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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在中央统战部，开年的头一件事，大概就是会同中组部、中宣部等有关部门，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选择了96名右派分子作为典型，拟出对他们的处理意见、并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
加上十几天前结束的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的归中央处理的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已经达到了200多人，其中除三位政府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外，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翔、民进中央副主席林汉达、九三学社中央主任委员许德珩、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等人。在这200多人里，绝大多数被撤职、降职、开除公职，直至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个别人免于处分。
这年的1月13日至26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连着召开会议，像抖去身上的虱子一样，纷纷撤去了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领导者的职务。以民盟为例，5个副主席里，被撤职的有2名，中央常委里被撤职的几乎达到了一半，在中央委员里，这个数字则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国，只有2万多人的民盟，却有5000余人因划为右派而遭致各种处分。
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务院关于撤销章伯钧的交通部部长、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的决定上，盖上了自己神圣的大印。
作为政治家，即便在旧中国的政治风浪里也表现得游刃有余的章伯钧、罗隆基，从此消失在新中国的政治漩涡里。除去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一空职外，两人所有的职务均被免去，开始了漫长而又郁闷的家居生活。章伯钧由行政三级降为七级，按这级别，仍有小汽车配备，仍住原来的住房。罗隆基因为态度不好，工资由四级降为九级，小汽车没有了，但仍住乃兹府胡同。
像一封受了潮的爆竹，两人再也不争吵了，彼此脸上挂出的都是无奈、枪然的苦笑。因为难以排泄的孤独感，还有无稽之谈的“章罗联盟”，双方都有了某种惺惺惜惺惺之意，当罗隆基多年的老友赵君迈作为全国政协的联络人，登门邀请他们和其他几位老友，轮流作东聚餐时，两人都答应了下来。
此后在和平宾馆，或是四川饭店，两人常常见面。餐桌上，话题似秋菊般恬淡、舒展，从天气变化到诗画古玩，从旧时野史到朋辈逸闻……一顿饭两三个钟头吃下，时光便如流水一样在五指间汩汩地逝去。话题又有着工兵般的警惕，政治恍若一道倒了他们胃口的菜，即使执拗脾气难改、仍自比受冤的屈原的罗隆基，也不会将话题的筷子伸向这盘菜。
在撤职前夕的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召来章乃器，在西花厅谈了一次话。对于后
者，周恩来不可谓相知不深，作为当年深受共产党人称道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时期章乃器去安徽主持该省财政，正是接受了周恩来关于协助在此活动的新四军的嘱托；建国以后，他在担任粮食部部长期间，工作勇于负责，多有建树，除毛泽东多次称赞粮食部是“后来居上”，周恩来也组织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听取他介绍粮食部的管理经验……
章乃器在他的《七十自述》里，记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
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两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是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材料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fǎn 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
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意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多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fǎn 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撤职后的章乃器，决意要履行他对周恩来许下的诺言，将家居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手不释卷，读了大量的马列毛经典著作和各方面的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此外的时间便花在了强健体魄上：气功，腰腿八段锦，每天还坚持做25个俯卧撑，又在浴室里摩擦全身二千多下，他的气功达到了很深的造诣，一呼一吸的时间可长达数分钟，一般的运动员也难以企及。他曾把自己对气功的领会写成了稿子，打算日后有条件时再整理出书……
（未完，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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