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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唯辛与他的肖像作品：王容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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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自“腾讯网”网 2014-08-10 文章】 |
文革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成立与终结 |
| 撰稿：范达人(原发《炎黄春秋》) 来源:“腾讯网”网本站编辑转载 （本页浏览:人次） |
【本站按】“梁效”是按毛泽东要求建立的一个“批林批孔”写作班子的笔名，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些教师组成，此笔名当为“两校”的谐音。毛泽东的联络员、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刘冰是“梁效”写作组的直接领导。但刘冰是受谢、迟压制的，范达人在本文末所附视频链接中介绍了这一纷争的具体情况以及毛、邓、江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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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1950年代末，谢静宜与毛泽东 | 迟 群 | 时任清华党委副书记 刘冰 |
在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被视为党中央声音的传达者和“毛泽东思想、意图的诠释者”——当时的段子“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既反映了党媒的“舆论一律”，更反映了“梁效”文章的权威性。
一、工字厅会议
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
它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10月。我记得，有一天，北大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通知我：“明天，你到清华大学工字厅去开一个会。这个会很重要。会议内容，你不要对别人讲，回来也不需要向我汇报。”这一番话使我感到奇怪，特别是无须向他报告会议情况。因为按照常规，他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应该把参与的一切活动如实地向他汇报，而且把汇报视为党性的表现。可是，这次却如此地反常，足以显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和神秘性。
第二天，我去清华工字厅参加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约十二人，北大、清华各一半。北大这边，有中文系的魏建功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哲学系的汤一介先生，研究马列主义的徐琳，北大政工组干部龙协涛，他最年轻，只有二十七八岁。我当时在北大历史系算青年教师，其实也已38岁。在清华那边，到会的有王世敏、王朝文、孙中原和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等六个人。
人到齐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静宜走了进来，并讲了话。
迟群说，把你们清华、北大的同志找来，是为了编一份材料。前一段，我们去林彪住处发现他有尊孔的思想，我们向上（指毛主席）汇报了，上头要我们组织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继续收集和整理林彪尊孔的材料。迟群特别强调此事要保密，不得向外人泄密。谢的讲话内容与迟群相仿。
文革中，毛泽东亲自抓“六厂二校”作为文革试点，其中的二校就是北大和清华。毛泽东派他的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干部，抓两校的试点工作，具体由迟群、谢静宜二人了解情况，传达指示，贯彻政策。迟群当时约40岁上下，原为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女，1935年生，1953年军委机要学校毕业，1959年起任毛主席的机要员。
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一事，迟、谢指定王世敏负责。王世敏，女，40岁左右，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员，后转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迟、谢在毛家湾收集林彪尊孔材料时，先在清华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小班子，其中有王世敏。一次江青提了几个有关历史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当时在场的王世敏反应敏捷，口齿清晰，对答如流，江青非常赏识，称她为“女状元”。
二、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 受到周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接见
我们这次参加会议的人组成了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会后不几日，王世敏将我们召集到北大俄文楼的一间教室内，展示他们已经找到的几条林彪尊孔材料。数日后，大家觉得现有内容太单薄，难以做文章，提出再去毛家湾（林彪住地）找一找，看看能否进一步发现一些林彪尊孔的素材。迟群、谢静宜向上面请示后，同意我们小组再去毛家湾查找。之后，我们一行十余人前往毛家湾，查找林彪尊孔的材料。
1973年10月中旬，我们第二次去林宅查找，发现了大瓷缸里林彪写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我们认为林彪尊孔的思想在此暴露无遗。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克己复礼”，要害就是“复礼”。根据杨荣国的说法，孔子的“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就是复辟西周腐朽的奴隶制，也就是复辟。因此，这句话便成为我们日后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中心。此外，我们还看到林彪的笔记本上记有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警句。
