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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腾讯网”网 2014-08-10 文章】

文革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成立与终结

撰稿：范达人(原发《炎黄春秋》)  来源:“腾讯网”网本站编辑转载 （本页浏览: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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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宽和王世敏在“梁效”内曾有过一次信任危机。

大约在1976年4、5月间，宋柏年召开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全体成员大会，对李家宽、王世敏两人的工作作风进行揭发、批判。迟群、谢静宜也参加了此会，并支持大家对李、王二人的批判，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大批判组，回原单位工作。

那天，我正好回家，没有参加那个批判会。事后，有的同志向我简要介绍了会议情况。李、王二人调离后，宋柏年担任“梁效”主要负责人，东语系的郁龙余和中文系的孙静进入领导班子。北大党委书记、原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王连龙和北大党委常委魏银秋得知此事后，认为处理欠妥，强调即使李、王二人工作作风或其他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但政治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不应调离“梁效”。迟、谢考虑了王连龙和魏银秋的意见，两三天后，又将李家宽和王世敏调回大批判组并官复原职。

1976年春，我的妻子从波兰回国休假。为便于工作起见，她希望我同往华沙。我也想乘机离开“梁效”。我向“梁效”领导打了报告，要求随妻赴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请调报告先交给李家宽，再转送迟群、谢静宜。出乎意外的是，“梁效”党支部、校党委和迟、谢一路绿灯，旋即获准。当时，我以为领导通情达理，照顾我们夫妻两地分居呢。粉碎“四人帮”后，有位头头告诉我，迟群生怕我把“梁效”的情况泄露给外交部，曾几次说：“让范达人走吧！”由此看来，我的请调报告正中他们的下怀。不过，我并没有调成，在等待的过程中，就赶上了华国锋下令查封“梁效”。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覆灭。但我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到10月10日我还不知道这些情况。

当日正好星期天，晚上我从家里返回“梁效”的途中，走到北大哲学系的路口，天已经黑了，组织组的一个副组长刘隆亨，碰见我，说你还去上班？我说是啊。他说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我说没有啊，你听到什么消息？他说迟群、谢静宜篡党夺权，搞阴谋，被抓起来了。我心里一震，说怎么就这样抓起来了？这两个是我们直接的领导啊！

我将迟、谢被捕的消息告诉了自己写作组的成员，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事情会有多严重。

半夜12点，我们都睡觉了，灯光很亮，很多吉普车、摩托车，军队把“梁效”住地包围起来了。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头。一个为首的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中央下令查封“梁效”，你们马上离开，只能带洗漱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我们灰溜溜地走出了“梁效”住地。

从这时开始，“梁效”成员受到严厉审查，写材料，交代问题，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我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1976年10月中旬，正当我们在写揭发、交代材料之际，历史系一些教员和学生，一边喊口号，一边敲着锣，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红二楼下游斗李家宽、王世敏和魏银秋。李家宽的脖项上挂着“梁效”头子的木牌，王世敏则挂有“江青的女状元”字样的牌子。魏银秋因为来自八三四一部队，因此，胸前牌子写的是“通天人员”。

由于文革初期我有挨批斗的经历，因此，当时的心情并不紧张。这一天似乎还讲政策，并未把我揪出来，尽管我在“梁效”的位置比较突出，罪名不可谓不大。

可是，好景不长，之后，我被批斗过多次，曾被北大理科的学生和年轻教员揪斗过，也被历史系揪回系斗过几次，既有大会，也有小会。

后来，清查组的火力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斗争逐步升级。从此，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原先，除开会学习和写交代材料外，其余时间无人看管。此时则不然，平时我不得随意离开红二楼。我的妻子受到牵连，突然从驻外使馆被调回。虽然对我不断施压，但过了一段日子，清查组大失所望，认为我并未交代出什么要害问题，而态度甚至比以前更坏。1977年3月，在全校批斗大会上，北大革委会副主任黄辛白宣布对我和杨克明实行隔离审查。随即，清查组派来两个人进驻我的房间，实行24小时的监视。外出打开水，有人跟着；去食堂用餐，有人盯着。不许我与任何人交谈，当然更不准回家。

隔离审查一段时间后，我认为该交代的问题均已和盘托出，再也写不出什么新内容，于是，便索性不再考虑此事，自学起英语来。

后来，为我建立了一个专案组。尽管特地为我的专案组调进新人，增强兵力，软硬兼施不断地审问我，但对我这个“堡垒”仍难以攻克，无甚收获。此时，北大历史系某些人特地在“梁效”受审楼内，贴出一墙大字报，洋洋数千言，对我进行全面系统的“揭发和剖析”，与专案组内外呼应。

