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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论语》中的糟粕 |
· 应学俊 · |
撰稿:应学俊 来源:本站 本站编辑转载 (浏览数:人次) |
五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尽管丰富多彩,但它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这几乎无须论证,大概也不会有人反对这样的研判。那么同样,作为中华文化中重要的一本书书、也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记录约2800年前中国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与学生言行、思想的《论语》,不论它有如何超越时空的伟大,起码因历史的局限性,也必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否则“与时俱进”一说也就不能成立了。信手一例:即以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我们总不能说孔子鼓吹统治术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矣”也算“伟大的精华”吧?
其实笔者丝毫无意贬低孔子,他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中有许多的确是精华,禁得起时空检验,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倒是几千年来集权之下的中国“盲从”和形而上学的片面、极端之风盛行——“文革”中伟大领袖一说“批孔”,红卫兵和造反派就砸烂孔庙和许多文化遗迹;而今一说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便不分青红皂白又一哄而上,连当下举行纪念孔子的活动也要劳师动众大把撒钱穿起古代服装行古时叩拜之礼,使人一头雾水或忍俊不禁;中小学校甚至重印《三字经》《弟子规》,要小孩子摇头晃脑地去背诵,似乎这些东西都完美无瑕字字珠玑……加上于丹之类“教授”上CCTV把《论语》当“心灵鸡汤”任意曲解以配合时下统治者的需要,弄得一些人趋之若鹜甘之如饴,而另一些人却感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
如于丹一类“教授、学者”是否应当好好掂量一下:老百姓越是被你们煽忽得趋之若骛,作为知识分子、学者,难道不是更应该重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学术担当?难道不应该更认真想想自己所写所言能否禁得起时间、空间以及实践的检验?
其实大凡一哄而上,其中必有盲从和片面。君不见,毛泽东号召“批林批孔”时,全国民众乃至很多“教授、学者”不也是众口一词?可结果呢?如今又尊孔了!所以,如于丹一类“知识分子”真该谨言慎行,以免一时“走红”而最终成为历史的笑柄。
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正是引导民众正确分辨博大的中华文化中并存着的精华与糟粕——精华自然应当继承和弘扬,而糟粕则应弃如敝屣,防止继续贻害后辈国人。于丹这类教授、学者们做过多少这样的事儿呢?当于丹们看到有人排着队买自己的《论语心得》时,应该知道:他们大多对《论语》原著知之不多——那么,从一个知识分子、专业文化学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出发,于丹们对如此讲述《论语》讲述“国学”是否有值得忧虑之处?是否该如履薄冰?
正如西方人未必个个信仰基督教,但人人都知道《圣经》一样,中国也是人人知道《论语》、孔子,但对其中的大多数具体内容能熟知的并不多。正因如此,我们的主流媒体、主流学者如果把《论语》及儒家思想不加鉴别地一味推崇到极致,使之成为所谓“心灵鸡汤”,而不是引导广大媒体受众和更广大的民众自觉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结果必然导致盲从,以致将糟粕也当做精华继承下来而成为遵从的德行准则——因为那是连今人、政府部门官员都匍匐在地去祭拜的孔子说的呀!不幸的是,这样的效果已经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政府部门和“于丹们”对孔子及中华文化的推崇备至,虽然反对者大概大大少于肯定或追捧者,但别忘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中国共产党在当初也是少数又少数的。
不说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质疑,也不说有自称是于丹学生者撰文写书表示“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其实,就一般网民提出这方面质疑的也很多了。
《论语》中精华是不少的,于丹等之说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再赘述。但有什么糟粕呢?书店里自有相关书籍,网上的文章也不少,还是有人不盲从的啊!这里选记几则,在此做一“阅读札记”,也就是想引起一些朋友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罢了。连恩格斯晚年都坦呈“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也曾经错了……”,而况孔夫子乎?
以下并非全为笔者撰写,引用自然注明出处——
【网文摘编/综述之一】于丹如此解读“子贡问政”
(引文原作者:李悦 /《批评于丹(7)》 来源:腾讯读书)
《论语·颜渊》第十二之第七:“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于丹的解释是: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本站注:此话似乎耳熟,细细一想,原来历史上有人说过类似的话,近浏览网页曾见,袁世凯当年发布《尊孔令》时就说: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于丹所言岂不与此如出一辙?(点击:引文出处)。】
姑且不论于丹的全部解释,仅以她对“信”的解释,起码就犯了古代汉语的常识性错误。
于丹在这里把“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和“对政权”的认可,这显然是将“民”当成了这一句话的主体、主语了。然子贡向孔子问政,问的是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稳定,需要哪些条件。孔子回答时也必然是把国家作为主体亦即主语的,只有国家才能做到“足食”和“足兵”,同样也只有国家在“必不得已而去”时,有权力和有能力“去兵”和“去食”。因此,“民信”的主体也是“国家”,而不是“民”。
“民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国家须)取信于民”,即让老百姓相信国家。【本站注:“相信、信任”和“信仰、信念”岂能混为一谈?上级组织“信任”某个同志能说“信仰”某同志吗?】
孔子非常强调国家应该取信于民的思想,例如他在《论语·子路》中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本站注:这其实也就是所谓“民无信不立”了。】
以上“上好信”的主体是“上”,指的是“上”讲信誉,取信于民。孔子还在《论语·阳货》中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信则人任焉”,是说“上”如信实、言行守信,就会使别人为你效力,“信”显然不是指什么“信仰”,而是“上”取信于臣民,这是一目了然的。
【本站感悟】于丹此种解释无疑是非常有利于当今国家、政权之“稳定”,非常有利于增强所谓民族“凝聚力”的。但《 <论语> 心得》也罢,解读也罢,在中国最大的电视媒体上面对上亿受众总不能因为某种主观目的而随心所欲地诠释经典吧?而于丹教授为了突出“信仰”之于国家“凝聚力”的重要,竟也首肯孔老夫子的“去食”,并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听了让人不寒而慄——是啊,三年大饥荒数千万国人因“没有粮食”而死,在于丹看来也无足惜了,可这与当今“以人为本”的理念好像也相去甚远了吧?此说还能算作《论语》中的“精华”?其实,老百姓饿死了,对国家还有何“信仰”可言?这岂非无稽之谈?!此时于丹大概忘记了什么叫“民以食为天”了吧?
以笔者愚见:去兵可,去信可,唯独不可去食;因为世上万物人为本,没了粮食百姓要饿死,百姓都饿死了还有什么国家、军队?还有什么对政府的“认可”?而政府努力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富民强,这是最大的“取信于民”,自然也不愁军队的事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于丹教授为何要如此勉强地“圆”孔老夫子这本来就没什么逻辑的废话呢?
而且,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来看,于丹已经把精神层面的“信仰”置于物质之上了,似乎“信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高于人的生存。可即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也已经陷入唯心主义。从这一点来说,真的要消消于丹之“毒”了。如此解读经典“教化”民众,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何在?难怪央视“一鸣论道”也对于丹如此解读“子贡问政”发出质疑而有所评述了(点击这里:看央视视频“一鸣论道”的评述)。
(未完: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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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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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2009-09 -17 编辑发布 / 2019-02-23 修订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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