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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唯辛与他的肖像作品:王容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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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史料】 |
作者:施平 来源:《南方周末》/网易新闻等 信息获取:2005年7月 (本页浏览: 人次) |
【本站按】林昭、张志新等思想的先驱,被冤杀于文革最黑暗的年月,虽令人义愤和扼腕,但起码符合荒诞时代的荒诞逻辑。而粉碎“四人帮”以后,同样是思想的先驱者——青年工人王申酉却被处决了,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思想罪、言论罪(文革中叫“恶攻”罪)与天朝子民如影随形数千年,何日才是头? |
当我阅读王申酉的《亲笔供词》和他的日记和信件的时候,情绪十分激动,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人才啊!我感动得不禁落下了眼泪。
我把《亲笔供词》翻印了寄给北京的几位理论界人士去看、去评,他们认为: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对我们国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能提出如此系统的见解,实在是了不起的事。
一位权威的政治经济学专家看了后说:“王申酉已能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用自己简洁的语言谈清楚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十分难得的。他所提出的看法和主张,正是我们已经开始实行或尚待实行的政策。”而正是这样一位优秀不凡的好青年,在历尽残酷斗争和折磨之后,含冤长眠九泉了。
一、引 子
● 私人情书上有“恶毒攻击”之词怎么就犯杀头之罪呢?
1978年8月1日,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叫“上海师范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平反冤假错案。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我说,平反冤假错案,一秒钟也不能耽误。粉碎“四人帮”以后,仍让一些同志继续生活在冤假错案的痛苦中,简直是犯罪行为。这是出自我切身体会之言,得到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1979年8月1日,我接到师大毕业的一位研究生写的信,说粉碎“四人帮”半年后的1977年4月初,上海法院判处死刑枪决的师大物理系毕业生王申酉,可能有错,希予以查处。
我在查阅学校有关档案中发现,这是毛泽东逝世后由学校捕送普陀区公安分局的。一个月后,学校又补送了正式公文,文中称:“王犯申酉,罪行十分严重,实系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他死不悔改,在全国人民哀悼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书写恶毒攻击毛主席‘万言黑文’,要求从严惩处,建议判处死刑。”
我仔细阅读材料,心里盘算再三,发觉所谓“万言黑文”,只是他给恋爱对象写的一封情书。私人情书上有所谓“恶毒攻击”之词怎么就会犯杀头之罪呢?我派我的秘书李树俊同志,持我的介绍信到区公安分局,要求查阅有关档案,得到分局的支持。
李树俊看了档案并带回分局决定处死王申酉时所开列的罪状油印件一份,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而且感到十分愤怒不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竟还依这些“罪行”来杀一个大学生,公理何在?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请市委予以平反昭雪。
开列的这些“罪状”,是些什么内容呢?
原来,王申酉在情书中,为“彭德怀这位热血老人”呼冤叫屈,为在“文革”中“打倒刘邓”忿忿不平,并说“文革”使“中国倒退了”,他还批评人民公社勾画的改造社会蓝图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批评闭关自守政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130年前带着兴奋的心情看着印度和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一起参加世界历史活动。然而130年后的中国现时状态,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天有灵,该会产生多么遗憾和失望的心情啊!”
