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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军·(清华大学附中特级教师) |
撰稿:韩 军 来源:惟存教育网站 本站编辑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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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偏了写实,应重视写虚 9. 偏了统一,应重视多元 10.偏了技术,应重视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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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后,西方“科学的东西”引入到中国,引入到语文教育之中。
这些“科学的东西”有,西方的语法学、写作学、文艺理论学、阅读学乃至文章学、词汇学等,还有诸如所谓“新三论”、“旧三论”的东西等等。这是好事,对语文教育的规范和科学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而,本世纪以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出现了区别于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奇观,就是出现了“讲深讲透”、“析细析微”的现象,西方化的语法学、写作学、阅读学等等知识,大量地进入到中小学语文课本之中,不仅仅是西方语法学、写作学、阅读学等“知识”的进入,而且是整个西方化的、所谓科学的教材“编写体例”的进入、西方化的“教材讲授方式”的进入。甚至在小学里,一篇《登鹳雀楼》也能洋洋洒洒分析内容20分钟(张志公语)。
叶圣陶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说:“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究方面比以前注意得多了;可是 学生吟诵的功夫 太少,多数学生只是看看而已。这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面不偏 。吟诵的时候……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这是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叶老先生这段话,是针对四十年代的情况说的,四十年代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呢?熟悉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现状的人知道,这种“重分析、轻吟悟”的状况,愈演愈烈。现在 50 年过去了,情况怎么样了呢?也可以说,仍并无大的改观。
请各位注意,我并不反对“理法”的分析,不主张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全盘吟悟。我是说吟悟——这种中国传统的颇为有效的语文教育方法,与来自西方的所谓理法的分析相比,在成效上绝不比它差,甚至有时远超过它。
为什么把我们民族自家的、这么好的语文教育的“看家本领”给丢掉了呢?我想,说透了,这实际是自五四以来的一种泛化的崇仰西方科学的民族自卑心态所致。五四后,似乎各行各业、各门学科,一切都讲科学,都讲理性分析,讲分解和所谓的“解构”,似乎语文教育不讲这些、不引进这些,就是落伍的、低效率的。未来中国语文教育,应该拣起这个丢弃“宝贝”了!
五、偏了理解,应重视背诵
人的语言(言语)能力的学习、语言(言语)能力的形成,其实主要是依靠对前人经验的一种模仿;且基本是一种“不求甚解”的模仿。因而背诵在语言学习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语言能力的形成,当然需要“理性”的参与,需要“理法”(如语法、写作法、文章学等)的帮助,有时这种“理性的参与” 、“理法的帮助”还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譬如弄清结构、分清层次、总结归纳等等。
但是,背诵,对语汇材料的积累、对整体文句的感性的积累,所起的作用比抽象的“理”解,所起的作用更大。背诵,是化别人的语言为自己的血肉。那文句、那意境,萦绕心头,如发于已心,如出于已口。愈积累愈丰富,愈丰富愈自然贯通,逐渐就积淀成一种语感了。中国传统的语言教学,最基本、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背诵。巴金先生能够背诵200篇的《古文观止》,茅盾能够背诵全本的《红楼梦》,这是他们作为文学家有着超人的语言能力的重要原因。
可是五四后,尤其建国后,以“理”来解语言、来学语言的方法,代替了以“背诵”为主基本不讲“理”或少讲“理”的方法。几十年来,中国语文教育的课堂上讲“理”过多,而求“背”太少。从偏于分析、轻视吟悟,到偏于例子、轻视数量,再到偏于理法、轻视背诵,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探索者有一个美好幻梦——即总想走出一条所谓的“科学化”“理科化”的捷径,但没曾想,却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歧路! 繁琐哲学、玄虚之学、形而上学的纯技术化的习题、板滞的操作课型与步法等等,在语文教材和课堂上,泛滥成灾!从小学到中学用2700课时学自己的母语仍过不了关--此咄咄怪事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过于崇信所谓西方科学主义理性的结果。要大大提高中国语文教育的实效,在不丢弃适当分析、例子、理法的前提下,非重视吟悟、数量、背诵不可!
六、偏了散文,应重视诗
翻翻我们的教材,散文(广义的)占了 90% ,诗退居到了 10% 。(我这里说的诗也是广义的、宽泛的,那种虽以散文的体式写成,但内核具备诗的精神的,也是诗。)对现代诗选得少,对古典的诗选得也少。语文考试也有个流行的不成文的禁令,那就是作文不能写成诗。
这是否也跟当代中国社会的大的政治文化心态直接关联?这个大的政治文化心态就是--实用。
实用,从大处说,是国家的政治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小处说是人际交往。而散文是广泛应用的文体,但是,诗,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无可用”。
可我们是一个诗的国度!我们有着几千年的“诗教”传统,“诗书传家”--不但可用之于家,还可用之于国。孔子甚至说,不学诗(诗经)无以言。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的诗歌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诗,是中华文化精华中精华,是中华文化宝库中最光辉灿烂的部分。古代文人,写诗抒怀,以诗筹答,以诗相赠,是平凡生活中最平凡不过的事。可现代当代的文人(广义的),还有多少能写诗!即使能写诗,可又有多少人能够写得好诗,实际情况确是“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说,中国诗教的薪火已经快没有传人了,快要熄灭了!追根溯源,这不正是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一个悲哀吗?
