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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里展开：关于“大跃进”
“大跃进”：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政治、建设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毛泽东等人在建国及初期发展的面前滋长了骄傲、目空一切和急于求成的情绪，还企望着中国经济尽快发展起来，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取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地位而代之——这，导致主观意志决定论的唯心主义泛滥，无视客观规律，以战争的经验搞建设，听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对不同意见一概以“右倾”“右派”的罪名予以打压，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未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造成全国性灾难。 毛“急躁冒进”的原因，沈志华教授有基于档案与史实的有说服力的叙述与评析。（点击：浏览相关视频） “大跃进”是各行各业的“大跃进”。在工业上，典型的是全民“大炼钢铁”，农村则兴起“人民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运动，似乎共产主义指日可待。违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终致规律的惩罚，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巨大挫折，并直接导致波及全国的打饥荒，饿死数千万百姓。 除所谓“反右派斗争55万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中，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群众因为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或执行不力，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各种处分和打击，上至省长，部级领导，下至普通群众。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的氛围中，违背规律的“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它是“果”，而不是“因”。 如果说工业上的“大跃进”后来有了明显有效的纠正，而“人民公社”则只纠正了过激的“共产”因素，一直维持到毛去世及改革开放，才彻底终结。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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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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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锐· |
| 作者：李 锐 来源：《文摘报》(网络)等 获得信息时间：2004/08/19 本站编辑转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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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面提纲，可选择浏览： 三、 可悲的帮闲者和发动者 四、灾 难 |
三、可悲的帮闲者和发动者
▲ 可悲的科学家
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物理学家钱学森的文章，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文章说——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得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这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省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所以，只要我们有必要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P.49-P.50)
▲ 可笑的帮闲者和发动者
《红旗》杂志1958年第5期发表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其中以“高产卫星”为事例，来证明“粮食增产有限论”对自然界知识的“贫乏”（无独有偶，文章也引用了钱学森如上的文章）。今天看来，用违背自然界常识、人为制造出来的“奇迹”,去证明怀疑“高产卫星”者自然知识的“贫乏”，其中包含了多么深刻的讽刺意味！（【本站注】陶铸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折磨至死，未能躲过文革一劫，只因稍稍坚持了一点自己的想法，没有完全顺从江青与毛的旨意。）
陈毅在《广东番禺县访问记》一文（载《人民日报》1958年9月26日）中，写了他在四川和广东亲眼看到亩产百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经历”。陈毅说：“这块实验田像个苍翠的山冈，又像一幢幢绿色的楼房，雄伟的气势，远远就吸引着我。最初我还想，一亩田收获一百万斤番薯，该要插多少薯苗？插得下插不下，要长薯块，又往哪里长？到现场一看，一问，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陈毅还感叹道：“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我所到的番禺县普通乡村,这是我们国家的最基层。在这里所看到的种种变化,也就看到了中国六亿人民正在做着震惊世界的事情！”
作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对农业“高产卫星”更是欣赏备至。
在“卫星”竟放的高潮中，他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山东、江苏、上海等地，为各地的“高产卫星”兴奋不已。８月份，他在天津视察时曾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毛泽东感到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甚至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
毛泽东亢奋的心情溢于言表，这年七八月他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毛泽东是想在这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制造一个落后国家一夜之间走向富裕、变为强国的奇迹——这个奇迹，实际上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卫星”。他要让这个“卫星”在亚洲、在社会主义阵营腾空而起，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为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卫星”升空，曾一生同主观主义作斗争的毛泽东，这时却把人的意志看得高于一切，超乎一切。（P.58-P.60）
四、灾 难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大小小“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大饥荒！
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连续三年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 城乡人民的年平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406斤降为1960年的327斤，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下降了23.4％；植物油年平均消费量，由1957年的4.8斤降为1960年的3.7斤，下降了23％，其中城市人均消费量下降了31％；猪肉年平均消费量，由1957年的10.2斤降为1960年的3.1斤，下降了70％，其中城市人均消费量下降了78％。
饥饿首先带来的体力下降、营养不良和疾病滋生。
据卫生部1959年春天的一份报告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1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个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余人。死亡6700余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月至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余人，死亡681人。仅4月1日至10日一旬即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余人。
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余人。
（【本站补充】参阅《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人民网)、《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
关于肿病发生的原因,报告综合各地区的情况指出：
第一,口粮较紧。也有个别地群众误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一两以上（正常日需三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也有吃野菜而引起的过敏反应。
第二，食品种类单调，长时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
第三，去年患过肿病未根治，今年复发（河南省较多）。
第四，原患有慢性病（如钩虫病等）、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卫生部的报告远远不是完全统计，而且仅仅是1959年春的情况。但是，从报告的内容已经看出当时的缺粮及饥饿状况。
“大丰收”的1958年刚过，各地就发生严重的饥饿情况，人们不得已用多食盐、挖野菜的办法来抵御饥饿。但这些反而招致浮肿病，饥饿加疾病又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P75-P77）
▲ 数 字
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
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万至2700万。”【本站注：8年抗日战争，中国全国军民死亡、牺牲总人数约1800万人】
从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一文（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中说：“全国在1960－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319万。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2158万人 （见《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成瑞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 气 候
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18年间全国旱涝等级资料表：