在我详细阅读王申酉的材料中发现,王申酉除有个别观点不正确及一些语词不当外,在“四人帮”覆灭前,在当时黑沉沉的中国大地上,有如此精深正确的观察,高水平的先见,是多么难能可贵,他的不少分析和预见为粉碎“四人帮”以后迄今党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所证实。
王申酉在他的日记中说:“别人加给我的罪名,正是我的成就。”以上“罪状”的性质恰恰就是如此。据此以反革命罪判以处死,实属莫大冤案,这又一次为“两个凡是”路线的错误提供了确证。
二、转 向
● 王申酉因肚子吃不饱,萌发了对国家政治现实的思考,他激动地在日记里写道:“我再次呼吁,我要吃饭……在马克思主义里,他找到了答案
王申酉,1945年8月生,祖籍河南南阳,父母都是逃荒来上海的贫农、苦力,解放后翻了身,生活有所改善,父母从小教育王申酉爱党爱国。
中学时期,王申酉是一个优秀学生,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但最热爱的是看书。他对衣着、食物全不关心,得到的零用钱都去买书,白天有空就上图书馆,晚上看书到深夜。父亲因为怕他弄坏身体,又因看得太晚费电,常骂他甚至打他,但都改不了他的这个习惯。他伤心透了,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话:“我仍狂爱书籍,情愿少睡觉”,“我看书的热情是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的”。
初三时,哥哥王申同送给他一个日记本,他在扉页上写道:“从3月20日起,每天有什么心得体会和事情,我一定同申同哥一样,毫不保留、毫不羞愧地记在这本日记上,并做到笔迹端正。”王申酉一直按照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做,一直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不论喜怒哀乐,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在他的日记中没有“禁区”,上自党中央、毛主席,下至学校、家庭、朋友、同学,都没有虚假和掩饰地写下自己真实的心声。【在没有思想、言论自由的国度,写“日记”绝对是危险的事,此举曾带给多少国人以灾难!王申酉的悲剧再次对此佐证。——本站注】
1962年初,王申酉以优秀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的精力集中于自然科学,但自高中时起,他还爱上文学,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各种名人传记。大学一二年级时,他的知识面已相当广阔。
他进大学时是18岁,正在长身体,粮食定量不够吃,而学校的“劳动课”越来越多,他的身体支持不了。他激动地在日记上写道:“我再次呼吁,我要吃饭,由于下乡劳动,用粮突然增长(我是付出了巨大蛮力的)……现在我每天只吃15—16两(约合现今0.5千克),而菜几乎是没有油水的青菜之类,人们身上的油水恐怕刮到最深刻的地步了……”王申酉因肚子吃不饱,萌发了对国家政治现实的思考,开始窥探复杂庞大的社会领域,他觉得对许多问题不清楚,他朦胧地觉得这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他想搞清楚这些问题。
由于他坚持独立思考,必然与随后而来的“文革”发生尖锐矛盾。王申酉政治生涯的坎坷,从到崇明参加“四清”时就开始了。
1965年7月,他们全班学生下放崇明农村搞“四清”。王申酉进大学之初就要求入团。到崇明参加“四清”时再次要求入团,不但未成功,他的“日记”却被团干部摘抄了,受到严酷的批斗。由于当时“文革”动乱已开始,学校已陷入混乱,对他没有下处理结论。
他对于团干部竟可以偷阅私人日记,日记上的自我表白也成为批斗材料,十分反感,他对这种社会现象十分迷惘不解。【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日记成为对人进行“斗争”甚至判处刑罚的罪证,这就是典型的“思想罪”了,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的真实现状——本站注】
返回学校后,他感到自己很可能列入被斗的行列。他就实行起半真半假的“韬晦之计”,以“响当当”的工人家庭成分参加了“红卫兵”。他为头头之一。他认为可以躲过灾难了。但对立派立即贴出大字报揭发他写的“反动日记”,抄了他的家,将他隔离审查,轮番毒打。
“韬晦”不成,他又想回到科学之路上去,并决意把英语、德语学好,但他的书籍都被抄走了。他想,学校图书馆的书无人读,他为什么不可以去“索要”回来一部分呢?他就去“偷”了两百本科技及其他类的书,他“偷”时对着这些书默默地说:“我会以千万倍的价值偿还国家的!”
