1956年3月底，入社的农户比例已达90%，４月底，中共中央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我们在前文中所说到的1956年农村的情况，所反映的正是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所出现的问题。

1957年2月，一份《关于河北省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生产情况的调查》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说：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低落，社员不愿上工，积肥不积极；1956年灾情同上年差不多，但减产严重，农民收入普遍下降；有的地方出现宰杀耕畜和强行把大车、牲口拉回家的现象。报告认为1956年大量减产是人为的灾害，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组织管理不善造成的。报告还反映社领导强迫农民入社、投资，作风不民主，经济不公开，办事不公平，关心社员少，干部之间闹宗派，党支部包办社的工作等，因而社员思想极为混乱，任其下去，合作社有垮台的危险。

4月，毛泽东又看到了新华社发的一条内参，以湖北省为例，分析农村中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要是：

一，农业合作社内领导不民主，财务不公开，分配不合理，引起农民不满。

二，一些干部对民间的迷信活动和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引起农民闹事。

三，在占有渔场、畜牧场、林场、茶场、小矿山及耕田等问题上，国家与当地群众发生利益纠纷。

四，地方干部和转业军人相处不好，发生纠纷。

五，城镇中学政治空气薄弱，校风校纪不正，引起广大师生和学校家长对政府和学校领导严重不满。有些学校领导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严重，引起学生闹事。

六，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加深了人民群众与领导者间的矛盾。

应该说，毛泽东对反映上来的这些农村问题是重视的：对河北省的报告，他作了这样的批示：“此件所说是否属实，请派人去涿县尚庄乡切实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为盼”；他又将新华社的消息发给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以为参考”。^⒁但对各地存在的问题所引发的对农业合作社的种种议论，他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在1957年上半年的多次会议发言中，他都着重提出“思想动向”的问题。在一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就谈到了“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的问题。他分析说：“去年这一年（按：指1956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便来了：合作社好不好，还要不要？

2、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干部中间。

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

毛泽东由此而发出警告：“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毛泽东并且重提当年的争论：“1955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类相呼应，好像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⒂

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思路：他总是把社会的问题归结到党内的问题，或者说他对党内的反对派（实际上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者）是有着更大的警戒的；而他所运用的又是他自己所特有的“阶级分析法”：正是在他所发动的这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农村作了新的阶级划分，即将“中农”区分为“下中农”、“中中农（中农）”与“上中农（又称‘富裕中农’）”，并把“下中农”与“贫农”一起（连称为“贫下中农”）列为依靠对象，^⒃而据说“在富裕中农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在合作社这面站着共产党”，^⒄这样，富裕中农就实际上成了所谓“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对手，而在毛泽东看来，对农业合作化提出批评或异议的干部是“富裕中农及其背后的地主、富农在党内的代表”。^⒅这都是具有严重意义，并对中国以后的农村发展与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农业合作化问题”，并特别反驳了关于“农民苦”、“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生活”的意见。

——他强调：“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1949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1956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很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忆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与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

——他还指出：“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⒆

说这番话时，毛泽东是相当理直气壮的。但一再为“农民苦”的问题进行辩驳，却反映了毛泽东内心的一种紧张：他深知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但又选择了一条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这几乎是他从建国以来就面临的一个矛盾：1951与1952年为抗美援朝和发展重工业的需要，连续两年多征收了农业税，这就引起了前文所说的梁漱溟关于“农民苦”的呼喊。毛泽东为此提出了一个“两种仁政”的理论，“一种是为人民当前的利益”，即所谓“小仁政”；“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即所谓“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⒇毛泽东认为，一旦抗美援朝、工业化这样的“大仁政”与照顾农民利益的“小仁政”发生冲突，宁愿牺牲后者。这多少有些出于无奈，他也因此最忌讳人们谈论“农民苦”这类问题，而且谈论者均无好下场：1953年如此，1956、1957年同样如此；因此，上文说到的戴煌在1957年上书毛泽东反映“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其后果自是不难预计。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1957年上半年，还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万几千人’、^[21]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22]

这同样也是毛式“阶级分析”，其内在的“出身论”逻辑，对以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北大在反右运动中，就是这样对集结在《广场》中的“右派”作“阶级分析”的：“从这些人的家庭出身来看，出身于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在十五人中有十一人，即占有75%”，“从这项人的直系亲属情况来看，被我判刑处死的占40%”，据说这就是“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根源，阶级基础”。^[23]——自然，这都是后话，但毛泽东在1957年初埋下的这一“伏笔”，对我们理解后来的事态发展还是相当重要的。

（二）   工  厂

就在新华社记者戴煌南下自己的安徽家乡的同一个月，即1956年7月，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宾雁也北上哈尔滨，而且也是旧地重来——这里曾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童年记忆，1946年他就在这里积极参与了解放初期的青年工作，直到1948年才离开。

这次他是为采访城市工厂的情况而来，却没想到在旅途中就在长春车站餐厅里遇见了一个乞丐：是安徽的农民，家乡去年收购粮食过头，高级合作化又使一些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因而出现粮荒，只得到东北来逃荒。面对“中国在解放后七年，第一次出现的新生的乞丐”，刘宾雁又想起，从这一年夏季起，北京的猪肉价格便开始上涨，鸡蛋在国营商场里也缺货了。全国各地轻工业品和手工艺品的很多品种都从商店里消失了。这大概都是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产生的新问题吧。

而八年后的哈尔滨给他的第一印象，也是“黯淡”的——

（未完，点击：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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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注释】 

	7.	以上材料均引自《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263、265页，268页，271页，273页，278-281页，284页，289-2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8.	以上材料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368页，381页，3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9.	转引自《毛泽东传》，381页，382页。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370-37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11.	参看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08页，111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3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3.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68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毛私下里还有这样的批评：“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谁了解、代表农民”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这是毛摆脱不了的一个“情结”。
	14.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306-307页，447-4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5.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331-332页，336-337页，《毛泽东选集》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6.	《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192-194页，《毛泽东选集》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7.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231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8.	对毛泽东这样的“阶级新分析”，薄一波后来有一个反思：“经验证明：土地改革之后，离开剥削关系，单纯按照对合作化的态度和富裕程度的差别，在农民中划分三六九等，谁最穷就把谁当成依靠力量，弊病很大，也不符合我们党曾经明确宣布过的农村阶级政策”。《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39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19.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81页，《毛泽东选集》5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据《毛泽东传（1949-1976）》透露，这一段话是修改过的，“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来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见该书6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0.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04-106页，《毛泽东选集》5 卷，1977年版。
	21.	据毛泽东在同一报告中所说，这句“要杀几千几万人”的话，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公开提出的；据说邓小平还专门到清华去讲话，宣称：“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参看《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332-333页，《毛泽东选集》5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2.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333页，《毛泽东选集》5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3.	赵光武:《〈广场〉群丑》,见北京大学浪淘沙社、北京大学校刊合编:《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内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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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1.07.17 编辑转发 2018-11-26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