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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课题研究报告】 |
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 |
| 作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李若建 |
| 作者：李若建 来源：开放时代/腾讯网/三农直通车 等 本站编辑转载 （本文浏览: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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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顶头上司之外，上面任何一级官员都可以罢免县官。1958 年，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从南京到安徽参加三干会，他沿途在江苏六合、安徽天长检查。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汇报水稻亩产 700 斤，由于报的产量低于领导意图和期望，谭震林在安徽三干会上讲，这样的人还能当县委书记吗！结果这两个县委书记都被撤了职。[16]
绝大多数县官没有张国忠、刘传友等人的风光史，也不像江苏六合、安徽天长两位书记那样不幸。更多的是县官们直接受制于专署的官员，而专署的官员又主要受制于省级官员。在“大跃进”中损失最惨重的几个省份，省级官员难逃其咎，而一省之内损失惨重者，又与专署官员息息相关，很少有县级官员的行为不受上级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落实政策时，对于当年受处分的县官基本上平反，或者减轻处分的重要原因。
不过有些时候县官还是有些办法对付上级的。
安徽阜阳地区粮食征购未完成任务，地委书记被省领导臭骂一顿，便采取亲自送红旗的办法促各县完成任务，可是也有的县委书记不卖账，他们拒收红旗。{17}由此可见，在同样的一个行政架构下，很多事情还是因人而异。在一县之内,他们基本上可以呼风唤雨,同样一个省,同样一个专区,“大跃进”的破坏程度往往差别很大，除了上级领导指标压力太大,也不能说县官们完全没有责任。
一部分县官飞扬跋扈，以下几个例子可见一斑。
广西环江县在“大跃进”中放了全国最大的水稻产量卫星，当年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到哪里，都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去巡视，要社员准时到公路边夹道欢迎，离公路远的社员只得晚上打着火把赶到公路边，为不错过迎候时间，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迎接县委书记。该公社 1.8 万多人，这次出动 1.1 万多人，欢迎的队伍从头到尾共有 5 里路之长。{18}这位书记因严重浮夸,漠视民命,造成群众严重缺粮,全县非正常死亡 1.9 万人。洪华 1961 年被捕,1963年以违法乱纪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1981 年8月广西自治区党委将其处分改为党内撤职处分,恢复其党籍，按一般县级干部待遇，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1981 年9月撤销原判决。{19}
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洪到—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反右倾后，马害怕负责，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马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洪打死，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由于农民无粮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当场打死5人。{20}【本站建议：参考短视频“腾飞中国60年纪事：上要征购，下要瞒产】
安徽省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副省长张恺帆在无为县解散食堂后，整理张的“罪过”上告，导致张被关押批判(点击浏览毛泽东为此写的批示)。之后，姚奎甲变本加厉推行高征购、公共食堂等一系列措施，结果全县大量人口死于饥饿，其中1960年无为县的人口死亡率高达 15.8% 。当时农村基层干部非常害怕见到姚奎甲，能躲则躲。有的公社派人放哨，每个村都树了旗，看见姚奎甲的汽车，各处的旗帜都放倒，干部一看见信号后，只留个别人接待，其他人都躲开。{21}
显然，当年县官的行为是受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一是体制，二是个人人品。作为一个夹层官，他们几乎不可能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尽管这种命令可能是不合理，甚至是残酷的。不过，他们也有一定的权力空间，可以不把上级命令的损害进一步扩大。执行命令在官场上是理性，减少民间的灾难则是良知。
二、理 性
评价官员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民众的态度，然而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高度人治的社会，上级对下级的评价往往不是依靠民众的评价，而是上级个人的喜好。由于县官是由上级任命，也只要对上级负责，因此保护自己个人利益的最理性行为就是执行上级命令，同时还要注意让自己不要成为上级过错的替罪羊。因此县官们在风光的后面也有自己的苦恼。一位当年的县委书记回忆说，同一地区的10个县委书记，先后有8个变动，其中被判刑1人，累死1人，有6人分别被撤职或调职。他们对于“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是知道的，3年中，天天是提心吊胆地工作、生活。{22}县官们的理性选择，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压力与诱惑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指标考核的困境。为了完成指标，当年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给一级施加压力。在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对完不成指标的官员要执行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用,四留党查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23}毛泽东甚至于说，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24}
