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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希圣 (1904~19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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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重的1957-1965”-历史人物与事件】 |
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镇反、反右扩大化 1950-1957 年间 安徽一省7年就有5万多人被处以极刑 |
| 作者：尹曙生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
| 作者：尹曙生 资料来源：共识网/中评网/新浪博客 等 本站编辑转载 （本页浏览:人次） |
【本站按】曾希圣——一位深得毛泽东信任的省委书记，一个有功有过或曰功过相抵的人。红军长征时他领导中央“二局”（即情报局）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提供了兜底信息保障，从此深得毛信任；1949年以后，主政安徽，大跃进期间紧跟毛，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大刮“共产风”，使安徽成为“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不同意见的大批同僚、下级、百姓打成“反党集团”或“反革命”无情镇压。在数百万人饿死而看清了问题的严重性后，又积极推行“责任田”或曰“包产到户”，七千人大会期间，被迫几次做公开检查，后“赋闲”，再到别处任职。 从曾希圣所做的“检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安徽的实际情况，管窥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百姓艰难困苦的处境，看到极左路线给国家和百姓苍生带来的灾难。（为便于阅读，本站适当增设了小标题和文字的突出显示，非原文所有。特此说明） |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多人参加，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于2月3日在安徽代表团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查。与会的安徽代表对他的检查非常不满意，向中央反映，要求继续开会，揭盖子，中央同意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安徽代表团被留下，继续开会。2月9日，在刘少奇亲自坐镇安徽代表团的情况下，曾希圣作了第二次检查。曾希圣的检查开头就说：“前一次检查（指2月3日检查——笔者），正如同志们所说没有放下架子，就是说没有拉下面子、脱掉裤子，主要是自己思想中的肮脏的东西没有勇气拿到太阳下面给大家看。这两天经过少奇同志的启示，经过柯老（柯庆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笔者）的谈话，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助，经过自己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对一些事情的回忆（有的可能记不清），我决心和党一条心，和少奇同志合作，和中央部门、华东局负责同志合作，撕下面子，放下架子，再做一次检查，把肮脏的东西讲出来，也可以说是对过去的曾希圣的揭发批判，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
§ 曾希圣的第二次检查
曾希圣第二次检查一万多字，内容是围绕安徽在大跃进时期主要是1960年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方方面面展开的。曾希圣在检查中说：“七月石关会议（指1961年7月在岳西县石关召开的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各地汇报1960年的死人数字（他不说非正常死人，而是笼统地说死人，死人有正常和非正常之分，石关会议各地汇报的是非正常死人数字——笔者）是二百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人”，“当时我和桂林栖、郑锐、邢浩（分别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秘书长、公安厅长——笔者）四人研究，他们说不要再核对，就这样上报吧。但是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提了一些疑问……结果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为一百一十七万多人，扣除重报数字九万三千一百六十八人，扣除了五九年死亡的四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人，这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这个数字决定由公安厅上报，并作为省委向中央上报的附件……另外，一九五九的死亡数字，没有上报党中央，这也是我的责任。”
对曾希圣检查的这方面情况我要做点说明。
1961年2月，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厅（局）于六月底前，上报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安徽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市）公安处（局）于4月底前上报公安厅，公安厅于5月汇总后，发现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公安厅长邢浩将公安厅汇总的全省人口数字情况报告曾希圣，并说准备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当即指出，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这么多是不可能的，可能是1959年人口基数算大了，死亡人口统计可能有重复，要求公安厅重新统计后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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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泽东视察安徽，曾希圣陪同…… |
公安厅把地、市公安处、局人口统计人员召到合肥，核实人口数据，结果和上报的数据吻合。公安厅长邢浩再次请示曾希圣，是否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回答说，等省委扩大会议开过后再报。于是省委在石关召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曾希圣就要求参加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汇报1960年人口数字，书记们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管辖的公安部门，索要人口数据，很快就报来了，经过会议秘书组的统计，书记们汇报的数据和公安厅一致，因为他们汇报的数据都是根据公安部门来的，不会有大的出入。这时已经是7月，过了公安部要求上报人口数据的限期。由于公安部催得紧，公安厅只好先派户籍科长将人口统计数据送到北京。正在这时，曾希圣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安厅汇总的数据，邢浩厅长当即指示公安厅治安处，通知户籍科长马上回来，把统计报表都带回来，对公安部说统计数据有重大差错，回去核实后再报。
从北京回来的户籍科长和几名统计员，在厅长邢浩带领下，吃、住在省委，修改统计数字，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完毕（应该说是造假完毕——笔者）。在修改时，要求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不能产生矛盾，要合乎“科学”，尤其是儿童、妇女死亡数字要尽量压缩，加大老人死亡数等等。最后得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是200多万，而是117万多人，经过曾希圣审阅批准，报告公安部。与此同时省委报告中央，把公安厅给公安部的报告作为省委报告中央的附件。
