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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马、恩如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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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学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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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于:“博客中国”网站 （2015.02.23） 本站重作发布：2019.01.13 （续博客中国浏览数: 人次） |
【核心提示】媒介关于“意识形态”的话题越来越炙手可热。朱继东博士还出了专著《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顶级党媒又发出《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敢于亮剑》的“战斗檄文”。笔者也曾写过一些札记或论文，联系历史和现实表达了一些想法（见文末索引）。既然说172年前的“老祖宗”（马克思主义）不能丢，我们就有必要看看“老祖宗”老马老恩究竟怎么说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也曾倡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注：本文之“雏形”2015年曾发于“博客中国”，似乎尚未过时，现重作发布本站） 本札记提纲如下（可点击提纲，选择浏览）—— 一、“意识形态”是个啥东东？马、恩怎么说？如何固守“意识形态防线”？ 三、“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马、恩有趣的“不得不……” 四、 人为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能动性”，强力管控、强迫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的灾难性结果 五、 结 语 |
三、“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马、恩有趣的“不得不……”
为了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观，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数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现象——须注意：马、恩在这里是在描述172年前的“实然”现象，而非阐述意识形态的“应然”状态。而如朱继东博士一类人是将马、恩对当时“实然”现象的描述，断章取义作为“应然”状态来解读的，用以佐证“掌控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这难道不是极大的误解或刻意曲解？让我们耐住性子读一读吧，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也一如在描绘172年后的当下（突出显示为笔者所加）——
| “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引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序言”） “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把实际的历史进程完全消融在概念的运动中——本站注），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而言。” 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说道：“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 |
读以上三段话，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历史及马、恩昭示我们：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把他们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只要我们联系以上引文的上下文，便可清楚地看出，这是马、恩所否定和批判的脱离社会生活实践的“思想统治”的假象。
2、马、恩是诚实的、实事求是的，他们二位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忽悠人——为了论证上述观点，他们坦陈：无产阶级（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
——那么，什么叫“以便”？什么叫“说成是普遍利益”？什么叫“不得不如此做”？无疑，这并不是在论证存在决定意识的“意识形态”应该如此，而是说这是利用“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博弈、斗争的策略，或曰“手段”。正因此，所以马、恩不仅说“不得不如此”，而且说这只是“在初期”。（因为马、恩是否定脱离社会生活实践的那种人为“思想统治”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马、恩直言“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
无产阶级“在初期不得不如此”——那么“以后”呢？马、恩如是说：“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是的，笃信“存在决定意识”的马、恩告诉我们：“意识形态”或者叫某种“真理”的思想统治地位，其实是“假象”。马、恩如是说，就实现了自身的逻辑自洽——因为马、恩一直在论证：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其实是社会生活实践在绝大多数人头脑中的反映，而非人为“不得不说成”的那种所谓“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作为学者的马、恩并没有忽悠我们。他们说得很实在。
一个有趣的“不得不”，使我们理解了某些政党在初期是如何将自己的“特殊利益”信誓旦旦表述为“普遍利益”的做法了。
可遗憾的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党，在夺取政权若干年后，并未回归马克思主义有关“存在决定意识”的意识形态观，而把马克思主义似乎认为在“初期不得不”使用的“意识形态手段”当作“真理”，且认为守住这样的“意识形态防线”便可以巩固政权——
于是我们要问问这样的政党：意识可以决定某种存在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是在肯定还是批判“18世纪以来历史编撰学家们”鼓吹的“思想的统治”呢？
（实践显示，马、恩在这里举例无产阶级“不得不”、“以便……”这样的策略性表述，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系统中的“bug”——当然，这有待进一步研究、思考和论证。暂不表。）
四、人为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能动性”，强力管控、强迫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的灾难性结果
