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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张维为、宋鲁郑的“超越、跳出”——上篇：张维为要“超越”的是什么？· 应学俊 · |
| 作者：应学俊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编辑发布 （本页浏览：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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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已经被执政党列入“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领导人多次宣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此可谓立国原则了。当然，现在把“社会主义民主”界定为“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高度统一”。可是,张维为、宋鲁郑等在国外却常常遭遇有关中国民主的质疑和批评,他们应对捉襟见肘，于是要设法解困。
一、张维为、宋鲁郑所谓“超越”“跳出”产生的背景
毋庸讳言，国际上一些国家常有对中国在民主、新闻自由及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批评，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国内外学者甚至质疑中国政权“权为民所赋”的“合法性”问题。对此，一向到处力挺“中国模式”的张维为、宋鲁郑往往也难以应对，毕竟许多具体事实无法否认。每到此时，他们唯有用“转移话题”的方式搪塞之，难免尴尬。因为，连宋鲁郑自己也直接认为目前中国阐释“社会主义民主”的“官方话语体系”的确“无法自圆其说”，“既不能说服党内，也不能说服党外”，国际上也“无法认可”。（具体引文见下文）
怎么办？张维为和宋鲁郑想到了“创新理论”来解困，为宋鲁郑所言这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表述和现实背书。于是他们想到了“超越、跳出”。用宋鲁郑借介绍张维为《中国超越》等书时所说：“不仅要跳出中国共产党传统的话语体系，更要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即“民主-专制的两个维度”——你说民主吗？我不和你讲这个，我讲我的一套，我“超越、跳出”这个话语体系，我说“文明型国家”——于是，我们见识了什么叫“鸡同鸭讲”，这大约正是张维为想达到的效果。可是，张维为、宋鲁郑能“超越”得了，能“跳”得出吗？
二、张维为可笑的“超越”
在论及“中国模式”时，张维为的确对“民主”避而不谈，真的“超越”了。
他创造了一个并不新的“新概念”，解释制度安排时既不说民主，也不说专制，而说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型国家”，你能咋的？——这就是张维为的所谓“超越”。宋鲁郑与之一唱一和概括道：在张维为的《中国超越》里，“我们看不到西方‘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法，也没有(中共)官方的话语论述，而是实现了对两者的超越。”彻底避谈民主，宋鲁郑说这是“理论创新”。
然而，张维为的“超越”是可笑的，而且他绝对“超越”不了。
其一，“民主与专制”根本不是什么“西方两分法话语体系”的理论问题，而是中国和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由封建独裁专制转向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历史轨迹，是西方和东方各国实打实的政治选择，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民主政治逐步认同的历史过程。要“超越”它来谈政治制度的选择，那真是中共一向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了——因为即便中国从清末开始在民主政治的选择和建设上屡屡一波三折，但总的趋势毕竟还是在缓慢地走向民主共和——如何能“超越”（实际是回避）这样的史实？
单说中国，人所共知，清代老佛爷慈禧是最不愿搞君主立宪和民主的，专制独裁的皇权岂可动摇！可在堂堂大清帝国屡屡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屡屡被外国“长毛子”打得狼狈不堪，弄得慈禧几次落荒而逃以后，她和大清王朝头脑稍稍清楚些的官员也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深思：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开始认识到，Xian政或君主立宪在产生权力制衡的同时，却大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大大减少独裁专制容易出现的拍脑袋个人专断错误，故能迅速强盛国力而战胜专制独裁国家。于是，曾诛杀戊戌维新六君子的老佛爷也不得不有限地搞起了“预备立宪”以及继续“政左经右”的洋务运动，中国这才开始有了铁路、电灯电报电话等。当然，“大清祖制”即皇权至上是绝对不能动的。可如此小修小补的所谓改革，也还是没能挽救大清江山。张维为所言“文明型国家”之“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特质（加）现代国家”，其实在清末刚刚起步就完蛋了，其源盖出于假立宪小修小补，并未能触及体制弊端，专制独裁的癌肿依然在躯体里繁殖扩散，腐败照样猖獗。终于爆发辛亥革命，中国封建专制被推翻，民主政治开始在中华大地破土萌发。请问张维为 ，民主与专制的博弈、对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轨迹，还是仅仅就是一个什么“西方话语体系”的理论问题？