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5月12日，在中共安徽省委全体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为了防止政法机关滥抓滥捕，草菅人命，在会上郑重宣布与政法干部约法八章：
一，不准乱逮捕、乱拘留； 二，不准乱管制、乱监督劳动；
三，不准乱用侦察手段； 四，不准乱收容强制劳动；
五，不准刑讯逼供； 六，不准虐待犯人；
七，不准扣押申诉； 八，不准任意加刑。
同时指示公安机关要纠正在户口问题上的弄虚作假，正确反映户口信息。于是，安徽省公安厅于1962年11月22日至29日，专门召开全省户口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公安处、局的治安科长和户口统计员（户口归治安科管——笔者），水上、铁路公安处（局）治安科长和户口干部共98人参加。会议任务就是纠正1958年以来户口统计上存在的问题，真实反映户口、人口变动情况。会后公安厅在给省委和公安部的报告中说：“近两年来，在户口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教训十分深刻，特别是1959年冬和1960年春，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和非正常死亡，公安机关未能通过户口登记管理，全面了解情况，甚至有意篡改人口变动数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经过这次会议，把过去弄虚作假的人口统计恢复正常，结果显示：1959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34265037人，1960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30425058人，比1959年净减少 3,839,779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仍为 2,218,280人；1961年，安徽人口总数为 29,876,855人，比1959年人口净减少 4,388,182人。这组数据已经作为官方正式数据载入史册。
曾希圣检查重点是安徽省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他是如何弄虚作假、如何捂盖子、如何向中央封锁消息、如何对1960年中央检查组到安徽调查死人情况进行刁难、告反状，以及他的霸道的工作作风、对错误的认识、改正错误的决心，等等。检查结尾曾希圣说：“现在我深深认识到我的错误异常严重，我的罪过是还不清的，我唯一的决心是虚心倾听大家的意见，永远倾听群众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50年后，笔者读当年曾希圣的检查，认为他的态度基本上是诚恳的，在很多方面检查也是深刻的。但是因为造成了几百万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少奇代表中央宣布免除他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是完全应该的，就是宣布将他绳之以法，也并不为过。不要说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就是死亡几十万人、几万人，在和平年代，也是严重的罪过，就是撤职查办、追究刑事责任，有何不可？
同是饿死几百万人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向中央检查就比曾希圣深刻。吴芝圃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处理，我都没有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检讨交上去，毛泽东批示“不要再做检查了”。人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勇于承认，仍不失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值得尊敬的人。尽管曾希圣的检查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是这和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罪他。当时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当作旗帜，而安徽乃至全国发生的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都是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发生的。曾希圣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承认自己有罪，表示要戴罪立功，应该值得我们肯定。
§ 为何至今仍有人将曾希圣自己承认、唾弃的错误当“宝贝”？
而这30多年来，有些人却竭力美化曾希圣，把他自己承认犯的错误甚至犯的罪一笔勾销，把他自己早已唾弃的痈疽当宝贝来收藏，如果曾希圣地下有知，也会骂这些不肖子孙的。曾希圣犯的那些错误、那些罪行，难道不是和那些曾经一味地给他抬轿子、一味地吹捧他、指鹿为马的人密不可分吗？
笔者认为，曾希圣在第二次检查中最为切中要害的是这样一段话：“一九五九年大概是六月，张恺帆反映无为问题严重，我说你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又是无为人，你可以去处理，不久我到庐山，省委有个同志打电话给我，大意说张在无为解散食堂，当时我怕他搞出乱子，要张回来，并要宋孟邻（时任芜湖市委书记，无为属芜湖管辖——笔者）去调查处理。宋（调查后汇报）说无为有些问题，但不严重，我听信了他报喜不报忧的话，无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那时农村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如果无为盖子早揭开，从中吸取教训，安徽的问题就不会那样严重”（就不会饿死400多万人——笔者）。这是非常中肯的话。——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张恺帆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领军人物（毛泽东亲自起草相关批语——本站注），受他的牵连，仅无为县被批斗处理的干部、群众就有2.8万多人。而无为县最终饿死了20多万人。可是宋孟邻却由此升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教训难道不极为深刻吗？！（无为问题详见宋霖同志“张恺帆在1959年”一文，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本站注】亦可参见：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问题的批语》/1959.8.10.）
§ 曾希圣当年没有认识和检查的问题：反右、镇反更加扩大化
但是，对另外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曾希圣并不认识，没有检查，我感到非常可惜。
这就是1958年初他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春、副检察长李锐，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等，打成“右派反党集团”。这一案件株连中央直管干部33人，省管干部77人，政法系统被批判处理的干部3000多名，这为政法、公安工作“大跃进”，不断地用镇压反革命的手段，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残酷镇压毫无过错的人民群众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也为安徽饿死人火上浇油。笔者在《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再做些补充。
安徽的反右派斗争，在曾希圣的主导下，共划右派分子31,472人，是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使全省党内、党外精英受到重创。——曾希圣独出心裁，花样翻新，他将中央划右派的6条标准扩大为12条，增加6条，即：丑化党的领导，丑化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挑拨群众关系，反对农业“三改”，反对河网化。这12条标准，可以随意把一个人打成右派分子。