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罪行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除北大师生员工外，还有国务院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和兄弟院校等32个单位的代表。整个体育馆座无虚席，少说也在万人以上。首都体育馆的主要设计者和建筑师是周一良教授的九弟周治良，因此，周先生在其自传中戏称其弟为兄建造了“耻辱柱”与“审判台”。

中午，“梁效”全体成员先被拉到北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然后，大会组织者下令，从中挑出15名左右“梁效”骨干，等候批斗。鄙人荣占首席，第二名是钟哲民，后边如何排列，难道其详，因为禁止我们东张西望。乐黛云在其自传中说，发现她的丈夫汤一介站在第四位上。这15名骨干基本上是“梁效”组长以上成员，外加我们写作小组的两名成员何芳川和陈先达。进入体育馆会场后，我们15名“梁效”骨干低着头，排成一字形站在体育馆中央示众。据说，台上还站着迟群、谢静宜、王连龙、魏银秋、郭宗林、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

这次大会的重点之一，是对我——“梁效”骨干分子，作为从严发落的典型，进行批斗。1977年12月31日《新北大》校报报道：“×××同志严厉批判了范达人卖身投靠‘四人帮’，炮制大量反党黑文，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邓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行径，并鉴于范达人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实际情况，强烈要求从严处理。这一要求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坚决支持。”

随后，党委副书记韦明代表校党委宣布决定：“范达人在隔离审查期间，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老实交代反党阴谋活动，经北京市委批准，决定范达人由公安机关监护审查。”

此次大会还宣布对一名“梁效”成员从宽处理，他就是林庚教授。林先生是著名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老教授，到“梁效”没有几天，专做诗词注释，没有任何问题，将他作为从宽对象，实在是荒唐可笑。

这样，这次万人大会，又称之为体现党的政策的宽严大会。

宽严决定宣布后，就在万人大会上，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在许多学校和各界代表面前，我被公安人员押解出会场，上了一辆囚车。此时，车内已有一人等着我，他就是我的专案组长。由于好奇心驱使，我抬头向车窗外张望，公安人员厉声喝道：“你不要看，坐下去，坐下去。”我被迫坐在车内地板上。约半小时后，囚车在一座旧式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大门传达室值班人员首先收缴了我的手表、钥匙、人民币和粮票等随身物品。然后，由一名牢卒领着我往里走。他打开一扇又一扇铁门，阴森迫人，令人毛骨悚然。后来进入一个过道，牢卒令我站住等候，他去询问值班人员，究竟将关在哪个号子。此时，一名剃着光头的犯人把我招呼到他的小号子前，我问他，这是什么地方。“半步桥监狱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他低声回答。我不由地噢了一声，弄清了自己到了何处。

在狱中，一次，我看到了文革期间北京大学的文革主任、大名鼎鼎的聂元梓。此时的她头发花白，行动迟缓，昔日“光采”荡然无存。我从牢门的小孔中，还看见过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的头头李冬民，小伙子剃光了头，时不时与牢卒争吵。看到狱中有这么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懊丧情绪稍稍减缓，我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

在监狱里呆了一年零十九天后，1979年1月17日下午，我走出了大墙，结束了牢狱生活。

我出狱后，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对我进行系统揭发和批斗的×××当面向我表示歉意。据说，当时北大党委要历史系出一人在大会上发言，互相推来推去，最后找到了他。这位发言者到专案组看了我的材料，认为现在材料不过硬，不足以说明我问题的性质，而党委领导却鼓动他：“这事由党委负责，你就这样发言吧！”

说到当时的北大党委，我想到一位副书记，他原是中央团校负责人，后调任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兼“六五三”分校校长，粉碎“四人帮”后，负责清查“梁效”。在清查中，他极力按照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定下的基调，向我们施加压力，令我们老实交代。一次在俄文楼召开的对“梁效”成员训话会上，他厉声吼道：“范达人，你那篇文章（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如果贴到天安门广场去，你就是反革命，你就会被抓起来！”后来又在一次会上，他指责我们歪曲历史，说什么“史书上明明记载拥护武则天的人只有八千，你们为什么要写六万人？”当时，我心想是你把史实记错了。对他的训斥，我均沉默以对。

1979年，我出狱后，曾为我问题的性质一事找过他，一进客厅，见他正在阅读《资治通鉴》。他看到我，显得非常热情，说了一番颇为通情达理的话。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有才能的，是北大的精华，进入“梁效”是由当时的组织上调去的，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努力发挥作用。

若干年后，他已到中央某一单位任职，一次游览长城时，与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不期而遇，当得知其中有我的儿子时，态度十分亲切。这位副书记对“梁效”成员的态度，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全文完）

上一页内容：

一、工字厅会议； 二、“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三、“梁效”的内部架构； 四、一段清闲

五、评《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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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6-03-09 编辑发布 / 2021-04-18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