辛亥革命以后，中共依然将民主、平等、自由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并以此号召人民在蒋管区不断掀起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从而凝聚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革命，如此才有中共的胜利——请问张维为，这不是中共和国人的真实追求吗？这仅仅是陷入什么“西方话语体系”的问题吗？至今传唱的“红色革命歌曲”《延安颂》开头便是“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团结就是力量》至今依然唱响，结尾便是“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试问：如此专制与民主Xian政博弈和对决的历史发展，仅仅就是什么“西方话语体系”吗？所谓“西方两分法话语体系”难道不是伪命题？张维为、宋鲁郑的所谓“超越、跳出”难道不是别有用心的无视历史？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历史虚无主义？难不成执政党要把当年号召人民革命的纲领统统抛弃？那会是怎样的结果？
不说所谓西方，即便专制历史悠久的东方亚洲，虽然在民主政治上大多为1945年二战结束后起，但除少数国家，难道大多不也先后进入了民主或“半民主”政治建设与探索的历程？若无共识，亚洲近40个国家为何先后抛弃专制独裁政体而进入民主政治的探索发展路径？尽管民主探索仍时有反复和曲折，但那是实践问题，我们能说在价值认同上这些国家对“民主和专制”的优劣判断没有共识吗？谁能说“民主—专制”是什么“西方话语体系”？
所以，张维为、宋鲁郑的所谓“超越”和“跳出”，只是自设的伪命题而已，其实质和目的是想变着法子绕过他们一贯反对的民主政治核心价值，为现行体制的弊端做孤芳自赏、自欺欺人的背书与立言。如此而已。
其二，所谓“文明型国家”更是非常搞笑的说辞，谈不上理论二字。
稍稍读一读张维为相关大作便会忍俊不禁——所谓“一国四方”，其实就是避开一切现实中严重弊端所产生越积越多尖锐矛盾的现实，而片面罗列中国一切看似光鲜的一面稍加阐述，名之曰“文明型国家”罢了，连“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口最多、超大型国家”等都端上来了——然后，在其转弯抹角的片面说辞背后推送着这样的逻辑后承：休谈民主和什么“权为民所赋“，这是“西方话语”，俺不和你说这个，中国“崛起”GDP猛增就证明中国一切的合理性，我们还可以向世界提供成功的国家发展模式和经验，提供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这也叫理论？简直不值一驳。
张维为说：“《中国超越》主要探讨中国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别是对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超越”（见：张维为谈从《中国震撼》到《中国超越》: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表面看起来，张维为说的“中国模式”似乎包含政治、经济、科技、民生等多个要素，似乎堂而皇之。可张维为要超越的所谓“西方模式”其实主要是指Xian政民主这个模式的根本，因为在科技、创新、现代管理等等方面，我们从所谓“西方”那里实在已经“拿来”太多太多，不然何言“开放、引进”？
可就在如此背景下，在世界85-90%的国家都选择了Xian政民主、法治的大背景下，在即便后发的亚洲也不乏成熟、发达民主国家的事实面前，张维为还要佯装视而不见，动辄拿“西方”做由头说事儿，这是不是太没底气了？好像一说“西方”就会吓得国人不敢张口，这不是在忽悠小孩子吗？张维为何不直言——我就是要绕开讨厌的“民主”，看，我们不讲民主，照样可以崛起、GDP了得，还能超美，我们的模式（制度）就是好！就是好！“西方”已经没有优势了。——可是事实恰恰是：中国“后30年”在民主政治上的稍稍推进恰恰是“中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因素，张维为刻意回避了这一事实。笔者在《点评张维为“一国四方”论（2）》中已有论证，在此暂且不赘。
在张维为、宋鲁郑的逻辑里，似乎所谓“崛起”便可证明一切的合理性，这是何等苍白无力！“饱学”的张维为、宋鲁郑难道忘了——希特勒德国和前苏联乃至军国主义的日本，也曾经“崛起”得让世界瞠目，为何它们最终无以为继而呼啦啦一朝覆亡或惨败？历史再次证明了这样的真理：一个违反政治伦理、政治道德的政权或决策，不论它凭强权和欺骗怎样获得一时的发展或“崛起”，无以为继最终垮台是它的必然归宿，人类越是走出野蛮蒙昧而步入现代社会越是如此——大清帝国的覆亡，其实与希特勒德国的覆亡以及前苏联解体，内在逻辑并无二致。
张维为“超越民主-专制”话语体系的所谓“文明型国家”，如何立论？中国和世界近代由专制独裁转向Xian政民主、法治的历史发展事实，孙中山、毛泽东都曾断言：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这如何“超越”得了？张维为只不过变着法子绕开（超越）头疼的民主问题，而与世界实现“鸡同鸭讲”，最终达到为当前体制弊端立言、背书的目的罢了。 （上篇完）
（点击这里接下篇：宋鲁郑之“跳出”的危险与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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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7-01-20 编辑转发 / 2017-03-25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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