安徽的反右派斗争先是从文教界开刀的。首先是中共安徽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戴岳为首的16人被打成“文联右派反党集团”，占该单位编制43人的37%；接着，安徽文联党组成员、《江淮文学》副主编王影和文联党组成员、《江淮文学》副主编石青为首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省文化局以陈仲、张熙才、余建民为主要成员被打成反党集团。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在教育、卫生、科技部门展开，所划右派越来越多，斗争越来越残酷。仅省立医院和安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高级职称被打成右派的就有58人，占高级职称人员的39.5%。在3万多右派中，有25,137人是文、教、卫和科研单位的知识精英、科研骨干。近年来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曾希圣如何爱惜人才、求贤若渴，读了之后，让人喷饭。
……李世农等人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公安机关对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包庇和纵容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自首叛变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为他们开脱罪责，为他们免刑减刑，为他们翻案——他们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社论原文——笔者）。
这样的指控完全是颠倒黑白。从1949年解放到1957年底，安徽在镇反、肃反中不存在包庇和纵容反革命的问题，而是严重扩大化的问题。尤其是从1954年以后，在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把几十万不满意合作化的农民和工商业者打成新生的反革命、坏分子，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让我们从几组打击数据看看安徽是不是包庇、纵容了反革命、坏分子。安徽省在1950年到1953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共逮捕了110,164人，判处死刑32,876人，判处徒刑的49,332人，判处管制8839人,狱中死亡1410人（多数被刑讯逼供致死——笔者）,释放9259人（有一般历史问题，根本就不应该逮捕——笔者），逃跑64人，自杀26人，其余转外地处理。
为配合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在中央统一部署下，1955年开展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35,62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570人。这次镇反中被逮捕的大多数是对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满的农民和工商业者，被称为“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另外，安徽在土改过程中，共打击地主、恶霸63,610人，其中逮捕判刑27,551人，其中7,685名被判处死刑，判处管制的7334人，其余斗争后戴帽就地监督改造。在剿匪斗争中共打击51,061人，其中击毙2069人，击伤1380人，俘虏30736人，投诚16871人。从1955年开始的内部肃反中，查出反革命和坏分子14,635人，判处死刑的72人，判处徒刑的5855人，判管制、劳教、下放农村监督改造1370人，送外地处理的175人，自杀193人。
从1950年到1957年底前在这些大的政治运动中，安徽共打击处理了275,090人，其中有5万多人被处以极刑。
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战乱之后，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休养生息，可安徽打杀了这么多人，还说包庇纵容反革命，难道要把那些有些历史问题的人、对新政权不满发发牢骚的人都要赶尽杀绝不成？
其实早在第一次镇反中，就有严重扩大化现象。比如在镇反过程中，阜阳专区向省委报告说：自“双十指示”（指1950年10月10日中央下达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笔者）下达至1951年4月，在逮捕的人犯中，可捕可不捕的占捕人总数35%；砀山县将一般不法地主、地痞流氓乃至所谓“破鞋”（有男女关系——笔者）也逮捕起来。安庆专区报告说：桐城县将16名拟处死刑的人犯报地委审批，地委批示说，“仅看现有材料，不能判死刑，必须继续补查再报”。而公安局接到地委批复，未看批复内容，以为地委同意，当即将16人押赴刑场枪决。事后检查这16人有12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
霍山县不经地委批准，擅自枪毙只有反革命身份而无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犯9人。皖南地区对可捕可不捕的人基本上都捕了。1956年，在内部肃反中，有1700多人未经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擅自逮捕的。为此省检察院向公安厅提出，今后捕人应先办批捕手续，后捕人。这就成了李世农、杨效春、李锐“右派反党集团”包庇、纵容反革命罪状之一。
从1955年秋天开始，为了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开展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镇反，安徽省制定的镇反捕人数字是：1955年2.5万人，1956年4万人，1957年3万左右。由于时间紧迫，1955年捕人指标难以完成。所以省公安厅10月28日发出《关于统一集中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的具体实施意见》，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全年逮捕27611名反革命，超额完成任务。其中有1419人没有任何反革命罪行，有的只是家庭成分不好，有的对合作化有意见，说过牢骚话而被逮捕，且没有任何批准手续。检察机关提出补办手续，公安机关不得已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释放，为此曾经遭到李世农的批评。这就成了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的又一罪状。
（未完，点击：接下页）
【相关链接】
1、 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问题的批语》（1959.8.10.）
2、 略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唐正芒、胡燕）
5、 1955 年纪事之十四：冒进——“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
9、【搜狐大视野】“天堂”实验：中国第一公社兴亡录（记录与述评）
11、 林蕴晖教授主讲：1958 年的“大跃进”【历史讲座视频】
12、 林蕴晖著《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凤凰卫视/开卷8分钟】
13、 张一弓1980 年获奖小说：《罪犯李铜钟的故事》（纪实性小说）
14、【本站编辑】“人民日报”上的“整风-反右”历史记录（鉴赏“右派”言论）
【附】 【凤凰卫视·腾飞中国·建国60 年纪事】目 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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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5.04.19 编辑转发 2022-04-12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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