在上级高度专制下，一些基层官员稍有异议，很可能意味着仕途的终结。在信阳事件中，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死缓的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晚年说，如果知道有今天，那还不如被斗死。当年自己患得患失。当时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攀比浮夸,谁吹的高、吹的大,谁就有本事。{25}马龙山是罪有应得，但是他说的部分是实情，高压之下，县官很难不听从上级指挥。
1957年9月黑龙江省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有3个县委书记因为说了一些同情农民的话，比如说购粮任务太重、农民留粮标准不够吃；向上假汇报，就会受到表扬，谁要提出困难，遭到批评，结果1个被定为党内右派分子、1个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个被撤职批判。{26}
1958年广东省信宜县亩产只报400市斤，是全地区最低的，为此县委书记、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在地区作检讨，并于1959年被调离。{27}1958 年吉林省双辽县因没有完成高征购，县委书记被地委撤职，副书记留党察看。{28}
江苏省准安县委书记要求将外调1亿斤粮食的任务减为3000～4000万斤，因而被地委领导带到南京向省委负荆请罪，此事导致这位书记患上精神分裂症。{29}1959 年河北省围场县县长因担心无法完成上级压下来的粮食征购任务，因此在地委的任务书上签上“在不违反政策下，力争完成”，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1级。{30}
相反，如果超额完成指标任务，荣誉与晋升就会接踵而至，这对县官们来说有相当的诱惑。例如，1958年9月，中央通知平均亩产小麦在 250 公斤以上的县的县委书记可以去北京上天安门（包括天安门下面的看台）参加国庆典礼。{31}一些在“大跃进”中折腾的县官们立竿见影升了官，如前文提到的广西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山东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在“大跃进”期间均升了官。
（二）内部矛盾
有研究指出，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局面下,体制内会出现一种相互攀比的竞争现象。{32}
“大跃进”时期，这种攀比空前。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政绩的竞争上，更多体现在权力的竞争上。内部矛盾既体现在同级政府之间的攀比，也体现在同级官员之间的权力分配上。
压力不仅来自上级，有时也来自同级的攀比。完成任务并超越其他地区，是官员晋级的筹码，因此不甘落后就成为常态。河南省范县（当时属于山东）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参加省里在聊城地区寿张县召开的一个虚报产量的会。范县与寿张县是邻近县,范县1958年夏季小麦产量亩产96斤，寿张县报亩产260斤。省领导点名批评范县说，你们范县与寿张县两县相邻，地质相同，寿张的小麦亩产260斤，你们范县怎么只有96斤呢？你们是挡道右倾。于是范县从此也浮夸起来了，粮食产量一直浮夸到亩产5067斤。{33}
今天GDP是衡量官员政绩的指标，不过这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才在中国流行的指标。当年衡量官员的指标比今天还实在一点，就是粮食产量、钢铁产量这些具体指标。
因为政绩的关系，如何报粮食产量往往引起官场内部矛盾，一般地说，是第一把手（书记）要报高，具体负责的副手官员不敢报太高。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成绩是第一把手的，而责任往往由副手承担，也就是通常民间所说的“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在当年，这种事例比比皆是。
1957年秋，安徽桐城县委领导成员之间对全县粮食总产量是3.7亿斤还是4.3亿斤发生争论，坚持3.7亿斤的县长被划为右派，而当年实际产量是2.92亿斤。{34}
1958年新疆玉田县委书记对当年的粮食产量估算为4.1亿斤，一位副书记认为3.5亿斤（基层报为2.2亿斤，实际产量2.1亿斤），估产同样偏高，但这位副书记以“右倾反党”的罪名受揭发批判。{35}
1959年初，河南省永城县长和县委两位副书记主张向省和专区要粮食以应急需，县委书记等人表示反对。1959年10月县长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连续批斗数场，并遭受毒打，下放劳动改造，直到1961年秋平反。{36}
1958年10月浙江省龙泉主张从实际出发确定全县粮食产量的县长和一位副书记遭到批判,以“严重右倾”、“非组织活动”为由被撤销党内外职务。{37}
（三）工作技巧
宣传鼓动是战争年代的一种动员技巧，宣传在一些基层官员心目中等同于夸大其词，而这种工作技巧在当年依然被相当一些县官所推崇，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这些没有不妥。
河南一位县委书记在党代会上发言：“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式，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38}
河北省安国县是全国“大跃进”的典型之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曾先后来安国县视察，1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使团、代表团来参观访问，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和上百个县的领导与各类技术人员也来学习、考察。县领导授意摆假粮库，以应付各类参观，把粮食摆在门口或窗口上，用玉米秸围住，实际里面都是空的。县领导宴请这些弄虚作假的干部并在大会上赞扬说：“我陪你们吃饭，是因为你们给县长长了脸，开了个好头。”{39}
当时赫赫有名的河北省除水县的县委书记与副书记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
副书记：“你说一亩几万斤，能达到吗？”
正书记：“是达不到。”
副书记：“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
正书记：“这么喊能喊出大家干劲来，我们不能泻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
副书记：“你得实事求是呀。”
正书记：“那不行，那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40}
河北省新河县的花生“卫星”上天过程，充分体现了县官的领导技巧。
县官们想造一个花生的“世界最高丰产田”，当然是造不出来的，于是县官们半夜三更把负责丰产田的基层干部找来，一方面要求“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反正亩产必须达到1万斤”，另一方面用“要解放思想，多想办法”等言词来诱导、暗示，要求采取“外科手段”，以弥补产量的不足。当然县官不会直接教基层干部造假。基层干部见“不说大话下不了台，不编谎言出不了屋”，只好保证完成亩产万斤，才能够脱身。这位基层干部最后只好往试验田里埋花生。事后，在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接见一位参加造假的青年干部时说：“给你在海淀区选一块地方，搞花生丰产试验，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如果亩产能达到万斤，你就进中国科学院，不要再回去了。”这个青年被留下以后，这下无法造假了，他整天一筹莫展，甚至落泪。大约一个多月，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看出他的难言之苦，向周总理汇报后，还是让他回去了。{41}