大约在1973年12月，我们第三次到林家大院，查找叶群书上的批语，发现有问题的，即抄录在卡片上。我主要查阅《史记》，摘抄了一些她尊儒反法的批语。最后，我们发现叶群的笔记本上记着林彪口授的“韬晦”二字。
根据在毛家湾收集到的材料，我们开始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
经过一个多月日夜苦战，材料编妥。它以对照格式编就，即将孔、孟和林彪的言论进行对照，然后加上标题和一段按语。具体写作方法是大家先讨论，然后一人执笔写成。
当时我年轻气盛，在前辈面前不知谦逊，往往由我概括而成。例如材料的第一个标题：“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按语“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０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写下了以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的大事。”
1974年1月，我们又到林彪住处核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所引用的原文。
材料编出后的一天，江青要谢静宜去看她的女儿李讷。谢说，我最近很忙，在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江青得知后，当即索取了一份。接着，王洪文、江青将此材料上呈毛泽东并附信说：“主席：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它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样简明扼要的材料。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毛在信上批示：“同意转发”。
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1月24日，江青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干部会议，由迟群、谢静宜宣讲这份材料。次日，又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干部万人大会，周恩来总理主持，参加大会的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纪登奎等党政领导人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大会还是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在迟群、谢静宜宣讲材料之后，江青在主席台上问编写材料的班子来了没有。
我们这些汇编材料者均非机关干部，全是北大、清华的教员。因此，当时无一人在场。迟、谢立即通知北大、清华党委，要他们迅即将编写材料的人送到首都体育馆。周总理表示没有将我们请来开会是他的疏忽。小汽车立即将我们中间能够找到的人送到了体育馆会场。周总理说这个材料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编得很好。大会结束后，中央领导人在休息室与编材料者一一握手，集体接见。
三、“梁效”的内部架构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表后，我们开始写批判文章。自此，批林批孔材料小组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该组后来常用笔名“梁效”。
“梁效”有三个头头，即李家宽（原八三四一部队文书科科长，当时是北大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任大批判组党支部书记；实际负责人；宋柏年（原为北大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王世敏分任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名义上，“梁效”还有一个党支部委员会，除李、宋、王三人外，周一良、汤一介、范达人、杨克明、王朝文和卢振义均为党支部委员会委员。
清华大学电影放映员卢振义作为工人代表参加支委会，含有“掺沙子”的意思。
支委会不常开会，大批判组支部的领导工作均由李、宋、王三人负责。他们三人的直接领导是迟群、谢静宜——谢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接受指示。
三位头头下面，又分成两个大组：材料组和写作组。
材料组组长汤一介，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当时有十余人，其成员主要是原先参加编写批林批孔材料的人，除周一良、汤一介二位先生外，还有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等人。
我是写作组组长，负责撰写批判文章。为了加强写作组力量，又从北大、清华增调了一批笔杆子。他们是：杨克明（哲学系教师）、叶朗（哲学系教师）、孙庆升（中文系“文军”写作组长）、胡经之（中文系教师）、朱耀庭（历史系教师）和清华大学李润海、张德等人。另外，抽调了一些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如中文系的卢永麟、哲学系的穆少安和历史系的马朝军。写作组约有十五六人。
由于形势发展，后来写作组又分成几个小组。历史组由我负责，主要写史学方面的文章，如评介秦始皇、孔丘、农民起义等；哲学组由杨克明负责；《红楼梦》组由胡经之负责。
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由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中国文学史教员孙静负责，其任务是注释诗词，供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参考。注释组有时还要将诗词译成白话，以便工作人员先理解诗词含义，然后给毛泽东诵读。为了加强力量，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后来又从中文系调来林庚教授和吴同宝先生。
