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经历如此九死一生炼狱般的磨难，王容芬还是王容芬！
——阅读了这些资料、文献，笔者似乎已经能勾画出一个很清晰的王容芬了——然而，“王容芬印象”决不是到此为止的，因为只有了解了王容芬获得“改正、无罪释放”以后的所做、所想、所说，我们才能完成对“王容芬印象”的完整建构……
以下仍摘选自戴晴、洛恪的《女政治犯王容芬》——
我终于无罪释放(1979年3月)。妈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只想找点书看，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
拒绝经济接济/不要上户口 但我总得吃饭。我不愿接受补助、接济，法院发给我生活费，外国语学院给我助学金，全都拒绝了。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1小时2.5元。为上户口的事，又和派出所吵了一架。不是他不给我上，而是我拒绝上，因为他在“何处迁来”一栏填了“释放”两个字。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什么叫释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怎么不是释放？”我说：“那‘无罪’呢，你怎么不填？”他说：“管你有罪无罪！”我不要户口了，后来法院出面劝我，才又上的。
无单位敢要我 当时，外国语学院不接受我。我已经33岁，还是他们的学生么？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工厂，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一看档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我报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着手铐的时候学《资本论》的心得,凑成一篇挺象样的经济学论文。
13年牢狱 德文并没丢 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但在外校、外院养成一种习惯，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外语环境”——除了刷牙、睡觉，嘴就不许停，无论出操上课，甚至看球赛、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噜着，说梦话、记日记全用德文，整天咕噜，象个疯子，这叫童子功。
刚进监狱，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我也没办法。忽然一天，远处流氓打架，听得清清楚楚。我特别兴奋，赶快练口语，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有了报纸以后，一边看一边翻，整版一字不拉。十三年没断过，连铐背铐的时候，都用德文想事儿。
…… ……
毋庸讳言，有很多人经过反右运动的整肃，经过文革的磨难，已经精疲力竭，原来的“棱角”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粉碎“四人帮”,许多冤案得以“改正”或平反,他们重获新生，赢得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但是，原来知识分子的那种善于独立思考的性格和锐气消失或消失了很多，更不用说什么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探索与创新,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许多人开始躲进小楼成一统,养花养鸟——当然,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并无法对此有任何微词,人非圣贤,岂能都为豪杰?
然而，也还有许多人秉性难改，他们不仅无法盲从于某种自己不认可的思想观点，而且也不避讳正大光明的表达出来，继续履行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似乎越是经历过炼狱般磨难的越容易如此，这又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对此我们还是可以历数出一些人的，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王容芬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她以行动向我们展示出来的——
据一位叫方心田的网友在他的博客中的记述：1981年，她被古道热肠的的费孝通先生推荐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她成为著名的研究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思想的专家，译介了大量德文社会科学名著，为中国知识分子开阔眼界，在方法上提供着启迪思想的武器。学者傅国涌就曾说：“我最感兴趣的是王容芬译的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其中只有《以政治为业》、《以学术为业》两篇讲演，而我常常把其中的一些话当作格言，抄在日记本上。”1989年6月,王容芬前往德国定居，迄今依然勤奋著述。 |