三、良 知
县官虽然权力很大，但是命运基本上掌握在上级手中，因此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他们应该对上级惟命是从。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任何把一个阶层污名化或者光环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对于当年的县官来说，由于巨大的人命损失和大量的恶劣行径，整个群体很容易被污名化，其实这一群体中有不少人依然保存了人性的光辉，值得后人怀念。
当时的玉门（县级市）市长杨志范曾作了这样的如实记录：“腊月三九天，北风刺骨寒，路遇冻死人，沿途牛驴死，大车七零落，凄凄惨惨寒”，“走了几村庄，没见鸡狗影，没见有猪羊，未闻猫儿声”，“红旗挂在墙上，牛皮吹到房上，胸前戴的章章，肚子喝的汤汤”。这位市长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42}由于县官是比较了解实际情况，因此他们一些人会受到良知的折磨——只要他的良知没有完全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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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6} 陈昭亮：《胡泉涡阳放粮记》，载《江淮文史》2007年第1期。
{17} 同上。
{18} 王定：《亩产13万斤“大卫星”的幕后》，载萧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19} 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大事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
{20} 肖冬连：《共和国年轮（1961）》，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 ～ 13页。
{21} 丁人卜：《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载邱石（编）：《共和国秩事（二）》，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
{22} 宫家和：《在南川十四年》，南川市政协1995年版，第58页。
{23} 樊天顺（编）：《国史通鉴》，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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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晋夫（编著）：《“文革”前十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25} 靳占修：《浮夸忧思录——不堪回首天堂泪》，载《中国统计》1995年第5期。 {26} 黑龙江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黑龙江农业合作史》，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 ～ 309页。 {27} 杨豪明（主编）：《中国共产党信宜地方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28}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白城简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29} 荀德麟（主编）：《淮阴50年史（1949—199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30} 围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志》，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 {31} 邵文杰：《“大跃进”中的几个突出问题》，载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3页。 {32} 周飞舟：《锦标赛体制》，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33} 岳鸿胤：《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产生情况调访录》，载《濮阳文史资料》第13辑，2002年版，第232页。 {34} 桐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桐城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3页。 {35} 夏庆明、吴尔亮（主编）：《玉田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36} 永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城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37} 林世荣（主编）：《龙泉县志》，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38} 楚汉：《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39} 吴战威：《安国县“大跃进”》，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9辑，2000年版，第84 ～ 85页。 {40} 同注{12}。 {41} 车立成、张文洲、赵宏根：《花生“卫星”是怎样吹上天的》，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9辑，第121 ～ 125页。 {42} 刘曙样：《60年代初玉门市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回顾》，载《玉门文史资料》第3辑，1997年版。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
【相关链接】
3、略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唐正芒、胡燕）
6、林蕴晖教授主讲(视频)：① 1958 年的“大跃进” ② 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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