其实,从少年儿童自身的特点讲,诗最接近于他们的性情,最接近于他们天真烂漫的心灵。干脆说,孩子天然就是诗人。三五岁的孩子脱口说出“天空中有美丽的动静”这样的话,这不是诗是什么?这是“天然去雕饰”。中国今天的孩子,诗的天分还没有得到任何发展,就在语文课上被老师们按着头去学“实用”性、“交际”性的所谓散文,这无异于摧残、扭曲。退一步讲,即使为了 “实用”、“交际”,通过具有神奇想象的诗来学语言交际,成效其实更大!
诗诉诸于人的“内在精神”,散文诉诸于人的“外在交际”。我们不能只顾实用性的交际,而荒芜了孩子的“精神”。
七、偏了峻厉,应重视雍容
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太重了,它太庄重,太沉重,太峻严!一直以一副峻急严厉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主要指四个方面,教材的内容、课文的阐释、教学的方式、教育出的孩子。
教材的内容:社论、领袖的报告、领袖的故事、直接阐释时政观点和政策的文章, 太多地充斥于我们的教材之中。相反,谐趣的、幽默的、亲和于人的文章,你能从小学到高中的24册语文教材中找出几篇?对比一下英国人编写的《新概念英语》和中国的语文课本,同是语言教材,哪个更有趣、更有人情味?其实,中国的文章中有许多是诙谐有趣、循循善诱、和言悦色的,诸子百家中有许多寓理于诙谐幽默、于日常情事之中的妙文。这是中国文章的一个传统。 我们古代有《笑林广记》,现代也有老舍(如他的《老张的哲学》)、钱钟书(如他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更有当代的王蒙(如他的《冬天的话题》《坚硬的稀粥》)、王小波(如他的杂文)。他们都是文章大家。可课本均不收。
课文的阐释:对现行教材中所有课文的解读和阐释也太庄重。我们现行教材中,许多篇目中都有幽默诙谐成分,但是我们却大大忽略了、视而不见。如《拿来主义》、《文学与出汗》(已删)、《茶馆》、《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甚至“山药蛋派”的赵树理的作品,均有不少谐趣在。可《拿来主义》只成了“批判卖国主义和怎样继承文化遗产”、《茶馆》只成了“送走旧时代”、《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成了《红楼梦》的“阶级斗争的纲”。原本是幽默小说的《警察与赞美诗》、幽默占绝大成分的《变色龙》、《高祖还乡》,对其诙谐幽默成分, 我们也都从轻淡然处理,以“兴无灭资”“息封灭资”思想正襟危坐着来阐释。
教学方式:我们中国的语文教师还承担着一个所谓的 “因文解道 ”、既“授业”又“传道 ”特殊任务,因此我们的语文教师, 每备一堂课,都要自觉地“崩紧一根弦”,想方设法从哪个环节上加以“传道”;一走上课堂,都自觉不自觉要庄重起来、严整起来,换一副面孔。如此,面对庄严的教材、庄严的“道旨”、庄严的文字,再加上中国教师自古古板庄严有余、师道尊严意识根深蒂固的传统,师生们怎敢潇洒、怎敢诙谐!语文课怎敢“散开怀抱”、怎敢让心灵飞翔!
教育出的孩子:我们“庄严”的语文教育体制下教育出的孩子,写出的文章、说出的话,跟小大人一般, 沉稳老成,老气横秋 ,甚至千文一面,很少有人会在文章中“幽他一默”,来点诙谐,加点调侃,妙趣横生的文章更是罕见。当今优秀作文期刊和书籍铺天盖地,但是真正纵情挥洒、谐趣为胜的作文有几篇? 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十几年的课堂上,学的是教师用“庄严”的方式讲授的“庄严”之文,并且把写文章看成是正襟危坐的、十分庄重的事情,写文章关乎国运、关乎民生,绝对玩笑不得。因而孩子们摊开作文本面对方格稿纸时,便不自觉地“峻严”起来了。再想想,几十年来,中国的文人也太沉重了,中国文人、作家能够写诙谐幽默、嬉笑怒骂文章的,也不多了;即使写出来(如魏明伦、王小波、王蒙、李敖等),也大多被主流意识所排斥,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认为是逆流!
我们的孩子写“庄严”、“神圣”乃至慷慨激昂匡时济世之文,多是行家里手,如流水般立笔成文,但几无“怀抱真言”,或编好人好事、或假造高亢之辞,均是由课本学来的“伪神圣”之论和社论文风,为“庄严”而藏起自我的谐趣,为“神圣”而隐藏自我的平凡。这是一股矫饰文风,扭曲孩子灵魂、戕害孩子精神!
我想,以上这些,是否跟百年来中国人“民族救亡复兴”的巨大思想压力和精神压力有关,跟当政者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的大旗下,禁锢个人精神自由和情感自由、禁绝个人志趣的伸展有关?百年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中,确实一直存在一个“精神气度”问题。百年来,中华“民族救亡”形势的严峻和“民族复兴”重任的沉重,蕴成一股无形的强大精神氛围,再加上人为的专制特色的文化空气,如巨石般压在现代中国语文教育身上,使得它的“精神气度”一直那么峻厉、狭仄、沉郁,缺乏一种雍容、宽宏、自由的风范。 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一直高高扬起“语文教育为现实应用”这面旌旗--建国前语文教育为民族救亡之用、建国后语文教育为民族复兴之用。我们呼唤,语文教育中多一点平凡、多一点谐趣、多一点自由、多一点真我、多一点雍容与宽宏自由的精神氛围……
一句话,少一点“伪神”、少一点“伪圣”,从语文书本到教师的面孔,都不再那么峻厉、冰冷!急功近利时,莫弃人的真精神和大精神如敝屣!反伪神、伪圣时莫弃真正的神圣如敝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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