| 年 份 | -2 度区(涝) |
-1 度区(偏涝) |
0 度区(正常) |
1 度区(偏旱) |
2 度区(旱) |
120个站总指 数 |
全国平均指 数 |
| 1954 | 41 | 29 | 26 | 16 | 8 | -79 | -0.658 |
| 1957 | 15 | 17 | 35 | 34 | 19 | +25 | +0.208 |
| 1958 | 20 | 37 | 35 | 30 | 8 | -21 | -0.175 |
| 1959 | 13 | 34 | 35 | 25 | 13 | -9 | -0.075 |
| 1960 | 14 | 21 | 33 | 44 | 9 | +11 | +0.092 |
| 1961 | 12 | 36 | 28 | 29 | 15 | -1 | -0.008 |
| 1965 | 6 | 9 | 30 | 34 | 41 | +95 | +0.792 |
| 1972 | 5 | 12 | 26 | 35 | 42 | +97 | +0.968 |
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区和1度区所占比例看，195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5，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57）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68页）。
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P.78-79）
▲ 人 祸
所谓“人祸”，就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整套“左”倾指导思想及其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这其中以浮夸、虚假为主要特征的“高产卫星”是一大“祸”。
1956的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将1962年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定为4800万担。
“高产卫星”开始之后，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帐，就将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分别提高到6000－7000亿斤和6500－7500万担。8月的北戴河会议两次提高这两个指标，分别为15000亿斤和15000万担，比第一本帐高出两倍和两倍多。
竞放“高产卫星”导致对1958年粮食产量一次更高的估计。8月份北戴河会议公报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7000担。10月份,谭震林在西安召开的九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说，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8000亿斤是肯定的，1万亿斤是可能的。
12月份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作了些纠“左”的努力，认为西安会议的估计有水份，在全会公报中打了折扣，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本站注】中央如此高指标任务压下来，下面不蛮干、不“浮夸”又怎么应付得了？稍稍埋怨、说点真话，就会被批友情保守……）
实际上，后来经过落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40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只增产了100亿斤。但是当年粮食的征购任务和人民生活，却是按照7500亿斤的虚假产量数字来安排的。（【本站注】这是造成农村大饥荒的重要原因，很多地方，农民交不出粮，便被当做“瞒产”“右倾”斗争，甚至到农民家里搜查存粮，强迫上缴征购以完成任务……）
1959年起，粮食实际产量连年下降，但仍按虚假产量数征购粮食和安排人民生活。一方面是粮食产量的低幅增长（1958年）和连年下跌（1959年以后），另一方面则是高征购，高销售。
1957年产粮3900亿斤，征购961亿斤，占产量的24.6％，属于比较正常的比例。
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征购1095亿斤，占产量的27.3％，这已经征多了。
1959年实际产粮3400亿斤，征购1348亿斤，占产量的39.6％；
1960年实际产量2870亿斤，征购1024亿斤，占产量的35.7％。
实际产量下降，征购却反而提高，一少一多，使农村留粮减少，由1957年的2940亿斤，减少到1959年的2052亿斤和1960年的1846亿斤；按人口平均的农村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409斤降到1959年的366斤再降到1960年的264斤——也就是说，到1960年，中国农民人均每天消费粮食才7两多(【本站注】这是“人均”，而在饥荒严重的地区是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即便“7两”，在没有什么其它食品的情况下，只够成人吃饱一餐。本站笔者大饥荒年月10岁左右，在城市，每月定量9市斤粮食，每天只有约3两，饿得起不了床，浑身浮肿，差点一命呜呼)。同一时期，蔬菜和肉类的生产也受到巨大破坏，人均供应量也大幅度减少。使人们的饥饿和营养不足更加严重。
这是放“高产卫星”形成的可怕链条：从定高产指标，导致各地发射“高产卫星”,搞浮夸，再到高征购、高销售，再到农民粮食被挤占，农民吃饭“瓜菜代”，到逃荒要饭，高发病率，直至饿死人，造成灾难！ （P.79-80）
(【本站注】参阅短视频：上要征购，下要“瞒产”)
▲ 例 证
安徽凤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
“大跃进”开始时,安徽凤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
1958年6月14日,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5000斤到10000斤到20000斤的水稻，亩产10000－20000斤再到200000斤的山芋，亩产3000斤的烤烟，亩产2000斤的玉米，亩产1000斤的大豆，亩产双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1958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9月16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凤阳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７万斤的卫星烟田，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可见，凤阳也争相放过“卫星”。
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阳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而导致的饿、病、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
1958年和1959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即国家征购任务）。
1959年卖的最多。因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年生产计划订到2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
1958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1959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12亿斤的指标,超过了1958年实收产量18266万斤的6倍,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两年来，实际收成情况是年年减产，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年实收产量比1957年减少1360万斤，却虚估为40500万斤，超过实产3.6倍。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年实收粮食18266万斤,除了三留外,只剩1180万斤；而我们却征购了7102万斤；特别是1959年，总产只有10960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而我们却购了5974万斤，结果就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安排。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两个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
我们认为，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卖过头粮，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见《凤阳县的两年来的经验教训——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8月24日）
1958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益增多。析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人。打溪河乡断炊得更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淮社40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营光实有200人到定远县讨饭。（《关于生救、副业多种经济、大办工业方面的文件》，1959年初）
1959至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门台子电港口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分已失去劳动能力。（陈振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亡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 。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82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打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死掉48人,占68.6％。
全县死绝的有8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
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无人而空了。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４户。
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
小溪河公社长溏大队赵庄子张玉璞家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
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
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陈振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 ……
作家王立新80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
“我问她:‘怎么能……？’
“她叹息道：‘饿极了……’”□ （P.81-85）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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