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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副刊编辑/袁 鹰 |
作者:袁 鹰 来源:360doc图书馆 本站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 人次) |
【本站按】只要稍有点年岁或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都会知道“袁鹰”这个名字,他曾经是比较著名的散文家、诗人。他是中共党员,1952年调北京《人民日报》任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主任,自然为“党的宣传事业”写过许多革命文字,有的曾入选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但很显然,“文革”终结后,袁鹰是多少有所醒悟的。从这篇《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之后》,我们可以窥见其基本态度和立场——如此袁鹰,让人稍感欣慰吧。 |
赵丹《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这篇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我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已处于弥留状态,正在抢救中。
宗英(赵丹夫人)忍泪告诉我,她上午告诉阿丹文章发表了,阿丹眼珠动了一下,也不知他是不是听清了。我们都没有料到,第三天即10月10日(1980年),他就带着一腔遗憾,带着“一局没有下完的棋”撒手西行了。
人们几乎是同时读到赵丹的文章和听到他逝世噩耗的。一方面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艺术家而痛心,一方面更为他临终前还那样关心垂注文艺事业的前途而感动。
他的意见提得坦诚、直率、中肯,也是许多人都亲历过的切身体会,酸甜苦辣都尝过,因而都有同感,尽管其中有的话可能说得偏激,不无片面之处,但句句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文艺界人士多数衷心赞赏,阿丹替他们说出了心中积压多年而未能或不敢说出口的话。也有少数人士则摇头表示不同意,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同行相遇,都会提到“赵丹遗言”。我还听到一位前辈文艺家颇有预见性地说:“赵丹那些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人民的利益总是要放在第一位。只是他说早了。”
不久,文艺界便盛传据说来自高层领导人的一句批评:“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屁。”
另一个版本更厉害,说赵丹“放了一个反党的屁”。
【本站评:这是哪位“高层领导”竟能放出如此蛮横而粗鄙的“屁”呢?水平竟然如此之“高”?终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位能放出如此之屁的“高层领导”究竟是谁!】
不管是哪个版本,反正是极其严厉而且粗鄙的口吻。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有如当时的深秋气候,让人顿觉西风瑟瑟,寒意袭来。某些惯于挥鞭打棍子的人,不免故态复萌,仿佛又可以抓到一条大鱼。但是,毕竟不是过去一二十年那样一两句话就能呼风唤雨的年代,人们的头脑清醒多了,文艺界虽然感到有些震动,倒也没有惊慌失措,听听也就过去。报社领导人自然受到点压力,就要我们文艺部设法缓和一下气氛。正好我去看望夏衍同志,向老人请教。夏公也听到了这句批评,这类事他经历得多了,只微微一笑,劝我不必紧张,然后说:“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停了一会,他想到一个合适人选:金山。我说,我同金山没有打过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公轻轻摆摆手:“我跟他说一下。”这种“转弯”的文章不大好写,但金山很快写成,寄来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的文章。
文章开头便说: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对于文艺创作,对于那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文艺家们,不要“管得太具体”,像他所比喻的那样,管“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等等。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列宁的这个论点,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文章在此处转了一下:“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在评论了赵丹文中谈到创造鲁迅的艺术形象一事后,文章归结到“从这里我深深感到,对待这些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进行艺术创造的艺术家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应当象母亲对待孩子、园丁对待鲜花一样,要非常敏感、爱护、精心培育,保护其成长,使其长大成才,开花结果。……赵丹是中国共产党员。他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他从三十年代一踏上文艺工作岗位,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艺术活动的。长期以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艺术实践和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正确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正是这种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艺术观离不开宇宙观,这是不以艺术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赵丹同志的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文艺家,他的宇宙观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有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应当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本站评注:呵呵,多么“温和”的批判啊!我们总是不缺这样一些对党极端“忠诚”的“宝贝”!至于对艺术本身的发展、对中华民族文化实力的提升、对人民群众的需要,那是次要的啦,“党”永远是最重要的。文艺必须“姓党”。】
金山这篇“转个弯”的文章与作家李的《领导要改善,体制要改革》一文在10月29日同天见报,李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各条战线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作为文化艺术,她应该是这个时代潮流的潮头。如何把文艺工作搞‘活’,我想只有认真的改革”。这几句,实际上成了这次讨论的简要结论。
“赵丹遗言”沸沸扬扬了一阵,终于渐渐沉寂,留给人们的是一种复杂的心情:既有哀痛,又有感伤;既有沉思,又有无奈。
我曾写过一篇《送赵丹远行》,其中提到“遗言”时,有这么几句:“他用最后的心血,向党向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颇处,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但要知道,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就像宗英说的: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爱的党,伟大的人民,是会听一听一个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声的。”
二十五年后我重新审视这几句话,仍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重读赵丹遗言,重睹他生命最后的一星火苗,仍会感到那从未熄灭的熠熠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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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2007-10-12 编辑转发 / 2019-01-23 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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