“梁效”后期，据说中央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需要查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著，由于他们不可能去阅读全文，因此专门从北大经济系调来王俊宜，要她在《资本论》等书的重要段落下面划红线，标重点。此时，除少数人作注释和划线外，其他人全并到写作组，主要任务转向写文章。当时写作组发展到30多人，比较庞大，为便于工作，分成九个写作小组，直属李、宋、王领导。每个小组各有侧重，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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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写作小组：
范达人小组侧重史学 钟哲民小组侧重政治 叶朗小组侧重哲学
胡经之小组侧重《红楼梦》研究 徐琳小组侧重马列主义理论
孙庆升小组侧重文学 梁英明小组侧重政论与国际问题
汤一介小组侧重哲学史 孙静小组侧重文学史
九个写作小组长均是些“笔杆子”，大多数是教师，唯钟哲民例外，他原是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政工干部，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粉碎“四人帮”后，“梁效”有两个小组被称为“尖刀班”，我和钟哲民均拥有“尖刀班长”的头衔。可能由于我们两个小组出手的文章比较多些，加上“态度不好”，因而挨了更多批斗，吃了较大的苦头。
九个小组，每组三至四人。
我们这个“尖刀班”最后仅三人：陈先达、何芳川和我。
“梁效”后来还做了些与大批判无关的工作。例如，全国各地有不少人给中央写信，其中一部分群众来信就转到了“梁效”，由我们摘其要点，综合上报。这超出了“梁效”作为大批判组的职责范围。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说“梁效”不仅是一个写作班子，也是一个秘书班子，此话不无一定的道理。
另外，江青还曾要“梁效”做过一件与大批判毫不相干的事。一次，江青到新华印刷厂，不知怎么疑神疑鬼，认为新华印刷厂有特务，有人收集她的情报，她将此事告诉了迟群、谢静宜。他们便派宋柏年两次去新华印刷厂调查。最后宋柏年否定了江青的疑惑。
“梁效”最后的成员有：
李家宽/北大党委常委 宋柏年/北大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
王世敏（女）/清华大学哲学教员 马栩泉/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教员
王朝文/清华大学国际共运史教员 龙协涛/北京大学政工组工作人员
卢永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田余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员
史国衡/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叶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卢振义/清华大学电影放映员
孙中原/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 孙庆升/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员
孙静/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员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员
陈先达/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哲学研究所教员 吴同宝/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员
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 李润海/清华大学国际共运史教员
陈熙中/北京大学留学生汉语教研室教员 周一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郁龙余/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 张正钊/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教员
范达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 洪兆龙/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员
张世英/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杨克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林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根/清华大学化学系教员
罗祥文/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员 张德/清华大学教员
赵齐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钟成勋/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员
胡经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钟哲民/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常文保/北京大学政工组工作人员 梁英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员
穆少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魏建功/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授、北大副校长
在上述成员中，知名度高的有魏建功、周一良、张世英、史国衡。冯友兰是“梁效”顾问。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梁效”若有事，便到冯府请教，例如，《孔丘其人》写成后，就曾派人登门征求冯老的意见。
“梁效”成员均由党组织选调而来，个人无任何选择权，不像“文革”初期加入群众组织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
这一组织最初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后来用了许多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笔名是“梁效”。