毛泽东一方面继承“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哲基本原理，承认“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可他随即一转又滑向它的另一面：“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此说似乎不错，因为，“意识”对于“物质”是有“能动作用”的。最直接的例子便是科学假想或科学幻想，通过人们在实践中反复验证、创造，某些假想或幻想的确成真了——这确乎体现了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
但一些人（包括毛）忽视了一个问题：意识的能动作用无论如何巨大，归根到底，它仍然要受客观物质世界以及客观规律所决定和制约。人的意识只能在物质运动及其客观规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发挥能动作用。例如：中国古人幻想“嫦娥奔月”（意识），为何千年后才在前苏联、美国和中国实现？难道不正是客观物质世界决定和限制的结果？所以，当意识的“能动作用”被无限夸大，忽视或无视客观现实和规律，就必然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必然带来错误和灾难。正如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
意识的“能动作用”被无限夸大，忽视或无视客观现实和规律——在中国1958年“大跃进”中有最直接而生动的表现：《人民日报》竟然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一类报道和文章；“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为顶级党媒成天宣传的口号；中央一次又一次地发指示要求全国工厂、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似乎中国真的即将进入共产主义了；为了赶英超美，在当时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6亿人口的中国，提出“以钢为纲”的错误要求，全民大炼钢铁，虚报浮夸成风……从中央到基层，谁敢提出不同意见就向谁“亮剑”，在全国揪出大大小小“彭德怀”或“反社会主义分子”近300万，导致“意识形态领域”“舆论一律”万马齐喑——于是，灾难来了，全国规模的大饥荒爆发，数千万国民非正常死亡，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便是强力管控、强迫接受“意识形态”，人为过分夸大“意识形态能动性”的灾难性恶果。
倘若对“意识形态”之实质有正确的认识，会发生上述那样的错误和惨痛灾难吗？倘若不是在意识形态“强力管控”，禁绝任何不同意见，动辄“亮剑”，推行“舆论一律”，而是让不同意见有理有据地展开争论、讨论，违反马克思主义和客观规律的错误思想路线能够从上到下畅通无阻吗？
而到了“文革”，“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和“能动性”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用毛一个人的思想统治数亿人的思维，谁敢有任何异议，必“亮剑”无赦，多少人死于思想言论罪！终致社会的荒诞和疯狂登峰造极！客观上唯心主义盛行。
由于“文革”未能得到根本反思和厘清，导致“文革”之罪错并未被全民深刻认识，时时显出死灰复燃态势。君不见，“文革”结束30多年后，在重庆居然再次出现类文革风潮：唱红歌、发红色短信、到处红海洋，重掀个人崇拜狂潮，夸大“意识能动性”的闹剧再起：重庆官媒不止一次发表这样的图文“报道”：《癌症患者靠唱红歌挺过化疗：一听就忘了痛》、《靠唱红歌唤醒植物人》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文革中《人民日报》发表过长篇报道《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等）。重庆有人表示反对，于是“亮剑、专政”没商量，再次搞出一批因言获罪的冤案。然而，与“大跃进”、“文革”一样，重庆如此人为“红色意识形态”风暴终于导致“重庆事变”——均无可奈何花落去。意识的“能动性”一旦被人为夸大即滑进唯心主义的泥沼，“虚假观念”的制造者被他们自己对“意识形态”的掌控、支配所埋葬。
五、结 语
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使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有意无意忘了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当我们出于某种目的而将“意识形态能动性”夸大到脱离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地步；当我们认定“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而忘了政权的稳固其实只能是依靠政权自身的不断纠错、革新、进步，从而获得人民绝大多数真心实意而非被迫的拥护；当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全面专政”、高高“亮剑”，重塑“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社会——那么，这无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并不过于久远的历史已经反复昭示：如此发展下去，大的灾难必将降临——“文革”以及“前30年”离我们的当下其实并不算过于久远。
难怪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
让我们重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本文作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不可能决定物质存在。如果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之类说法就是荒谬的。那位马克思主义博士朱继东先生竟然推出“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并谓其即“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社会主流意识的能力”和“话语支配力”。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此“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越强，恰恰离他们的“老祖宗”马、恩的批判对象则越近。否则，就请朱继东一类先生们解释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如下的这段话——
“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 ■
（本文“雏形“草成于2015年02月
2019年01月13日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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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20-06-04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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