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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史 札 记】 |
与葛剑雄说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
作者:应学俊 本站 2021.07.02.整理 (浏览数:人次) |
这一阵关注了一下葛剑雄先生近几年的几个历史讲座,思考他所宣扬的令人错愕而无法苟同的历史观、史学观,写了几篇小文。同时,自然想到更多有关历史问题。无意间,已故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说过的一句话浮现眼前——“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此文在笔者微信公众号被屏蔽,故发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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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蒙冤与家人被迫分离时,劝诫夫人王光美要坚强,要挺住,他回过头,深沉凝视夫人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从此,刘少奇与家人竟未能再相见!这,成了刘少奇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据王光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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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此言,其含义当然是冤屈总有大白之时的信念宣示。刘少奇虽在痛苦中蒙冤离世,但他的冤案终究得以平反昭雪。
人民可以“写”历史吗?在许多国家是可以的。如英美法德等许多国家,讲述国家历史的书,并非官方记述,而属于历史学术专著,由专业历史学者、历史学家个人根据史料考证撰著或合著,是否认可,则由学界和广大读者受众品评决定,平等开展学术讨论更是毫无障碍的,标准是史实的全面真实性和判断的逻辑性等;若不被认可,自然很少人买、看,学校也就不会选择用作教材。
在有些国家, 人民无权“写”历史。要写,顶多也只能写与当下无甚直接关联的古代史,这一块倒也如葛氏所言,似乎基本“学术无禁区”。
甚至坊间还流行这样的说法,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可惜有些人也许没有查考一下,其实这是德国纳粹上校派普在战后说的一句话,而这些人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断章取义,并不引用他后面半句:“……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
呵呵,断章取义害人不浅,不过这恰恰是诡辩者历来的惯用伎俩。“胜利者”为自己书写历史会怎样写?相信连小学生都懂。若论相对客观记述真实的历史,唯有秉公的第三者书写才可能做到。这是世人皆知的常识。想起葛剑雄的讲座,古人似乎还是明白此理的。
§ 古代史官大多不敢说假话
葛剑雄在讲座中是承认中国古代史官记述历史还是奉行实事求是、不说假话的。
葛剑雄说:古代史官怎么记述历史呢?就是必须如实记载,实事求是,因为不能对上天和祖宗撒谎。老葛说:当时的规矩“标配”是,史官即时的记述,当朝皇帝无权查看;须等改朝换代,下一届皇帝才能“解封”阅读了解,由史官进一步编订(这就相当于第三者的记述了,并非“胜利者”书写)。葛剑雄解释:这正是为了历史记述不能说假话,要实事求是。
呵呵,这便是“举头三尺有神灵”知敬畏的好处啊。也正因为有这样合理的修史“规矩”,我们今天读到的大多古代史才有了相对可信度,帝王的某些恶行或善举才得以定格。
可再看看葛剑雄在课堂上的相关演讲片段——
当然,葛氏并没有赞扬古心之质朴、淳朴,而是说即便如实记述也还是尊崇当时的价值观有所选择的,还是为“维护当朝的政治合法性”。这当然是禁不起反驳的牵强附会——因为这样相对真实的历史记述,如果说能为后世帝王对前朝历史经验、教训有所借鉴有所裨益,还符合情理和逻辑。但要据此说连当朝帝王都不能看到的历史记述,却是“为了维护当代当朝的政治合法性”,这从何说起?难不成当时的历史记述成了有特异功能的“神物”?密封于容器中也能为“维护当朝政治合法性”发神功?对此,笔者曾专文评述,不赘。
历史也告诉我们,史官秉笔直书的“规矩”到后来曾遭某些昏君佞臣破坏——但竟也大体保持并延续到唐代乃至明清!那是一两千年啊!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大多史官还是忠于职守,有所敬畏的,并非一味媚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唐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褚遂良,很多人熟知。他曾奉命做过唐太宗的“起居郎”,即如录音录像机,随时如实纪录皇帝的言行礼仪及公开活动。储后来奉命兼修国史。储所作记录皇上言行的《起居注》,是记述官史的依据,必须如实记载。唐太宗很器重储。几年后,唐太宗想看看储究竟记了些什么,没想储竟一口回绝,说“先王从没有看过这类东西的”。
众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是通过血腥政变诛杀兄弟而成为“太子”后继位的。尽管李世民认为自己是被逼而为,也秉持正义公道,但毕竟缺乏“政治合法性”。于是很想看看褚及房玄龄(史官)修史时究竟如何记载——这是事关“当朝政权合法性”的啊!