为什么取“梁效”这一笔名呢？记得在1974年初，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当时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笔名。他说如果报刊上经常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文章，有点不大好。
姚将其意见通过《红旗》编辑告诉了李家宽，李向迟、谢作了汇报。迟、谢同意用些笔名并说这样可以使人感到有很多人参加大批判，而不仅仅是两校。
于是，后来一些分量不太重的文章便用笔名。用什么笔名呢？在一次会上迟群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个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
当时，迟群对我的建议未置可否，李家宽等人倒同意用这一笔名。后来，“梁效”竟成了我们的主要笔名，人们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一名称渐渐淡忘。国内外索性将这一组织称为“梁效”。如社会上广泛流传“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有人还用“写梁效式文章”的语句，讽刺他人。
“梁效”在组织纪律性方面，要求甚为严格。大批判组内编写什么材料、撰写什么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组内与此事无关人员谈及。基本上是各干各的，互不通气。除非需要，才在较大的范围内讨论。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1974年中共中央第一号文件向全国下达以后，我们搬进了北大朗润园北招待所。从此，这里便成了两校大批判组的办公地点。
此楼原为专家招待所，专供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专家到北大讲学和学术交流时下榻，楼内装饰较为高雅。大批判组的中、青年成员均在此食宿。每人一室，写作组占用了一层楼。二楼除李家宽和宋柏年外，多数为材料组占用。三楼住着王世敏等少数女同志，偶尔迟群、谢静宜也在三楼小住。二层与其他楼层相比，戒备更为森严，因为搁置了许多材料。闲人不能随便入内，会客只能在一楼客厅。大楼门边设有传达室，昼夜有人值班，这座灰色的大楼的确笼罩着一层神秘的云雾。
中青年成员每日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时间工作，非常紧张。唯星期六晚可以回家，星期日晚则必须返回驻地。有时为了赶写一篇文章或准备一份材料，甚至连星期日也要加班。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每人每月自交10元，公家每日补助4角钱。两者相加每月约22元。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而言，我们的伙食相当不错。早餐有稀粥、豆浆、油饼、鸡蛋等，中、晚餐均为一荤、一素、一汤，夜间加班则有馄饨、包子等夜宵。逢年过节另有丰盛的会餐。
四、一 段 清 闲
在“梁效”期间，我们写了很多文章（部分重点文章的写作情况可参见《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一度很是风光。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梁效”的人感到迟群有点情绪低沉，且到“梁效”的次数明显减少。什么原因，大家均不得而知。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方知原来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关于组阁问题有过一场很激烈的斗争。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曾有自己的组阁方案，江青曾提议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部长。后来，他们的组阁计划落空，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当时，我们对内情一无所知，只感到迟群不大高兴，不那么活跃而已。
1975年3、4月间，姚文元借毛主席的话，反复强调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这时候，“梁效”内部传达了江青在4月3日、4日、5日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她指出，经验主义是主要的危险、是当前的大敌，是党现在的最大危险，应该加以批判。“梁效”写文章时亦加进反经验主义的精神，例如有的小组起草批判“因循守旧”的文章时，便尽可能地把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融入其中。所谓反对经验主义，当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有经验的人，指向文革前担任领导工作的“走资派”。这一点是明确的。
但过不多久，反对经验主义问题似乎不再有人提倡，仿佛上面已经“刹车”。传说毛主席对此有批示。后来，我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新华社有一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姚文元审阅后上呈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要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一项主要内容。
毛主席看后于1975年4月23日在上述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毛主席的批示，特别是“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那一句，显然是针对江青和当时党内的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样的消息对“梁效”封锁，当时，我们无人知晓。
尽管毛主席4月的重要批示未向我们传达，但是，我们仍然感到气氛的变化。
“梁效”从4月份起开始萧条，大家没有什么具体任务，有点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撰写一本秦始皇传记。大家赞同我的提议，并提出赴西安参观秦陵、兵马俑，进行实地考察。可是，李家宽不同意我们去西安，而要我们去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参加一点社会实践，不要整天关起门来写文章。
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接触社会，大家都很乐意。与东城区联系后，我们小组到一个做医用手套的乳胶厂劳动。劳动期间，我们应邀参加了东城区“学理论、谈心得”大会。此外，还参加了几次由东城区委为我们组织的座谈会。在这种会上，我们一般只听、记，不发表任何意见，不随便讲话，比较小心谨慎。