他潜心读书,可社会的风暴又无法使他安下心来,他仍关心着国家及世界大事,于是他到旧货商场买了些旧、次零件,装配一架半导体,偷偷收听国外电台广播。
1968年1月“清队”(即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其目标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本站注。另:点击这里查看史志)时,王申酉自然又受到残酷批斗。对他学习外语,则认为是为叛逃外国做准备,同时学校向市公检法军管会控告王书写反动日记、收听敌台广播和盗窃学校大量书籍,于是,他被逮捕,投狱一年零三个月,最后以“思想犯”的结论而判教育释放。后来又因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写了《我的自白》和《大学六年思想小结》两张大字报,以“坚持反动立场,破坏一打三反”的罪名被作敌我矛盾处理,监督劳动。
1970年,华东师大准许王申酉毕业并分配工作,但有关单位看了王申酉的“历史档案”后,不愿接受。王申酉这次受到的心理打击,比受残酷批斗、毒打还要伤痛。他原想会被分配到大西北穷山沟中去做中小学教师,如这样他也愿意去干一辈子。可是现在分配不出去,社会丢弃了他,他感到完全绝望了。
这年11月,王申酉被学校送往苏北大丰(农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自“文革”开始到送大丰劳动前的四年多时间中,王申酉常处于迷惘、彷徨中,心情时而高昂,时而下沉,激烈的思想矛盾和痛苦,使他最后汇集到一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上究竟是怎么说的?“文革”这些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吗?要搞清楚“文革”及中国近二十余年的发展,必须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原意中去找答案。他觉得自己太幼稚了,马列理论只知点皮毛,人云亦云,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到大丰后,一场惊人的学习开始了。
王申酉很清楚,大丰不是为他准备的读书的好环境,他是在监督下劳动,他要为自己争取到读书权利,首先必须在劳动改造上使监督者无话可说。因此他早出工,晚收工,出大力,专拣重活、脏活干。他集中精力通读《资本论》三遍,通读《马恩全集》到第十三卷。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他逐渐觉得眼睛明亮了,敏锐了。他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他首先对“文革”作出了结论,他说:“当我读了马恩列斯大部分著作以后,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根本不是马列,马列是正确的,他们不过是挂着马列牌子的封建主义而已。”
王申酉在大丰如此刻苦地大量读马列的书,该得到造反派的表扬了吧?不,相反他由此而不断遭到批斗,说他刻苦攻读马列,是准备在理论上进行反击,迫他交代反革命意图。王申酉坚持不屈,一再进行申辩。后来师大造反派终于把他躲进破旧小屋读马列的这点权利也剥夺了。1972年6月,他被从大丰调回到学校物理系做清洁工作和在校农场劳动。不久,又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学校监督劳动。
王申酉被处死的罪状就是他这期间写给女友的一封信。
这封信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呢?这得从他恋爱生活屡屡横遭粗暴干涉谈起。
三、恋爱风波
● 王申酉知道,他的爱情“生死簿”掌握在学校保卫组的手里。他和吴顺娣的着急心情和恐惧感也随之加剧
1974年,王申酉已经29岁了。他迫切希望结婚,希望获得一点家的温暖。
在学校劳动中认识了女工李善美。李同情他,待之如弟,并给他介绍了崇明农场知青谢芳做朋友,两人感情渐深。此事被学校保卫组知道,保卫组去找谢父母,说王申酉是“反革命分子”,现在监督劳动之中。谢芳的父母十分害怕,强迫女儿与王断绝了关系。后王申酉与另两人恋爱,亦同样遭受破坏。
1976年2月,王申酉又从奉贤调回学校参加“人防”劳动(“人防”者,“人民防空”也,亦即挖城市防空洞等工程,属于当时防“苏修”核弹进攻的备战措施——本站注),由学校保卫组直接监督。
此时王申酉已31岁。但他是人,人就有七情六欲,他要爱,要追求人生的伴侣。中学时代的女同学热心为他介绍了一位身材颀长优美、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青年女工吴顺娣,王申酉十分满意。吴顺娣亦有独立思想见解,两人有共同语言。姑娘为王的才华所倾倒,两人的感情逐渐加深。
王申酉在一次给吴的情书上说:“你有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坐了牢,你肯为我送衣服到牢里来吗?”“我相信我所想的和做的是为了有利于社会,而不想损害社会,我永远也不承认犯了什么反革命罪。”吴顺娣表示理解他,不害怕什么。
王申酉自结识吴顺娣后,一面因爱情日益加深而感到激动、幸福、快乐;另一方面,过去三次恋爱遭受破坏的残酷阴影,经常罩在他的心上,害怕再遭到同样的命运。王申酉知道,他的爱情“生死簿”掌握在学校保卫组的手里。他和吴顺娣的着急心情和恐惧感也随之加剧……
(未完,点击这里:到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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