未曾想褚遂良还真是一“耿直哥”,竟对太宗直言:“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太宗对如此不通事故的“耿直哥”竟也无奈。又试探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褚毫不掩饰答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至少此时的李世民尚未老来昏聩,后大约想明白了,竟嘱史官房玄龄对宣武门之变“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葛剑雄对此有片面解读,不赘;参见《贞观政要》)至少,唐代确曾有辉煌的一段,与李世民的胸怀和“兼听”不无关系。否则何来“大唐盛世”一说?
由是观之,至少从“齐太史”、司马迁开始的古代此种史官之“心”、之职业操守,怎不令人肃然起敬?而到了现当代,史官制度消失,“人心不古”,姚文元、张春桥之流层出不穷……看来,我们真的还是应“不忘初心”——中华祖先正直史官质朴、淳朴之心,即返璞归真是也。毕竟古代史官不像当今某些无良文人,他们大多还是有些原则和操守。
历史告诉我们,颇像丛林法则和无赖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其实是无道昏君和佞臣所为,“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
可不,我们今天所见一些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口述历史”,合在一起,那不就是“人民书写历史”吗?那些何尝不是历史的事实真相?有些讲述者已来日无多,且其他历史见证者有的还在世,他们如何撒谎?何须撒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他们的回忆和讲述,早已进入亿万人心,进入历史数据库。
看来,刘少奇所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是有道理的。
§ 古代史官修史规矩也有被破坏的
一些朋友也许知道《魏书》,古时已被一些人称为“秽史”。何秽之有?其一,君王和史官坏了修史规矩,竟让一些人知晓史官记录,引起纷争,甚至当朝公开辩论,一些官员显贵主张将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拒入册”;史官被迫做某些修改,这样记录的历史自然会有失实之处,古称虚假的有所隐匿的历史为“秽史”。其二,即便如此,北魏一些宫廷达官淫荡丑闻还是被录入史册,有的还颇为详尽不堪,这也是“秽史”所称由来之一,指内容之“污秽”。足见即便《魏书》, 也未必如葛剑雄所言“都是为了维护当朝政治合法性”服务。
古代历史值得考证和修订的自然会有不少,但大多应归于历史的局限性,总体上还是从一定程度展示了相对真实的历史。如果古代历史都是那么不靠谱,“都是为尊者讳”而不可信的片面叙事,毛泽东也不会那么爱读史书了。
一位网友说得好:“现存正史,刨去直接开骂当朝的司马迁,基本都是后朝修前朝历史,鸠合前朝国史、野史,乃至奏章、文书等原始史料所成。刨去涉及本朝部分,较少有屁股坐歪问题。即便坐歪了,更有后人在后头(指如《三国志》等那样的“野史”纪录).《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对此有很好的介绍。”
的确如此啊,《三国志》著者陈寿就并非“胜利者”,他是季汉降晋之臣。后屡遭贬废。《三国志》并非朝廷命其所著,纯属个人行为,后被朝廷“伯乐”发现,恳请惠帝采录。《三国志》完整地记述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是故,《三国志》并非御用史官撰作,当然更谈不上“胜利者”对自己历史的记述,倒更像是“第三者”——“人民书写的历史”,其可信度和专业性早已得到史界基本认同和定评。
而即便古代“人民”所写的一些“野史”,从历史科学角度而言,虽须考证,但也未必不是历史重要的参考佐证,与官史对照,真实历史的影子常闪现其中。且古代“人民”所写历史题材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虽不是历史专著,但其历史意义和地位同样重要。否则,毛泽东为何不止一次推荐某些高官、将领读《红楼梦》?
纵观历史,发现刘少奇说的没错——“历史是人民写的“。“民惟邦本”,人民创造历史,历史理当由人民来书写。人民——包括历史专业工作者——岂有不能阅读自己曾亲历其中的历史记述和相关研究之理?岂有不能对此进行基于史实的平等讨论之理?
即便“实然”如此,难道不也应鄙视?■
(2021.07.02.发布 / 2021-07-04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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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2018年10月24日发布 / 2021-07-04 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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