在乳胶厂劳动时间不长，仅三周左右便告结束，重又返回“梁效”住地北招待所。之后，便进入7、8月北京最为炎热的季节。可是，“梁效”却处于冷冷清清的状态。当时，我们有一种“断线”的感觉。因为，以往迟群、谢静宜不时地到“梁效”来，常带些上边的精神，而现在，他们很少来，几乎见不到他们的人影，我们没有上边的精神，岂不就像断线的风筝。过去我们的文章经常见诸报端，且往往是头版头条，而现在很少有人约稿，我们这些人空前地清闲。我常以游泳消遣。
有一次，在北大游泳池，碰见我们系一位同事，他得意地说：“你们现在没什么事儿了吧？不写什么文章了吧？”我觉得他的话有点不大入耳，便告诉他：“《红旗》第八期不是发表了我们一篇《评林彪的卖国哲学》吗？”他说：“那是你们以前写的稿子，你们的存货。”
此时，校园内和社会上已议论纷纷，“谣言”四起。传说毛泽东对江青有所批评。毛泽东就电影《创业》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过去，我总以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所说的就是毛的想法，现在看来并不尽然。“梁效”中大部分人在听到社会上的种种传闻后产生了许多疑惑，比较突出的是一位写作组小组长。他私下流露出对江青的怀疑，后有人向上汇报。迟群、谢静宜得知后强调：“梁效”内，不能有人怀疑江青，否则就要立即调离。但是，后来不知何故，此人并未离开，仍留在“梁效”。
上述萧条状态持续了相当一段日子。在此期间，我们就学学理论，读读马列，倒也自在。
五、评《水浒》
1975年春，“梁效”来了位中年女性。她与我们一起用餐，但不与人接触、交谈，偶尔只与谢静宜说上几句话。此人是谁呢？她就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卢荻。她是1931年生于东北辽阳，解放前曾在北大中文系攻读，后到解放区；1954年起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后，转到北大中文系。
当时，毛主席已年迈体衰，行动不便，走路需人搀扶，昔日畅游长江的风采已成历史。眼疾更使他备受困扰。他备有两副眼镜，一副只有左腿，另一副只有右腿，供其侧卧时使用。这样看书，时间一长，十分疲倦，对一位耄耋之年的病人尤甚。因此，需要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人为他侍读。经过筛选，最后选中了卢荻。
卢荻先到“梁效”呆了一段日子，由谢静宜向她介绍毛主席的有关情况并交待注意事项。1975年5月26日，卢荻进入中南海，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卢荻回忆，1975年8月13日，她就如何评价《水浒》问题，请教毛主席。
她之所以就此发问，是因为1974年《北京日报》约北大中文系写一篇评论《水浒》的文章时，希望点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一实质。当时，学术界对此反应不一，分歧很大。毛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上讲的。接着，他谈了对《水浒》的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廿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前面。”
上述评论，姚文元当日获悉。他立即致函毛泽东，内称主席所提的评论《水浒》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建议将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评论《水浒》的文章。
毛泽东收到姚文元的信后，当天批示同意。
江青于8月下旬，召集会议。她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一百多人讲话时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江青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谢静宜将此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并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当时，上述情况未向我们透露。
在此期间，《红旗》第9期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称：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当时作了反击。9、10月间，他在部分省委书记会上反驳道：“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我认为毛主席与卢荻关于《水浒》的谈话可能属于文学领域之事，但他圈批姚文元拟在全国范围内评论《水浒》的建议就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具有针对性，其矛头指向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
在毛泽东同意印发姚文元的信后，沉寂了一段时日的“梁效”重又活跃起来。
“梁效”写了不少评论《水浒》的文章。我们小组撰写并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投降主义的赞歌——评〈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另一题为《林彪与〈水浒〉》。
在撰写上述文章期间，“梁效”又从北大中文系调来几位对《水浒》比较有研究的人。我记得其中有吴同宝先生，他有时参与文章的起草，有时参加文章的讨论，向我们提些中肯意见。他用吴小如的笔名写过不少文章，是文学史方面的一位专家。我在北大读书时，曾听过他作的题为“怎样欣赏京剧”的讲座。他边讲边放梅兰芳、程砚秋等人的唱片，讲得有声有色。粉碎“四人帮”后，他与我们一起接受审查，其实他到“梁效”的时间很短，且又主要做注释工作。
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传达后不久，“梁效”成员均赴大寨参观去了。
这次活动是应大家的一再要求安排的。在半山腰处，我们见到了郭凤莲。她梳着两条辫子，穿一双布底鞋，挑着一副箩筐，准备去田间干活。郭与我们一一握手后简单寒暄了几句。我们兴致正浓时，迟群、谢静宜给李家宽打来了电话，通知“梁效”班子立即返回，说有任务。我们只得怏怏地打道回府。 （未完，接下页）
下页内容：
六、想离开“梁效”； 七、“梁效”的终结；
八、从严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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